德語媒體：歐盟應對中國的匯率政策進行反擊

（德國之聲中文網）《商報》評論稱，按照國際通行的計算方法，人民幣匯率已經比合理水平低了30%之多。在此背景下，中國出口的增長速度約為全球貿易增速的兩倍，而歐洲在全球出口市場中的份額則在不斷下降。這篇題為《歐盟應對中國的匯率政策進行反擊》的評論寫道：

“與此同時，中國的進口卻近乎陷入停滯，增速甚至低於國內需求的增長。這也正是貨幣被嚴重低估的表現：出口因匯率被人為壓低而快速增長，進口則因匯率原因而顯得過於昂貴，因此增長緩慢。

歐洲和德國在同中國的貿易中，也深受人民幣匯率過低所帶來的沖擊。德國對華貿易逆差已暴漲至900億歐元，而2020年以來，歐元區對華貿易的逆差也增加了兩倍之多。

造成這一局面的原因之一是，德國物價非同尋常的快速增長：2021年和2022年，先後受供應鏈緊張和能源危機的影響，德國工業產品價格一度上漲了50%。

這一外因造成的成本上漲令德國受到嚴重沖擊，而中國卻幾乎未受影響。其結果是，同2020年初相比，考慮了歐元與人民幣匯率變化之後，德國工業產品的價格今天已比中國產品高出40%。

其結果正如預料的那樣，德國從中國進口的越來越多，而中國從德國的進口量則越來越少，因此，德中貿易逆差一直在持續擴大。

這對外匯市場會產生怎樣的影響呢？我們本應增加對人民幣的需求，以便支付進口商品。而隨著對人民幣需求的增加，人民幣的匯率本應隨之增高，畢竟並沒有其他因素遏制人民幣匯率提升。然而，事實卻是，人民幣非但沒有增值，反而略有貶值。這也就說明，中國並沒有讓市場發揮作用，而是在借助國有銀行對人民幣匯率進行極不透明的操控。

基於上述原因，德國不得不承受著近40%的成本劣勢，而這也正是我們在全球範圍內不斷將市場份額輸給中國的重要原因。

德國聯邦銀行的數據顯示，自2019年以來，在德國最重要的出口市場上，中國份額增加與德國份額減少之間存在著明顯關聯。”

《商報》評論指出，毫無疑問，德國丟失市場份額的部分原因是中國的制造業確實取得了進步。但經合組織的一份統計顯示，2005年至2023年間，中國全球市場份額增長中約60%，都可以歸因於中國的工業補貼政策，如果再加上中國政府人為壓低人民幣匯率的因素，那麼，中國迅速的市場擴張中，真正屬於公平競爭的因素就所剩無幾了。

”現在，歐盟是時候進行反擊了。歐盟應推出補償性關稅，專門應對扭曲市場的行為，以便為中歐雙方提供公平的競爭環境。上述關稅只針對那些威脅歐洲本土企業的中國進口產品。

實施補償性關稅既不是推行貿易保護主義，也同特朗普肆意施加的關稅毫無關聯。它更是一種捍衛貿易秩序和公平競爭的政策工具。

鑑於當今世界並不存在一個能夠遏制中國扭曲市場行為的全球性競爭監管機構，因此，補償性關稅實際上是一種替代性的競爭政策工具。”

應對人民幣實施《廣場協議》？

周三，在中國大連舉行的夏季達沃斯論壇上，中國總理李強駁斥了有關“中國沖擊2.0”的說法。《法蘭克福匯報》報道稱：

“德國總理默茨此前曾公開表示，中國貨幣的匯率被低估了大約20至30%，他要求重啟所謂《廣場協定》，以便促成人民幣升值。疲軟的貨幣能夠降低出口產品的價格。人民幣升值將使中國出口產品變得昂貴，進而降低中國的外貿順差。1985年，美國、日本、德國以及其他國家就美元貶值、日元和德國馬克升值達成所謂《廣場協議》。而按照北京的說法，這份協議使日本陷入了‘迷失的數十年’，該國一直在同通貨緊縮和增長乏力作鬥爭。但中國對《廣場協議》的解讀並非沒有爭議。

中國總理李強在其達沃斯夏季論壇的講話中明確表示，北京不會理喻歐洲有關中國貿易順差的批評。他表示，中國產品競爭力的關鍵是科技創新，而不是有些人猜測的那樣，源自政府補貼，中國政府也沒有那麼多錢提供補貼。然而，西方國家則普遍認為，政府補貼是造成中國外貿順差的主要原因。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的估算，直接補貼、稅務優惠、低息貸款以及土地優惠等中國產業政策的規模約佔中國國民生產總值的4%。

德國工業聯合會主席萊賓格（Peter Leibinger） 上周接受《法蘭克福匯報》采訪時警告說，不應當將質量、補貼以及被低估的匯率混為一談。他表示，的確存在著不公平競爭，歐盟也必須對此做出回應。但迄今為止，歐盟的行動總是過於遲緩，並且缺乏針對性。萊賓格同時也表示，中國已經成功地復制了德國模式，即創新與技術相結合，生產出高品質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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