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漣專欄：川普為何不喜歡章家敦的「崩潰論」

今年4月與7月，美國總統川普兩度批評《中國即將崩潰》一書的作者、多年來堅持「中國崩潰論」的章家敦，認為「他的涉華言論總是太消極，就像天快塌下來一樣，純屬危言聳聽，根本不是事實。」如果認為這只是總統川普不喜歡美國中國研究圈的崩潰論，那就大錯特錯了。在他兩任總統期間，他已經對中國研究學界實施三輪降維打擊，美國始於1963年成立香港大學服務中心時發韌、歷經兩代學人共建的中國研究圈在前兩輪打擊中先後出局，章家敦代表的「崩潰論」只是第三輪。

川普兩個任期對中國學的兩輪降維打擊

美國的「中國研究圈」（通常指中國學／漢學及當代中國問題研究領域）跨越了人文學科、社會科學及各大智庫，據北美核心學術組織與權威基準調查的資料，在高等院校中能夠獨立指導博士生、主持重要中國研究專案的核心教師和資深學者大約在 1,300人左右，分佈在諸如布魯金斯學會、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蘭德公司等頂尖智庫，以及國防和情報部門專門從事中國政治、經濟、軍事和戰略評估的實務派研究員，約有數百人，這個對華政策圈主要分為兩個派別，一個是擁抱熊貓派（Hug panda），支持對華合作與接觸政策，強調中美合作在全球化中的積極作用。這個派別曾在中國研究界占壓倒性優勢，其中不少人是中國非常歡迎的「美國友人」。另一個是現在的鷹派，柯林頓時期叫「屠龍派」（Dragon Slayer），布希期間改稱為熊貓避險派（panda hedgers），主張對華強硬，遏制中國發展。

川普2017年上任之後，開始強化外國代理人登記制度，與中國合作的各種項目都在清查之列。2018年美國對華貿易戰開打，同年美國各機構陸續推出的各種報告大都涉及的一項指控——中共用利益收買代理人。在美國華府政壇內部的巨大壓力之下，2018年11月29日，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等三家機構在華盛頓共同發佈《中國影響和美國利益：推動建設性警惕》報告，簡稱《胡佛報告》。數十名研究中國問題的美國學者參與了該報告的撰寫，詳述中國對美國各重要領域進行影響滲透，大舉操弄美國政府、大學、智庫、媒體、企業和僑界，希望借此阻斷美國對中國的批評、以及對台灣的支持。該報告承認一整代學者對中國作了誤判，但堅持說這是出於認識問題，並非因為利益收買，這一說法是讓擁抱熊貓派在中美關係的舞臺上體面離場，該派從此陷入困境並集體式微。我曾在2018年12月至次年1月的上報發表過《2018年：中國緣何失去了美國？》系列，其中詳細介紹了這一事件。

第二次降維打擊發生於2025年5、6月間。2025年5月23日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NSC）全面精簡政策落地，其產生的人事震盪一直延續到6月。據媒體披露， 白宮在5月精簡了超過100名NSC工作人員，其中包括了大衛·菲斯（David Feith）和黃之瀚（Alex Wong）等多位元核心中國事務專家。在5、6月的批量解雇中，中國事務組那些從國防部、國務院臨時借調專家（Detailees）被取消了白宮通行許可權，強制打包返回原單位。從此，川普總統將全美所有涉及中國的政策與行動，統一交由白宮政策副幕僚長斯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來跨部門總協調，不再依賴職業官僚或傳統的「中國通」，以便實施「大交易路線」。

對中國專家的解雇不僅發生在白宮。2025年7月，美國國務院（State Department）在國務卿盧比歐的主導下，同樣解雇了大量精通中文的對華競爭專家，並關閉了專門研究南中國海與印太安全的辦公室，導致大批資深外交官一夜之間失業。

川普兩度批評《中國即將崩潰》一書的作者章家敦，認為他的涉華言論總是太消極，

川普需要的中國專家是「精算師」

章家敦因2001年出版《中國即將崩潰》（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一書成名。書的主要論點是：中國體制內部千瘡百孔，加入WTO之後的短暫繁榮是迴光返照，幾年內必崩潰。雖然他預期的崩潰日期被多次推遲，但鷹派認為他對趨勢的預測是正確的。他本人並不在智庫或政府智囊團隊工作，川普以總統之尊，為何要公開怨懟一位非官方的民間時事評論者？其間原因，川普說得很清楚：

一，章主張封殺TikTok，川普說自己的排名在TikTok上總是第一，這個平台在2024年大選中對他起了極其重要的助選作用，章家敦要求封禁這個平台，等於斷他流量。

二 ，川普現在與中國正在談大交易：在中國市場上，美國能賣多少大豆、能談多少關稅；這一交易成果在美國能換多少選票。一個馬上就要崩潰的國家，談成交易有什麼用？退一萬步說，戰勝一個即將崩潰的國家，於川普又算什麼戰績？

川普通過關稅戰已經領會到「中國這個專制國家雖然飽受國際詬病，但它絕不愚蠢」，對中國這架不斷自我進化和修補的威權機器的生命力有所感知，因此自認他最懂中國與習近平。他不是學者，也不想探討中國的未來與過去的歷史。在中美關係上，川普完全放棄了民主VS專制二元 敘事的傳統路線，「大交易」（Grand Deal / Grand Bargain）路線成了他在第二任期內處理中美經貿關係的核心戰略邏輯。

這一路線的本質是：將關稅與全面制裁作為極限施壓的籌碼，通過個人化的政治威信與直接談判，跳過官僚體制，尋求與中國高層達成涵蓋能源、農產品、芬太尼禁運、關鍵礦產乃至地緣政治利益交換的「一攬子超級協議」。因此，他要的是這類中國研究：中國這個交易對象有多大價值？如果值得交易，那麼中國手中有什麼籌碼？美國手中的籌碼是否能夠壓中國一頭？在他看來，瞭解這些，就能踐履他那交易的藝術。

既然如此，固守傳統政治意識形態、堅持「不計代價與華徹底斷絕往來」的專業官僚不符合他的需要；將中美關係定義為不可調和的「新冷戰」，追求產業徹底脫鉤和地緣對抗的鷹派，也不符合他的要求，他必須換上務實主義的交易班子，比如美國貿易代表詹姆森·格雷爾（Jamieson Greer）等高度務實、完全服從總統個人意志的執行者。

簡言之，當外交關係被重塑為以「利益交換」、「交易籌碼」和「單邊絕對收益」為核心的商業談判時，白宮的核心需求也隨之轉移，白宮需要的就不是分析地緣政治中長期走向的戰略家，需要的是各項交易的「精算師」，即具有精算思維的談判專家。這類人比傳統的外交戰略家更能契合川普的執政訴求。

傳統外交追求「雙贏（Win-Win）」或「構建國際秩序」，川普的「大交易路線」追求的是「美國優先」的絕對優勢。以與中國的談判為例，川普需要的「精算師」，需要在談判中運用極致的槓桿運用與「極限施壓」定價（Leverage Engineering），識別與製造籌碼，比如利用關稅壁壘、科技出口管制、安全保護傘等作為槓桿，迫使對手在談判桌上做出實質性讓步。還得根據總統在Truth Social的表態領會意圖，在談判中通過釋放極限施壓的信號，測試對方的底線和痛點，從而在雙邊交易中實現美國利益的最大化。這些人還必須擅長在談判中加入嚴格的核查機制、懲罰性關稅觸發條件和日落條款（Sunset Clause，關稅政策中的自動終止機制），以確保交易對手方無法輕易違約或「空手套白狼」。

川普今年5月訪華期間達成了一項重要成果，就是雙方同意成立美中貿易委員會與美中投資委員會以管理經貿關係，目前正在籌備階段，估計川普會挑選精算師們加入這兩委員會，以求能夠最大化地追求短期和局部的商業利益。美國不少批評者對此的看法是：外交政策往往需要長期穩定性、戰略互信和同盟體系的維護。國家關係畢竟不同於商業合同，過度的「精算師」思維可能會帶來戰略短視的風險——例如因過度計較眼前得失而破壞了長期的地緣政治格局，或因反復將核心盟友當作籌碼而削弱了美國的全球領導力根基。

※作者為中國湖南邵陽人、作家、中國經濟社會學者。現今流亡美國，曾任職於湖南財經學院、暨南大學和《深圳法制報》報社。長期從事中國當代經濟社會問題研究。著有《中國：潰而不崩》、《中國的陷阱》、《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大揭密》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