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安法後香港治理中央化 學者：跨境鎮壓外溢、壓縮協商動員空間　

在香港《港區國安法》實施後，香港已從地方治理議題，轉變為區域安全與國際政治的重要觀察窗口。多位台灣學者指出，香港正邁入「高度警察化與去反對派化」的新常態，治理模式明顯中央化，跨境鎮壓現象浮現，制度協商空間急遽收縮，社會動員條件亦與過往大不相同。

東海大學政治學系、亞洲政經與和平交流協會24日舉辦「香港的現況與轉化」座談會，邀集政治與社會學界學者，從制度設計、人口流動、問責邏輯與海外港人網絡等面向，剖析國安法後的香港轉型。與會者普遍認為，2020年香港國安法實施後，中央權力全面介入香港政治制度，原有「一國兩制」下的策略模糊與彈性空間快速消退。

香港已完全不見容異議聲音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特聘教授何明修指出，香港已進入「高度警察化與去反對派化」階段，反對黨、學生會與自主工會難以存續，「香港已不再是可以容納異議的城市」。他並強調，香港角色出現歷史性轉變——從百餘年來革命者與流亡者的匯聚地，轉為政治領袖流亡海外、在境外延續倡議行動的輸出地。

「跨境鎮壓」成為觀察當前香港的重要指標，部分流亡者對引渡、監控與滋擾高度警惕，甚至規避特定航線與公開場合，顯示國安法效力已外溢至境外空間。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主任王維邦則從教育流動與人口結構變遷切入，指出近年港澳學生申請來台比例上升，部分家庭明確將台灣視為長期移居選項，反映香港社會對未來不確定性的回應。他並對照在台烏克蘭學生處境，指出離散群體即便離開原鄉，仍承受戰爭、威權或政治壓力所帶來的情緒張力與身份困境。

愛國者治港改變問責邏輯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鄭祖邦以養老院火災事件為例指出，事故後未見明確政治問責，引發外界質疑「香港是否比中國更缺乏問責」。他分析，部分海外評論認為香港既失去原有港式問責機制，也未出現中國式官員連帶處分，形成治理真空。

然而，中國式問責本質服務於維穩，而非公民責任政治。在「愛國者治港」框架下，政治可靠度高於治理績效，官員對上負責重於對下回應，問責邏輯已然轉變。不過，他也指出火災事件中仍可見公民自發互助，顯示社會韌性並未完全消散。

台灣韜略策進協會前秘書長吳建忠則從中國治理演變談起，指出胡錦濤時期曾出現地方問責與政府創新獎勵機制，但當前香港法律邏輯已轉向「可定罪優先」模式，若法律不足以定罪，便修法使之足以定罪。他並提及台灣出現港人遭潑漆與騷擾案例，雖屬刑法輕罪，卻具有明確政治訊號與心理威嚇效果，對離散港人與台灣公民構成壓力，呼籲建立更完善通報與安全機制。

香港社會已難再見大規模動員

香港研究學會秘書長梁啟智則以地理學「尺度政治」概念分析指出，「一國兩制」原為中央與地方權力分配與協商的制度安排，其核心在於模糊與彈性的邊界，保留政策談判空間。九七回歸後，香港在經濟、金融與部分公共政策領域仍具策略模糊與操作彈性。然而2020年後，中央對香港的制度介入全面強化，原有尺度協商空間急遽收縮。他指出，隨著中國對自身國際地位信心提升，並將香港更多視為國家安全的一環，中央對地方放權誘因下降，香港轉型某種程度上反映中國國家戰略定位的改變。

至於香港社會是否仍具再度動員可能，學者們則回應指出，後國安法時代並非靜止，而是轉型過程。社會韌性可能以低度、隱性或海外形式存在，但重回大規模街頭動員的條件已顯著改變。與會者普遍認為，香港已不再僅是城市治理問題，而是牽動兩岸關係與全球民主價值走向的重要戰略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