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Jimmy Brainless：沒有人是孤島，我們都是整體的一部分
德國之聲：歡迎來到德國 Jimmy！Brainless這個名字背後有著怎樣的想法？
Jimmy：首先現實層面上，Jimmy這個名字對我來說是一種“保護”。你可以頂著一個名字做你想做的事而不必擔心之後從事完全不相關事務時被人一眼認出來。其次是因為書裡涉及不少政治議題，我也不希望因為我寫了這些內容，而讓任何人陷入麻煩。
Brainless則是“打破期待框架”。太多人說：“我最聰明、最優秀、最厲害，來買我的東西，選我。”於是我反而覺得，反其道而行之就會很有意思。我叫“沒腦子”，這種顛覆感讓讀者浮想聯翩：這人真像他名字說的那樣“沒腦子”嗎？
還有一個原因也很重要：名字往往會立刻帶來標簽和歸類。比如，“穆勒”，人們會聯想 “德國人寫台灣歷史”；大家馬上就會帶著既定立場去閱讀。 而Brainless就像一個“幽靈”，你不知道它背後到底是誰。這種不確定性，我覺得很有意思。
德國之聲：這本書的主人公的兩位祖父分別在台灣和奧地利生活，不同的文化和時代背景。恰好你也是在兩地生活過，哪裡對你的影響更大呢？
Jimmy：其實主要是在奧地利長大，但我經常回台灣。正因為我在奧地利待得太久，很多事情都變得理所當然；反而在台灣，一切都讓我覺得“哇，原來是這樣做的”。
在台灣，很多事情都像是例外狀態，每一件事背後都有故事。我會不停地問：為什麼要這樣？為什麼這一天不能做某件事？我覺得在台灣，有太多故事，也有太多行為背後的原因，是我至今還沒有完全理解、學習完的。
我的思維方式確實是非常受歐洲影響的，這一點我在台灣的時候也能明顯感覺到。 比如儒家思想。你問我喜不喜歡？我會意識到：我其實並不太符合那一套。像是對父母的“孝道”期待——孩子要給父母買房、要承擔很多照顧責任，有一整套“好孩子應該怎麼做”的標准，包括服從、結婚、生孩子、自我犧牲。
這些都非常“亞洲”。而我會覺得，這對我來說有點太過了。我是在奧地利長大的。當然，我對父母很好，但我心裡是有一條界線的。
德國之聲：你對台灣“尋根”的興趣，是突然出現的嗎？還是一直都有？
Jimmy：我在兩種文化之間長大，有時會覺得既不完全屬於這裡，也不完全屬於那裡。而我發現，台灣似乎也在這種“介於兩者之間”的狀態中掙扎：與日本的關系——既復雜又微妙；與中國大陸的關系——充滿緊張局勢，以及來自中國方面的威脅。。這種“搖擺的身份”讓我想起自己。我在奧地利長大，卻受台灣家族影響很深，那種“來回被撕扯的感覺”，讓我對台灣的身份議題產生了強烈興趣。
德國之聲：說到“身份拉扯”，有明顯感受到的心態和思維方式的差異嗎？
Jimmy：我有個非常個人的經驗。如果你在台灣說：“我現在的工作不太喜歡，我覺得不舒服、不快樂。”你經常聽到的回應是：先顧生存吧，這份工作收入不錯；想想未來，撐一下就過去了；不要總是聽自己的情緒。在教育和職業選擇上。很多人選擇念一個自己其實並不感興趣的專業，只是因為成績夠好、符合社會期待。即使不快樂，也承受著來自家庭的壓力，至少要把這條路“好好走完”。
所以我感覺在台灣，人們更容易先接受一種社會角色？ 他們更少從“我自己想要什麼”出發，而是思考：我在社會中扮演什麼角色？別人會怎麼看我？於是往往重點落在學歷和頭銜上，而不是你真正做了什麼喜歡的事。在奧地利，我比較少看到有人明明不想讀，卻還是硬著頭皮讀一個專業。
德國之聲：所以與家裡親戚交流成為了寫書的第一手資料？
Jimmy：我是從叔叔的故事開始的。他講的一些故事太離奇了，我覺得如果不把它們記錄下來實在可惜。後來我又和更多親戚聊起這些故事，發現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版本、不同的角度。於是我開始更系統地采訪。問題越來越多，視角也越來越多。我覺得這種視角的差異非常迷人。我當時就覺得，太有意思了，如果我繼續問下去，問得越多，版本越多，還會引出更多新的故事，就像一個漩渦。
後來，我於是開始研究台灣的歷史，因為我發現自己其實對這些幾乎一無所知。我們家裡也從來沒有人主動談起這些。
比如我只知道外公會說日語，但從沒問過他為什麼會。直到後來了解歷史，才恍然大悟——那是因為殖民時期，他必須上學、被迫學習日語。 就這樣，我一點一點被帶進去了。就像拉著一根線，越拉牽出來的東西越多，也就有了更多想繼續拉的線。
德國之聲：采訪獲取故事的過程對你有什麼啟發？
Jimmy：我學到的一件事是：“感知永遠是主觀的。”同一個事件，不同人能講出完全不同的版本。所以重要的是：讓所有這些版本並存，而不是相互排斥。
其次我開始學著去分辨信息的來源和緣由：比如某個人為什麼這樣說，是因為他政治上傾向國民黨？還是因為他成長於那樣的環境？所以這其實是一個持續的警醒過程。我必須謹慎地處理所有信息，不能簡單化、不能一概而論。我要不斷權衡，這些信息我該如何理解、該賦予它多大的權重。
德國之聲：故事越來越多，於是有了小說的構想？
Jimmy：後來我也慢慢意識到，這本書並不只是關於我自己家族的故事，而是逐漸變成了許多家庭共同的故事。
我和經歷過日本殖民時期、白色恐怖時期的見證者聊過，他們的經歷不斷加入進來，早已超出了我自己家庭的範圍。所以我很清楚，這不是一本“家族史”或“尋根記錄”，而是一部小說。
書裡寫的，其實是一種很多台灣家庭在那個時代都可能經歷過的家庭史——它從一個非常私人的層面，轉變成了一段公共的歷史。
德國之聲：家庭內部對比如“台灣的歸屬”有爭議嗎？
Jimmy：通常一談到政治，大家都會吵起來。但這是少數不會引發爭吵的話題。政治上來說，我覺得他們非常堅持台灣應當保持獨立，或者說維持現狀。當然，這也牽涉到一個很現實的問題：如果宣布獨立，在國際政治上就會變得非常復雜，尤其是和中國之間的關系。 所以他們的立場是：有強烈的獨立意識，但也非常清楚這種獨立必須發生在什麼樣的現實框架之內，避免升級、避免沖突。
德國之聲：你母親當年為什麼會想從台灣飛到奧地利？或者說，是“逃離”台灣嗎？
我母親那一代，在學校裡曾經有軍官駐校，檢查頭發剪得夠不夠短，手帕有沒有放在規定的口袋裡，制服合不合身，早上升旗時有沒有一起唱歌。 對我母親來說，那也是一種荒謬的經歷。那是一段她沒有親身參與政治選擇，卻被強加進生活的歷史。
像“反攻大陸”這樣的理念，是她學生時代非常核心的主題。作文裡永遠是：蔣介石一定會成功，我們會重新成為一個強大的國家。 那是一個童年時期被灌輸的宏大敘事，而孩子們心裡會想：這到底和我有什麼關系？
德國之聲：所以書裡主人公的母親幾乎是寫實嗎？
Jimmy：我覺得這裡需要區分一下。在書中，女主角的母親之所以想離開，是因為她覺得儒家文化的框架對她來說太過狹窄。 她是家中最小的女兒，處在家庭等級結構的最底層，幾乎所有人都可以對她指手畫腳，受到非常多的干預和控制。她想要逃離的，其實是這種儒家式的束縛。
所以對她來說，能去任何一個可以念書的國家都好。後來之所以去了維也納，是因為她當時已經學過一點德語。 並且我覺得，映射的其實是當時一整代女性已經隱約意識到了的這種結構性的不公平。
德國之聲：為什麼選擇小說，而不是自傳或紀實？
Jimmy：小說這種形式，為我提供了一種距離。它讓我可以在保護自己的同時講述故事，也讓讀者有空間將自己投射進去。
如果是自傳，讀者只會關心：“這是不是你？”“這是你祖父的真實經歷嗎？”而小說能讓故事脫離“我本人”，成為一個可以被他人認同、進入的世界。
紀錄文學對我來說又太干了。而幻想、隱喻、象征——比如水窪——是我非常享受的寫作元素。在一個家庭裡，往往同時存在好幾個版本的歷史敘述。 我並沒有決定哪一個才是“正確版本”。借助“水窪”這個意象，我可以讓所有版本同時存在。有些版本來自現實，有些是我補寫、虛構出來的。但它們都“可能成立”。
德國之聲：小說裡西蒙的祖母是一位遺體修復者，為什麼會選這一角色？
Jimmy： 我被這個職業吸引，是因為它存在於法律與倫理的灰色地帶。 在台灣，嚴格來說，這種遺體修復行為甚至可能被視為違法。但人們依然這樣做，只為了讓死者在告別時恢復“生前的樣子”。 無論事故多嚴重——墜樓、火災、車禍——他們都會盡力修復遺體，只為了那一刻的告別。 這些人多半是志願者，沒有報酬，也不具備正式醫療資格。但那種投入、專業與尊重生命的態度，讓我深受觸動。
在奧地利，如果遺體難以辨認，棺木通常會直接合上。而在台灣，人們堅持讓家屬“再看一眼”。這是一種非常人性的、溫柔的堅持。
德國之聲：歐洲和亞洲文化在家庭關系上的不同對小說主人公的發展有何影響？
Jimmy：在台灣，“家”通常意味著一個大家庭，彼此照顧、關系緊密。 在奧地利，尤其是城市裡，更多是核心家庭，祖父母不再同住。 在我的小說中，“家”既是一個物理空間，也是一個情感儲存體。在台灣，家的關懷往往通過食物來表達：“我給你做了這個”，“我排了半小時隊給你買了最好喝的珍珠奶茶”。這是含蓄卻真摯的愛。
在台灣，祖先崇拜佔據非常重要的位置。家中會設有祭壇，逝者在日常生活中仍被記念。 許多家庭仍然幾代同住，為了照顧年長的父母或祖父母。 這種親密關系，對小說中第二部的主角西蒙影響很大。 他一開始在維也納承擔著照顧祖父母的角色，後來疏離，再從台灣回來，重新思考自己在家庭中的位置。 他也會對比：在台灣，這樣的照護是理所當然的；而在奧地利，更多是“各過各的”， 把照護交給外部人員。
他必須問自己：我能為祖父母付出多少， 才能既照顧他們，也不犧牲自己？而當他逐漸了解祖父母並不完美的一面，這種認知又會如何改變他們之間的關系？
德國之聲：寫作這些內容時，你害怕過嗎？
Jimmy：不是害怕在台灣坐牢。但我很清楚，有些內容是有爭議的。 比如關於白色恐怖。我在大量訪談和研究中發現，許多證人的說法彼此重疊、相互印證，這不可能是數百人同時“編造”的結果。
當然，也有人會試圖淡化這段歷史。比如有人會用一個比喻來合理化暴力：“本來只是想打死一只蒼蠅，卻不小心打到了蝴蝶。” 但正是用這種方式，酷刑、監禁、殺戮被合理化了。
在我的書中，我呈現了不同視角，但對白色恐怖、對威權統治與壓迫，本身是明確的批判。
德國之聲：這與你的政治立場有關嗎？
我並不是為了“政治表態”而寫台灣。我只是覺得，台灣的歷史——日本殖民、白色恐怖、威權體制——並不是孤立的。
這些事情，在世界各地以不同形式不斷重演。如果我們仔細看，就能學會警惕，也能更理解事情為何會發生/反復發生。
德國之聲：除了寫作，是不是還做音樂？另外第三本書也在路上了嗎？
Jimmy：是的，音樂有時是工作，有時是興趣。我有一支兒童歌曲樂隊，也在維也納的 Radio Orange 做廣播節目，主要是詩歌節目，很多孩子會投稿。
去年我暫時停下了音樂方面的工作，以完成第二本書的最終定稿，不過今年將會推出新專輯，並舉行音樂會。第三本書也在醞釀中。我寫得很慢一些，但希望寫得好。前兩本書花了我六七年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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