抖音帝國：TikTok夾在中國與美國之間的商戰野心
早在2020年封控之前，張一鳴的直覺就告訴他，字節跳動若真想走向全球，就不能那麼「中國」。美國人不會相信會有哪一家中國公司能夠獨立於中國政府，因此他開始將核心營運轉移到有「亞洲瑞士」之稱的新加坡。新加坡以億萬富翁聚集地、寬鬆的稅制結構和政治中立而聞名。一鳴在當地購建伺服器來備份美國TikTok用戶的資料（這樣就不用存在中國），並著手招募數百名員工，開始經營設在這座城市的區域營運樞紐。
到目前為止，TikTok只是字節跳動眾多應用程式中的一個，雖然十分重要，但仍然是北京「程式工廠」中央系統的一部分。帶領抖音和今日頭條的人，與帶領TikTok和TopBuzz的是同一批人。這些以相同技術為基礎的產品都在同一個屋簷下，由一群高階主管決定要打造什麼功能，發展哪一條業務線。
但一鳴曉得這套體系必須改變，原因有二。第一點是資本主義：一鳴就像美國科技業執行長一樣，想打造大到足以超越單一國家政治、文化和司法管轄限制的存在。但第二點則是政治：中國政府在2017至2018年的整改把張一鳴打得措手不及。如果完全在中國以外提供字節跳動的產品，說不定可以保護這些產品和他的公司，免受中國監管不可預測的衝擊，並實現他在2014年的無國界網路願景。
還有第三個原因，那就是組織安排上要務實。字節跳動如今在多國幹大事，但這些國家對公司的行動各有期望，卻又相互衝突，有時候甚至是法律上的衝突。公司面臨一項不可能的任務，必須持續向本國的中國共產黨表忠，同時向印度和美國這兩大非中國市場的政府保證，說自己並未效忠中國政府。
在中國，當局經常要求今日頭條和抖音向用戶推送政宣內容，包括愈來愈多與COVID相關的假訊息，散播關於美國的謊言。在印度，憲法保護言論自由，但不一定保護新聞自由，政府在2019年曾暫時封禁TikTok，理由是據稱該平台推廣「淫穢」內容，導致TikTok出重手審核，從該國刪除了超過六百萬支影片（印度政府後來才解除了禁令）。美國和印度官員都擔心這款程式可能會被中國拿來大外宣。
各國政府期望各不相同，中國想要大量審查，美國則完全不想要，印度則時不時想來一點審查，但又對中國抱持懷疑態度。至於其他市場，像是蘇丹、沙烏地阿拉伯、印尼，聽話通常只是為了不惹當權者生氣。一鳴以前就面對過專斷的政府怒火。但如果字節跳動能夠在二十個、三十個、五十個市場開展業務，總不可能所有市場同時對他下手吧。
2020年初，字節跳動在海外面臨最嚴峻的政治危機，就是西方媒體報導該程式審查政治言論的新聞。對一鳴來說，TopBuzz沒有受到關注簡直是奇蹟，但這個平台被智財權的質疑所包圍，用戶快速流失。TikTok就沒那麼幸運了：在祖克柏對TikTok開炮之後，愈來愈多立法者將這款程式視為中國威脅日益增長的象徵。
儘管美國政府的怒意開始累積，一鳴仍進一步深入美國市場，簽署了最大的新資料中心租用合約，地點就在北維吉尼亞的「資料中心廊道」。在COVID封城之前，字節跳動在洛杉磯成立了華麗的新美國總部。
TikTok洛杉磯辦公室的實體空間就像蘋果、Google和臉書等美國科技巨頭的園區，提供矽谷等級的奢華辦公室福利，像是免費的現點美食餐廳、烹飪課程、健身房、乾洗、美髮、私人教練和營養師。
偏偏COVID來得不是時候，害得TikTok洛杉磯總部頭兩年唱空城計。員工在家遠距上班，還經常遭遇文化衝擊。字節跳動許多技術文件是用中文寫成，只有粗糙的機翻英文。工時很長：在中國，員工實行「九九六」制度，也就是早上九點上班，晚上九點下班，一週上六天班。美國員工不用九九六，但他們經常得深夜參加會議，以配合北京同事的工作時間。最慘的是星期日晚上的會議（中國的週一早上）。十二小時的時差意味著幾乎在每一次連線通話時，至少有一個人是在半夜接電話。
語言也是個障礙。字節跳動的工程團隊經常用普通話開會，而且中國員工英語能力多半有限。不會講普通話的美國人發現自己打不進重要會議，覺得自己的晉升機會遭到剝奪。同時，中國員工（包括人在美國的中國員工）有時會分配到額外的會議和任務，上頭期望他們做額外的工作，彌補不會講普通話的同事。
字節跳動還有一個麻煩點，那就是員工根本弄不清楚隸屬關係、誰又該向誰負責。一鳴認為公司應該扁平化，任何人都應該能夠向所有人尋求幫助。但實際上，缺乏組織架構造成了混亂：員工不曉得在有意見分歧時該找誰裁斷，要是有人休假或是離開公司，也不曉得該由誰代理或是接下他們的工作。
朱駿正面臨許多「前創辦人」會面臨的轉變。他本來是老闆，是一個了解程式各環節的創造者，如今卻變成一個龐大企業集團的眾多主管之一。大家喜歡他，但不見得清楚他的指示跟其他字節跳動領導者的指示哪個比較重要。
即便如此，張一鳴在2018年和2019年還是選了朱駿擔任公司的門面。11月，字節跳動的公關團隊安排朱駿在曼哈頓市中心接待《紐約時報》記者。來訪者了解朱駿和他的怪癖，但也問起立法者擔心TikTok會審查批評中國的人。
朱駿告訴記者說，TikTok很幸運，用戶不把它當作討論政治的地方。他還說，只要政治討論「符合這種創意和歡樂的體驗」，平台就不會去審查過濾。但他不希望TikTok成為另一個像臉書和推特那樣，因為政治而變得烏煙瘴氣。
2020年初，字節跳動在海外面臨最嚴峻的政治危機，就是西方媒體報導該程式審查政治言論的新聞。
其他社群媒體巨頭終將體認到朱駿已經曉得的事，那就是討論政治只會讓產品變得更糟。臉書和Instagram（兩家對政治廣告主、名嘴和政治團體出了名來者不拒的平台）的研究人員進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內部研究，顯示大家不想看到那麼多政治貼文，而且每個人都認為神祕的演算法不公平地推廣對手的觀點。
廣告商則是另一個討厭政治的關鍵群體。政治對生意不利。廣告旁邊如果出現政治訊息（尤其是負面政治訊息，或者用戶不同意的訊息），廣告的點擊次數就會減少。許多廣告商徹底避免在政治訊息附近投放廣告，也就是說，受政治影響的網站就是比非政治競爭對手的價值低。
接受《紐約時報》專訪的兩個月後，朱駿又接受了一次採訪，這回是德國雜誌《明鏡週刊》。記者問他為什麼說TikTok很「幸運」不是政治場所。
朱駿回答：「從一開始，我就覺得我們不該接納政治性的內容，因為可能會非常兩極化和分裂。我怕我們會遇到跟臉書一樣的問題。很多人說他們不喜歡社群媒體上出現政治。但也許他們不是討厭政治，他們只是不喜歡錯假訊息、仇恨言論和兩極化的平台。」
「我認為每座城市都需要公共廣場，讓大家可以討論與爭辯。但與此同時，我們也不該強迫整座城市都變成廣場，應該還要有博物館、音樂廳和遊樂場，讓人們一起玩樂，表現自己。」朱駿接著說。
然而，隨著TikTok在疫情期間出現爆炸性成長，它的身分認同問題也變得難以迴避。隨著數億新用戶湧入這款程式與美國的恐中情緒高漲，員工也開始質疑它能否一直有趣下去。
要是放任不管，「為你推薦」演算法就會把激發強烈情緒的話題推到台前。一旦公司的核心指標是活動頻率和活動長度之類的數據，機器就會篩選內容以最大化這些指標，而這往往意味著推送極端、聳動且具有誤導性的影片。（臉書和YouTube也學到了這個教訓。）想要導正這一棘手的趨勢，就必須不斷努力，彷彿讓一輛搖搖晃晃的車保持在車道中央，但這就會引發關於審查的問題。張一鳴原本認為，即使是今日頭條這種受中國官媒掌控的新聞匯集器，也不該設置真人編輯去選擇人們應該看到什麼。畢竟，一旦過度「糾正」演算法傾向，可能就會演變成編審，而一鳴和美國政府都不希望字節跳動這麼做。
身為TikTok負責人，朱駿代表的是TikTok承諾不像過去那樣審查內容的立場。《紐約時報》採訪時，記者直接問朱駿TikTok是否已經（或者將會）與中國政府分享資料。朱駿對記者說：不會，就算習近平親自要求，他也會拒絕。對一個還想在中國生活的中國公民來說，這個表態相當大膽，畢竟中共經常騷擾、監禁言論對黨不利的人，讓他們「被消失」。但這也是唯一能讓美國人接受的答案。
然而，一鳴讓朱駿擔任這個位置，就會使他處於進退維谷的境地。專訪的每一個問題，每一次公開聲明，都像是一場地緣政治忠誠測試：你站在我們這邊，還是站在他們那邊？
※本文摘自《抖音帝國》：TikTok夾在中國與美國之間的商戰野心／衛城出版 ／作者為《富比士》（Forbes）雜誌的科技線記者，因為報導TikTok抖音與其母公司字節跳動而獲得多項獎項肯定。身為哈佛大學法學院畢業生暨前刑事辯護律師，她曾領導「公開視野計畫」這項針對警方在臉書上不當行為的調查行動，並曾為BuzzFeed新聞網報導TikTok相關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