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語警察」恐淪另類言論自由壓迫 擔心中國文化滲透怎麼辦？
「視頻」還是「影片」？「質量」還是「品質」？近年隨著中國短影音、抖音歌等文化內容大量進入台灣，台灣社會興起一股糾察「中國用語」的風潮，被稱為「支語警察」。語言學者指出，兩岸使用之華語系出同源、實難清楚劃分界線，更值得警覺的是特定詞彙背後代表的特定政治框架，以及「支語警察」對台灣民主的反噬。專家也指出幾項因應中國用語的具體可行建議。
語言是身分認同與思想的載體
台灣社會常有「語言只是溝通工具」的迷思，東海大學外文系講座教授何萬順指出這是過度窄化的說法，因為語言還承載了人們的認同及思想，如政治人物便會因應發言場合切換台語或華語的使用。
陽明交通大學外語系助理教授萬宗綸也以新加坡為例，即便是從溝通而生的語言，最終仍會與認同相連結，成為劃分我群與他群的工具。他說：『(原音)新加坡式英語的形成當然是為了溝通，因為不同族群之間都互相聽不太懂對方的說話，所以他們就用比較簡單的英文文法，然後摻雜了一點點自己原本母語的習慣，最後融合出這種新加坡式英語。那即便是這種為了溝通而誕生的語言，它最後都還是會連結到身份。像是新加坡政府其實一直在打壓Singlish，希望他們的人民可以講標準英語來提升國際形象，那這個時候反而新加坡人就非常有意識發現新加坡人身份跟Singlish之間的關係。』
而如今「華語」成為台灣社會最廣泛通用的語言，其實源自1946年國民黨政府推動長達40多年「國語政策」的影響；在此之前，台灣社會其實是台、客、原住民、日等多語共存的狀態。
何萬順解釋，「官話(Mandarin)」是最上層的分類，猶如生物學的「物種」；而中國法定的「普通話」與台灣普遍使用的「台灣華語」，則是其下的兩個「亞種」。
正是因為兩岸慣用語言具共通性，加上語言深具文化意義，近年有不少台灣人擔心「中國用語(支語)」的入侵實為中國文化統戰的一環。舉例來說，台灣常用的「影片」一詞，在中國語境下稱為「視頻」；其他詞彙還包括「品質→質量」、「水準→水平」、「立刻→手刀」等。
學者：「支語」是藏有惡意的歧視性用法
然而，「支語」一詞本身即藏有歧視性、帶有惡意。何萬順解釋：『(原音)那為什麼它會用支語、用支那呢？很簡單，因為「支那」是二次世界大戰日本軍國主義在中國姦殺擄掠的這個政權所使用(的詞彙)。(使用「支語」一詞)講得客氣一點是以暴制暴，今天中國大陸非常強大，它飛彈對準我們、飛(軍)機繞台，所以它是某種程度的暴；但是你無力對抗它，你認為用「中國用語」跟「大陸用語」好像顯示不出你對它的仇恨跟惡意，因此你借助了曾經蹂躪它的一個暴政，用它的語言，所以你是躲在日本軍國主義的背後。』
陽明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系副教授戴瑜慧也提醒，當台灣自詡為一個文明的社會，應當深刻理解語言背後的意涵，避免使用殖民時代的語言。也就是說，以「中國用語」一詞替代網路常見的「支語」，是較中性且適當的作法。
兩岸華語系出同源 真的有差嗎？
不過當「台灣華語」跟中國使用的「普通話」系出同源，真能梳理出一份清單、明確列舉所謂的「中國用語」嗎？何萬順就質疑，以前國民黨叫「北平」，如今順應對岸用法改成「北京」，算不算中國用語？「一帶一路、習近平、中國共產黨」算不算中國用語？
萬宗綸則試圖從「發音、詞彙、句法」三個層次分析。在發音方面，他指出台語沒有捲舌音，因此跟中國北方相比，台灣人華語的捲舌程度非常小；加上兩岸官方「規範讀音」上的差異也有影響，例如「企業」的企在台灣是4聲、但在中國則是3聲。
在詞彙方面，在兩岸不相往來之後出現的新事物通常會有不同的用詞；以3C用品為例，台灣叫「光碟」、中國叫「光盤」；台灣叫「USB隨身碟」、中國叫「U盤」。至於在句法上，萬宗綸說：『(原音)台灣華語比較有名的句法就是我們很習慣會用「有沒有」來當成一個完成式的表達，比如說我問你說「你有吃飽嗎」，但如果在中國標準普通話應該就是「你吃飽了嗎」，就是用「了嗎」的方式來表達。有些字句當然也是受到台語影響，例如「你有去看什麼東西嗎」，有個「有」在那邊當作完成式表達；那這個在中國那邊的普通話是沒有這個語法現象。』
即便如此，萬宗綸也坦言因為「華語」對台灣而言本來就是外來的，所以實務上很難明確區分所謂「中國用語」。他進一步說明，在經濟起飛年代，有些記者報導時確實把企業的「企」唸成3聲；而在2008年台灣眷村劇《光陰的故事》，劇中也是用「土豆」一詞稱馬鈴薯，顯見有些詞彙可能早就跟隨著「外省人」進入台灣。
對此，戴瑜慧表示跨文化交流中語言本來就會借用或演化，例如台灣華語也有大量日語、英語、韓語，「這是正常的語言接觸現象」；但由於語言並非中性，必須將它放置在特定歷史與文化脈絡中看待。舉例來說，以「內地」或「大陸」指稱中國實則有不同的政治框架內涵，他因此強調：「真正要警覺的是特定詞彙的使用，伴隨著特定政治框架的接受。」
何萬順則主張爭辯中國用語可謂捨本逐末，更重要的是優先處理「當今使用的華語究竟屬於台灣的？還是中國的？」此一更高層次的框架議題，否則將落入「見樹不見林」的窘境。
中國用語有時比較「達意」
弔詭的是，部分中國用語所描繪的情境，實際上難以在台灣語境中找到替代詞彙。萬宗綸解釋，這是因為中國使用的「普通話」本來就是從在地生活長出來的，它大量吸收在地用語，自然較有生命力。
然而，華語在台灣發展的時間相對短暫，且當時國語政策推行的是由菁英主導的「純淨國語」，「本身就是沒有生命力的一種語言」，而台灣真正有生命力的用法其實都在「本土語言」。
舉例來說，中國歌曲〈跳樓機〉有句歌詞提到「我們的感情好像跳樓機」，作家朱宥勳分析，把跳樓機換成「自由落體」並無不可，但在台灣人的語感裡，「自由落體」是希望淡化遊樂設施的危險性，會給人更理性、冰冷的學術用語之感。換句話說，在歌詞情境之下，「跳樓機」確實是較好的選擇。
支語警察恐成另類文革 傷害言論自由
「支語警察」指的是四處糾正他人使用中國用語的人士。萬宗綸觀察，早於2004至2014年間就有相關討論，但約莫到了2018年，隨著兩岸關係漸趨緊張、短影音開始萌芽，此類行為越趨明顯。他強調，這本質上是一種身分認同「劃界」的行為，自然會隨著兩岸政治衝突而逐漸升溫。
何萬順並不支持此類行動，認為這將減損台灣引以為傲的言論自由，甚至淪為某種新的國語運動或文化大革命。他強調「民粹與民主只是一線之隔」，真正的民主必須建立在有力的論述脈絡上相互辯證，例如為什麼不能使用中國用語、為什麼選擇使用中國用語，「而不是跟著情感(緒)走」，那便走向民粹。
擔心統戰 面對中國用語這樣做
針對「支語警察」們對文化滲透的擔憂，又該怎麼辦？何萬順指出，語言雖然承載認同，但人們可以進一步將其「本土化、在地化」，他說：『(原音)台灣人用「OK」，OK，你看一下我的口頭禪就是「OK」，從語言學的角度來看OK已經不是英文了啦。我最喜歡的一個例子是「fu」，例如說「哎呀今天我們這個談話不錯，場地蠻有fu的」，那個fu是中文、feel是英語。台灣人很喜歡華英雜用，「他們兩個人中間最大的問題是communication」，那這個時候是雜用；但是「哎，我OK啊」，我OK的「OK」它已經在地化了。因為feel這個音在華語中的音節中是不存在的，因此它變f-u，你就把它收編了，就變成你的語言了啦！』
萬宗綸則分享在烏俄戰爭期間，烏克蘭就曾透過政策推行「純淨烏克蘭語」來排除俄語，但他評估這並不太適合台灣的政治氛圍。他建議較好的作法仍是「有意識地使用」，例如每次在選擇使用中國用語時，透過「刻意捲舌」來代表反串，或許是日常可行的策略。
作家朱宥勳也提到「語感的文化敏感度」一直都很重要，比如人們因應不同場合本就會斟酌用詞，於是針對中國用語議題也是同理，他說：『(原音)每一個字都是不一樣的，沒有任何一個詞是可以互相替代。不是說中國用語一定不好，而是當你拿它來替代台灣原有的用語時，你就失去了台灣這邊的某個東西，反之亦然。我常常舉的例子是「接地氣」，台灣沒有跟「接地氣」一樣的詞，那個概念很漂亮，那這時候我覺得你偶爾去使用它的東西是沒有關係的，但是反過來說，我們自己本來有的東西，它的概念應該要能夠好好的被保護住。』
另一方面，戴瑜慧提出另類思考方向。例如「躺平」雖然是中國用語，但實際上中國官方並不喜歡這個詞彙，因為這反映出中國年輕人對社會不公、巨大壓力的無聲抗議；他主張敏銳地觀察、分析中國用語，也是種以小窺大、知己知彼的新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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