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投書：習近平集權破壞的制度─隔代接班中斷

習近平為追求個人集權，打破了黨內多項制度或淺規則，包括：隔代接班、黨內民主、黨政分開、集體領導。

在非民主國家，政治危機往往肇生於接班問題，政治局勢也往往在權力即將移轉時最容易失控。能否建立完善接班制度，除關乎政權穩定外，更是影響外商投資、外籍旅客入境、國家在國際社會呈現形象的重要因素。中共建政初期，同樣受接班問題困擾，儘管毛澤東最早在1958年就有「退居二線」想法，但因戀棧權力，最後竟成「終身執政」，安排的幾位接班人，無論是黨章明訂的林彪，或隱然有接班態勢的劉少奇、高崗、王洪文，最後無一不被廢黜；第二代領導班子上檯後，同樣因欠缺完善接班制度，導致在1980年代短短幾年間，竟先後出現華國鋒、胡耀邦、趙紫陽三任領導在任期屆滿前遭撤換事件。

為此，鄧小平試圖以指定「隔代接班人」做為解決權力轉移可能肇生危機的方式。1980年，鄧小平發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講話，雖無法律拘束力，卻是中共首次試圖讓接班問題擺脫人治、走向法治的開端。該講話確立的首要原則，就是廢除「終身領導」，實現幹部在同一職位屆滿兩任後必須退休的規範，後續出現如隔代接班在內的多項不成文人事潛規則，都被認為是執行領導人退休制度下的配套機制。

隔代接班在江澤民交接予胡錦濤時首度順利運作；在胡錦濤交棒予習近平時，以不符合完整意義的方式二度運作。目前在習近平任內雖遭破壞，但未來仍不無重建可能。

隔代接班的建立與實踐

1982年9月，中共12大撤銷了中央書記處總書記一職，新設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做為黨最高領導，隔代接班的客體也正是這個職位。當然，有時也伴隨國家主席、軍委會主席及國務院總理等其他職位，但這些並非必然發生。

隔代接班制度的形成，起源於鄧小平安排胡錦濤為江澤民接班人。1980年代，胡耀邦、趙紫陽兩任總書記先後遭撤換後，此後世人皆知左右中國政局的，並非檯面上領導人，而是深藏幕後的中共元老，一時間，總書記職位被視為燙手山芋。據傳在趙紫陽下臺後，鄧小平原屬意由時任政治局常委兼中紀委書記喬石接班，以陳雲為首的保守派元老則傾向由支持武力鎮壓「六四」的政治局常委兼國務院總理李鵬接班，雙方僵持不下，最後只好跳脫政治局常委會的小圈子(事實上，當時已內定趙紫陽、胡啟立必須下臺，常委中除李鵬、喬石外，也只剩姚依林可選擇，但他的職位只是國務院副總理，慣例上難以一躍而成總書記)，將範圍擴大至政治局委員中挑選，最後由時任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出線，原因是一方面他既無涉北京血腥的政治鬥爭，另方面他既願意推動改革政策，同時也不過於躁進，例如「六四」前關閉改革派媒體《世界經濟導報》、將支持改革派的全國人大委員長萬里留置於上海，都符合保守派利益，因而成為鄧小平、陳雲都能接受的人選。

江澤民上任後，適逢東歐劇變、蘇聯解體，為確保政權穩定，一度向保守派靠攏，鄧小平在世時大致尚能奉行改革開放，但仍被質疑未來有悖離可能。出於這層顧忌，鄧小平在1992年中共14大時，以「幹部年輕化」為由，安排時任西藏自治區委書記胡錦濤進入政治局，並且越級升任常委(跳過了政治局委員層級)。當時胡錦濤年僅49歲，比起其他6位常委平均年輕17歲，這樣的年齡及職位安排，若非出於布局未來的特殊考量，幾乎是不可能出現的，因此當時包括喬石等政治局常委，在面對媒體時均直接表示：胡錦濤就是江澤民的接班人。

2002年中共16大後江澤民卸任，一如外界預期地將總書記交予胡錦濤，該屆政治局常委也由7席擴大為9席，是改革開放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常委名單中，除胡錦濤、溫家寶、吳官正外，其餘皆被視為江澤民派系人馬，擴編之舉被認為是對胡、溫權力的稀釋，外界評為「九龍治水」。政治局常委中，年紀最輕的李長春(1944年生)僅比胡、溫(均為1942年生)小2歲，經驗上難被視為接班人；政治局委員中，年紀較輕的則是陳良宇(1946年生，時任上海市委書記)、劉雲山(1947年生，時任中央宣傳部部長)，媒體紛紛揣測，自擔任上海市黃浦區區長以來即一路受江澤民提拔的陳良宇，較有可能成為隔代接班人。這種觀點，若以現在的角度看，會認為陳良宇在年齡上不具接班機會(陳良宇若於2012年接班，已66歲)，然而放在「七上八下」還未成為潛規則的2002年，卻並非不可能(1992年江澤民第一個任期開始時，正好就是66歲)。

在中共第16屆政治局委員中，江澤民未在常委中安排隔代接班人，僅在委員中安排了較具接班態勢的陳良宇，一般認為係因其不具鄧小平般的權威之故。2006年9月，陳良宇因涉嫌貪瀆遭撤銷黨籍與公職，欲在2007年中共17大時「入常」的設想幻滅，江派頓失合適的隔代接班人選；與此同時，與胡錦濤同樣出身共青團第一書記的時任遼寧省委書記李克強，因在河南、遼寧主政期間表現亮眼，被團派公推為胡錦濤接班人，使團派在接班人選角逐上反而搶先了江派一步。江派重新物色後，看中時任商務部部長薄熙來，原因有二：1992年，據傳鄧小平一度欲撤換江澤民，在薄熙來父親薄一波以一句「事不過三」勸諫下，始打消此念頭；另方面，薄熙來擔任遼寧省長期間，被認為是執行江澤民打擊法輪功政策急先鋒，若由薄熙來執政，不致追究江澤民「打壓法輪功」罪行。

江派與團派對於接班人意見相持不下，最後妥協出彼此雖非最滿意、但都能接受的習近平擔任接班人之共識：江澤民一派認為，習近平畢竟與薄熙來同屬「紅二代」，掌權後會力保權貴子弟的特殊地位；胡錦濤一派則認為，習近平父親習仲勳為1980年代推動改革政策健將(他在主政廣東期間，率先設立了經濟特區)，向以開明著稱，習近平上臺可確保改革路線延續。

雙方取得由習近平接班的共識後，為彌補其經歷上的不足，於2007年3月，將習近平由浙江省委書記調任上海市委書記(原本預料晉升的上海市委代理書記韓正則意外落馬)；同年10月，習近平在擔任上海市委書記僅半年多情況下，就在中共17大直接晉升政治局常委(跳過政治局委員層級)，並且兼任國家副主席、中央黨校校長；而胡錦濤屬意的李克強，也同樣直接晉升政治局常委，並兼任國務院首席副總理，預計在下一屆接任國務院總理；江澤民原屬意的薄熙來，則因作風過於張揚，遭致諸多非議，僅以重慶市委書記身分進入政治局，未能獲選常委。

就此結果看，團派在此次接班人選角逐中，似乎略勝一籌，但江派依然發揮了讓李克強無法出任最高領導人的影響力；最後雙方妥協出的習近平，雖不符合完整意義的隔代接班，但仍然在相當程度上，展現了前任領導對於現任領導接班人選的影響力。

隔代接班形成的原因

中共建立、並在相當程度上維持隔代接班的原因，出於幾項考量：對現任者不信任、延續家族利益、防止黨內鬥爭、避免人事傾軋、建立派系平衡。

對現任者信任不足。由於江澤民本非鄧小平理想接班人，加以江澤民上任後，逐漸向以陳雲為首的保守派靠攏，被鄧小平認為推動改革步伐過於緩慢，乃在1992年展開「南巡」，前往上海、廣州、深圳、珠海等受益於經濟改革的城市，並在著名的「南巡講話」中疾呼「誰不改革誰下臺」，坊間更謠傳鄧小平曾派人聯繫當時遭軟禁的前總書記趙紫陽，試圖令其重出江湖，惟因趙紫陽以「平反六四」作為復出的條件才未實現；另外還有一種「江落石出」的傳言，即以喬石取代江澤民，但最後亦因各種考量作罷。

在鄧小平壓力下，江澤民雖被迫繼續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路線，然而鄧小平戒心已生，對江澤民信任程度不足，唯恐在自己百年後無人制約江澤民，改革將無以為繼，因此預先安排胡錦濤做為下屆接班人；江澤民在中共16大交棒予胡錦濤時，並不具備如同當年鄧小平般的權威，未能在交接的當下就安排好隔代接班人，但依舊阻止了胡錦濤試圖交棒予李克強的企圖，力推利益與自己較一致的習近平上臺，在相當程度上展現了隔代接班的精神。

延續家族利益。毛澤東死後，遺孀江青遭整肅，被關押於專收政治犯的秦城監獄，1991年保外就醫時自縊。有此殷鑑，鄧小平將大權交接給江澤民後，自然也會有同樣顧慮，尤其鄧小平當時尚在人世，對於自身安全也會多一層考量。安排隔代接班，猶如將自身家族利益與隔代接班人的利益綑綁在一起，相當程度上能制約現任領導人，退可確保自身及妻小安全，進則可為家族後代謀取更多利益。

舉例來說，據傳在1995年，經商有成的鄧小平次子鄧質方遭受北京首鋼董事長周北方涉嫌貪瀆案件牽連，一度遭審訊，當時鄧小平已臥病在床，端賴妻子卓琳求見江澤民，才倖免於難；江澤民退休後，經商的長子江綿恆、孫子江志成均屢次傳出不當官商勾結，最後也都不了了之。若非鄧、江在離任後仍能在政壇發揮影響力，恐怕無法如此輕易善了。

防止黨內鬥爭。中共在接班原則未建立前，當權者忌憚權力遭瓜分、接班者擔心地位遭取代，鬥爭不斷。建政初期，儘管毛澤東已明確以劉少奇為黨內二把手，但又懼怕大權旁落，遂扶持高崗與之抗衡；待高崗權力慾望膨脹後，毛澤東又親手將其除去；1966年，毛澤東為打倒劉少奇，發動文化大革命，在劉死後立林彪為接班人，甚至在1969年修訂黨章，載明「林彪同志是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但最後卻仍炮製了林彪於外蒙古溫都爾漢墜機的「913事件」；接著又出現一度被認為有望接班的王洪文，直到1976年毛澤東逝世前，才在病榻上向葉劍英、汪東興託孤，確立華國鋒的接班地位。可以說，中共在此前的政治鬥爭，皆或多或少都與接班問題有關，唯有完善接班制度，方能確保權力移轉過程的穩定。

避免人事傾軋。1976年毛澤東過世後，中共進入為期十餘年的元老集體執政時期。在此期間，中共雖有名義上的領導人，但實際決策深受鄧小平、陳雲、葉劍英、李先念等幾位元老左右，如以公司為例，元老們類似董事會，總書記則形同執行長。

1982年10月開始擔任總書記的胡耀邦，任期原應至1987年11月，卻因任內推動過於躁進的改革政策，引發黨內保守派元老不滿，被迫於同年1月的第12屆7中全會提前請辭，職缺由國務院總理趙紫陽代理；趙紫陽接棒後，於1987年11月中共13大正式當選總書記，卻又在1989年6月因處理天安門事件不利，於第13屆4中全會提前下臺，職缺由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代理。這10年間的人事傾軋，造成中共統治階層異動頻繁，同時隱身幕後的中共元老也均垂垂老矣，鄧小平深感有建立接班機制、培養年輕幹部必要，乃於中共14大中，期前安排胡錦濤擔任江澤民的接班人。

建立派系平衡。如果說前幾項因素較偏向隔代接班建立的初衷，那麼建立派系平衡或黨內民主，則可說是隔代接班得以延續的原因。派系平衡是中共試圖推動黨內民主機制中的重要一環，黨內民主一詞最早見諸中共8大政治報告，文革以後甚少被使用，卻在胡錦濤任內受到提倡。此概念的著眼點，係認為在中共一黨執政下，為擴大民意基礎，應深化基層黨組織直選，其所欲達成的結果，是讓黨內充斥不同派系相互監督，並且在政治局分享席次，呈現出類似西方國家「聯合內閣」的概念。胡錦濤在中共17大中，原屬意由同樣出身共青團的李克強接班，然而在江澤民堅不讓步下，雙方妥協出由習近平接班、李克強擔任國務院總理的安排，這種崇尚妥協與包容的政治運作過程，正可視為黨內民主精神的展現。

習近平對隔代接班的破壞

嚴格來說，江澤民雖在相當程度上影響了胡錦濤試圖安排的接班人，但最後雙方係在利益平衡下，達成由習近平接班共識，只能說是種不完整意義的隔代接班；而真正讓此慣例走向崩潰的，則是習近平在接班人選上，完全罔顧胡錦濤卸任前的安排。

胡錦濤在卸任前，也試圖為習近平安排接班人。在中共第18屆政治局委員中，除7席常委外，另有18席委員，除同為1963年出生的胡春華、孫政才外，其餘16人均出生於1940或1950年代，即使是年齡最接近的趙樂際(1957年生)也比這2人年長6歲，這使得胡、孫普遍被外界視為胡錦濤安排的隔代接班人，被看好能在中共19大時，擠身政治局常委，並且在中共20大時接班。

胡春華為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與胡錦濤、李克強同樣擔任過共青團第一書記。在擔任共青團西藏區委副書記時，胡春華與時任西藏自治區委書記胡錦濤共事，此後一路受拉拔，有「小胡錦濤」之稱。2008年，胡春華由共青團第一書記轉任河北省委副書記，隔年調升省長，不久後又調任內蒙古自治區委書記。2012年進入政治局後，調任廣東省委書記；孫政才擁有中國農業大學博士學位，屬於典型技術官僚，雖非共青團出身，但與團派政治人物出身基層、高學歷、高專業性的特質相近，因而獲得胡錦濤青睞，被視為溫家寶針對國務院總理一職安排的隔代接班人。在進入政治局之前，孫政才曾任農業部長、吉林省委書記，2012年進入政治局後，旋即接替因案遭「雙開」的薄熙來，擔任重慶市委書記。

胡春華、孫政才2人在中共18大際遇之特殊，更勝習近平、李克強：習、李雖在中共17大時「入常」，然而在中共16大時，均尚未能夠進入政治局。因此當時外界紛紛揣測，胡錦濤有意比照習近平、李克強的接班方式，讓胡春華、孫政才在18大時「入局」、19大時「入常」、20大「接班」，並由胡春華出任總書記、孫政才接任國務院總理。然而外界對胡春華、孫政才接班的猜測，在2017年中共19大召開前夕，首次遭受挑戰。

2017年2月，中共中央巡視組指責孫政才主政重慶期間，「清除薄(熙來)、王(立軍)遺毒不夠澈底」，孫政才則回應要「深入學習和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於巡視工作的重要講話精神」；同年7月，孫政才前往北京參加會議期間，遭中共中央紀律委員會留置調查，重慶市委書記職務遭撤銷，從此未再返回重慶，而接任該職者，是被視為習近平親信的原貴州省委書記陳敏爾；同年9月，中共中央對孫政才做出「雙開」處分，兼任之全國人大代表職務亦遭取消，並將涉嫌犯罪問題移交司法機關處理；2018年4月，一審法院做出貪污、受賄判決，孫政才當庭認罪，不再上訴，政治生涯告終。

孫政才事件的特殊性在於，事發時間正好在中共19大召開前幾個月，時機點過於敏感，被認為很可能是習近平為了阻止孫政才更上層樓，藉由打貪名義精心策劃的構陷(就如同2007年中共17召開前，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因案遭調查般)。然而畢竟在胡錦濤的原始劇本中，孫政才本非第一順位接班人選，此番落馬雖引發外界議論，但尚未觸及到總書記的接班問題，直到胡春華未如預期在2017年中共19大「入常」，外界才開始認真意識到隔代接班正在遭受挑戰。

胡春華在中共19大中，雖未獲選政治局常委，但仍留任政治局委員，並擔任國務院排名第3的副總理。當時有一種解釋是，胡春華雖有主政地方經歷，但未曾在中央層級擔任過部長以上職位，不符合歷來中共領導普遍兼具中央部會級幹部及地方省市級幹部經歷，此次調任國務院副總理，正是為了補足在中央的工作資歷，在中共20大中，未嘗沒有躋身常委可能。

中共20大召開前，外界對其所屬的團派最樂觀的預估，是習近平為尋求連任，可能對團派做出讓步：包括讓正值67歲的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轉任全國人大委員長或全國政協主席，同為67歲的全國政協主席汪洋轉任國務院總理，國務院副總理胡春華轉任國務院總理或首席副總理，團派在政治局7席中占有3席。未料最後結果是團派1席未得，胡春華接班之說正式破碎，僅獲派任全國政協排名第二的副主席。習近平透過司法、政治手段，先後除去追求連任之路上的兩大阻礙，使得隔代接班之說自此不復存在。

總結來說，隔代接班雖不是一項具有明文法律規範的制度，本身也存在許多可能遭遇挑戰的缺陷，甚至在實際運作上，符合完整意義的隔代接班也只進行過一次(即由江澤民交棒胡錦濤)，但終究在近30年的3次權力轉移過程中，發揮一定效用，確保了中共政權移轉時的穩定性。即使習近平在未來5年、甚至10年都沒有交棒打算，但除非其目標是重回終身領導，否則仍有物色接班人選、建立接班制度的需求。隔代接班做為一個曾行之有年，且獲得黨內相當認同的方式，不無再度被搬出檯面的可能。（推薦閱讀：簡錫堦觀點：從山道猴子的「精緻窮」認知壓迫元凶）

＊作者為智庫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