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沙龍》習近平塑造個人崇拜，徐友漁：文革已在中國重演，領導人想當毛澤東第二

今年是中國文化大革命50周年，那段「革命無罪，造反有理」、1700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歲月，在現代人的記憶中逐漸模糊。由龍應台文化基金會舉辦的思沙龍講座，7日邀請到曾親身參與文革的中國旅美學者徐友漁，他語出驚人地表示，文革已在中國重演，因為中共高層有人想當「毛澤東第二」。

作為親歷中國文革混亂時期，並在恢復高考後首批重回大學、並且進入學術界的知識分子，徐友漁對時代有著深刻的體會，也深切反思中國的命運，他目前是海內外知名的文革研究專家，著有文革《形形色色的造反——紅衛兵精神素質的形成及演變》，到美國The New School擔任駐校學者期間，開的課程名稱就叫「文化大革命的反省」。

曾是紅衛兵，慶幸「沒有權力去做壞事」

7日的座談以「1968：形形色色的造反」為題，主持人《上報》董事長王健壯向徐友漁請教在文革的親身經歷。徐友漁回應，1966年爆發文革時，他正值高三，要準備考大學，他那一代人從沒經歷共產革命，以為人生就要平庸無奇地虛度了，沒想到文化大革命爆發，青年們起初懷抱極其狂熱的心情，甘願為毛澤東拋頭顱、灑熱血，貢獻自己的青春。

談到身為紅衛兵是否做出傷天害理的事，徐友漁說，文革初期不是所有青年都能夠搞革命，必須血統正確才能造反，所以有句話說「只許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家庭出身是農工軍的「紅五類」學生，才有資格抄家、批鬥和奪權，背景是地主、富農、右派的「黑五類」學生則因為父輩是反動派，被剝奪參加批鬥與造反的資格。

徐友漁謙稱他並非比別人更有道德，而是連做壞事的權力都沒有。因為徐的出身並非「紅五類」，所以沒有資格去做燒圖書館、砸廟這種虧心事。然而在集體喪失理性的社會下，「如果我當時是工人階級出身，這種壞事我一定會做的。」但當觀眾問到，如果再回到50年前的中國，「你還會選擇支持文革嗎？」他斷然回答：「我肯定不會。」

文革之後才有「真造反」—造就獨立思考的一代人

文革期間，徐友漁成為四川紅衛兵組織核心人物，逐漸感受到文革的政治黑暗內幕，以及中共朝令夕改，任何人都有可能隔日成為被批鬥的對象，於是他便醒悟過來，開始重新反思文革的真正意義。

1968年12月，毛澤東號召數百萬知識青年參加「上山下鄉」運動，美其名是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實際上是將城市裡的紅衛兵趕下政治舞台。徐友漁指出，這些年僅15、16歲知青放聲大哭向親人告別，「同時告別自己以前抱有的政治信念。」他們到農村才發現中國不如共產黨吹噓的那麼繁榮、幸福，鄉下地方一天的勞動所得，還不夠買一顆雞蛋，也就是說，知青的勞動價值還不如一隻母雞。

徐友漁認為，下鄉後的政治幻滅，令中國知青在思想上進行了另一場文化大革命，他們「從狂熱走到理性」，開始否定對毛澤東的過度崇拜，重新思考中國社會制度，這種「思想上頭胎換骨的變化」才是真造反，發生在他們的內心深處，且長期持續發揮影響。在此之前的造反運動是「奉旨造反」，僅是仗勢欺人的假造反。很諷刺的是，這場革命造就了一群反對毛澤東思想的人們，徐友漁也是其中之一。

學毛澤東搞個人崇拜，「文革回到中國現實」

徐友漁說，原先他以為如此悲慘的文化大革命絕對不可能在中國重演，這也是中國領導人當年信誓旦旦的保證。但近幾年來，中國社會對領導人的個人崇拜死灰復燃，他語出驚人表示：「文革已經回到中國現實之中」，中國的上層「有領導人在模仿文革，想當毛澤東第二」，基層也有民眾出現文革年代那種打倒「走資派」的暴戾情緒。不過中國目前走市場經濟，不可能把現代社會的進步發展再打回原形，所以絕不會百分之百複製當年的文革，但很肯定的是，中國現在的形勢確實很嚴峻。

習近平在文革時期到陝西延安梁家河插隊下鄉的7年經歷，被當局與官媒反覆宣傳，塑造成一段習近平個人的「政治神話」，宣稱他在農村磨練意志、強健體魄、飽讀詩書，梁家河也成了中共黨員的朝聖地點。去年中共19大把「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寫入黨章，「習大大」的政治口號鋪天蓋地，當時《美國之音》指出，中國官媒對習的個人崇拜宣傳跟當年對毛的宣傳愈加相似。

觀眾席上的《旺報》社長黃清龍提問，相比台灣是「文青治國」，「也許應該叫『溫青』，溫室裡的青年」，中國目前正被「知青治國」，許多當權者都是當年上山下鄉到過農村的知識青年，知青是如何治國的呢？徐友漁回應，當初很多人認為知青吃過苦，能體會貧民農工的生活困境，但也有人分析指出，文革知青一代掌權「不是曠世奇才，就是大奸大凶」，而他認為結果應是後者，即使這些知青了解中國底層，也對治國理念沒有產生正面作用，「他們的內心還是小毛澤東」。

年輕一代淡忘文革「真相」，反思力量還存在嗎？

50年來，在中共高壓的言論控制之下，中國社會對文革的描述逐漸變質，這是由於中共當局若否定文革，勢必牽涉到毛澤東與中共的歷史過錯，損及中共執政的正當性，所以有些年輕一輩的中國人無法理解文革帶來的負面影響，誤以為那是個有「言論自由、結社自由」的美好時代。

徐友漁提及有一次在美國The New School的課堂上討論「文化大革命是什麼」，在美中共黨員跑來鬧場，對方質問「你把文化大革命說的那麼糟糕，但是在我們心目中文革是那麼好，這是怎麼回事？」，他當時回答，差別就在於他根據親身經歷了解真實的文革「跟《人民日報》、《紅旗》這些黨文宣虛構出來的文革是不一樣的。」

民眾提問，當初為數不少的知青在文革之中獲得對自由民主的反思，這種意念在今日的中國還存在嗎？徐友漁回應，由於政權的高壓管制，反思的能量無法在社會中「有形地」展現，但「無形的」開放思想無所不在地蟄伏於中國社會之中。（推薦閱讀：思沙龍》面臨中國崛起，台灣人該怎麼辦？徐友漁：「應堅持民主自由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