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坦克》中國輸出通縮下的低價競爭、貿易防禦與企業因應策略
去年7月，我曾在〈中國輸出通縮何時了？〉一文中討論China Shock 2.0。當時我關心的是，中國內需放緩、部分產業產能過剩及低價商品持續向海外市場輸出，各國政策能否趕上產業受到衝擊的速度。
一年後再看，各國似乎直到產業壓力累積到難以忽視，才開始正視問題，從意識到風險、承認產業受創，到真正採取政策行動，整體反應明顯慢了一步。
今年9月，泰國中小企業促進辦公室（OSMEP）代理局長帕妮塔指出，中國低價商品進口增加已對泰國中小企業帶來負面影響。她提醒業者避免陷入價格戰，而應該朝高附加價值、環保產品、永續製造及綠色認證等方向調整，並爭取進入大型企業供應鏈。
當低價競爭逐漸成為全球市場常態，政策要如何為產業爭取調整時間，企業又如何利用這段時間改變競爭方式，成為重要的課題。
中國過剩產能持續向海外市場擴散
近年中國過剩產能持續向外尋找市場，受影響的產業大致可分成幾個層次：
首先是成衣、日用品、小家電等消費品與勞力密集產業。東南亞大量中小企業集中在製造、零售及民生消費，低價進口與跨境電商的壓力最直接。
其次是鋼鐵、石化及化工材料等基礎工業與中間財。OECD《Steel Outlook 2026》指出，中國2025年鋼鐵出口量達1.31億噸，較2020年增加153%；全球鋼鐵過剩產能到2028年可能增至7.45億噸，持續影響國際價格、既有產能利用率及企業獲利。
另一類是電動車、電池及太陽能等清潔科技產品。歐盟近期產業評估也持續關注中國在相關產品出口增加對其他國家價格與產能的壓力。
影響所及，泰國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委員會（NESDC）統計顯示，2026年第一季關廠156家、新設139家，為十季以來首度出現關廠多於新設。低價進口與內需疲弱、產業轉型等因素同時作用，使部分產業的調整壓力升高。
各國陸續調整邊境與貿易措施以減緩衝擊
就近期較明顯的做法，一是調整低價貨物的邊境稅制，二是啟動貿易救濟。
美國自2025年8月底起全面停止原有800美元以下小額貨物免稅待遇；泰國自2026年1月起取消1,500泰銖以下進口商品的關稅豁免；歐盟今年7月也調整150歐元以下低價包裹的關稅待遇，在新制度全面實施前，暫時按品項課徵3歐元關稅。
但小額包裹只是低價產品進入市場的其中一個管道。鋼鐵、石化等工業產品涉及反傾銷、反補貼等貿易救濟；第三國轉運需要原產地查核及反規避措施；消費品涉及安全與品質標準。多數貿易救濟必須以進口增加、價格變化及產業損害作為調查基礎，因此具有事後反應性。企業可能已經歷虧損、減產或市占流失，相關程序才正式啟動。這些措施能維持公平競爭，爭取調整期間，但不能代替產業自己調整。
企業要降低產品與自身的「可替代性」
除了「提高附加價值」策略外，還需要思考當市場上出現更低價格的產品時，客戶為什麼還願意選擇原來的廠商？
一種思考方式是把產品延伸為問題解決與履約能力。日本HARDLOCK將標準螺帽重新定義為『不能鬆脫的連接件』，應用於新幹線等高安全需求場域。若更換供應商則必須重新評估可靠度與安全風險，也因此降低了價格在採購決策中的比重。
另一種做法是透過認證與客戶驗證拉高進入門檻。台灣航太扣件廠豐達科技（NAFCO）取得NADCAP、AS9100等認證，進入國際航太供應鏈。更換供應商可能涉及製程、材料與品質系統重新驗證，使價格也不再是決策的唯一考量。
企業也可以透過更精準的市場區隔，避開與大量標準化、低價產品的直接競爭。泰國Doi Chaang咖啡結合清萊（Chiang Rai）特定產區、品質與生產條件，並在日本取得地理標示（GI）保護，藉由產地與GI制度建立市場區隔，降低與一般咖啡的直接可替代性。
因此，企業可透過品質認證、履約可靠度、產地區隔，以及與客戶製程的整合等，拉高被取代的門檻。政策則應補足稅制與市場規則漏洞，並降低取得認證、進入供應鏈的成本，讓企業有條件把時間用在調整，而不是繼續降價求生。
台灣需要更整體看待低價進口與產業調整
回到台灣，值得注意的是產業間的景氣落差。AI、半導體及高科技出口持續成長，部分傳統製造業所面對的艱難情勢不容易從總體數據上看出來，但近期貿易救濟案件已反映這類壓力。
今年6月，經濟部初步認定中國特定聚醯胺薄膜進口量逐年增加且持續降價，造成國內產業實質損害跡象。調查顯示，業者先在2023至2024年跟進降價而擴大虧損；2025年不再跟進價格戰後，內銷量與市占率又大幅流失。這個案件反映出企業面對低價進口時「降價則虧損、不降則失去市場」的兩難。
貿易救濟需要產業資料、進口資訊與損害證據，也需要一定的組織能力。對大量分散的小型製造商、零售商與微型企業而言，累積性的低價進口影響很難被辨識，也不易形成政策回應。
台灣目前對完稅價格2,000元以下低價進口貨物仍原則免徵關稅、貨物稅及營業稅。當泰國與歐盟等國都陸續調整低價進口制度，台灣是否也應重新檢視跨境電商、市場公平與行政成本之間的平衡，值得討論。
政府需要在產業大幅退出前辨識結構性變化，特別是本地供應能力是否持續流失，以及部分產能退出市場後，市場選擇、產業能力與供應來源是否也隨之減少。企業則需要利用這段調整時間，強化自身的不可替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