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名暉：台灣若取得日本「最上級」護衛艦設計圖紙

日本的高市政府自上任以來展現的行動力，正在迅速改變印太地區的地緣政治狀態，作為安倍晉三之後最具開創性的政治人物，高市早苗正在證明選票的重量正在化為能量。

近期，隨著澳洲海軍「通用巡防艦」（SEA 3000）計畫的推進，日本三菱重工主導的升級版「最上級」（New FFM）護衛艦成為極具競爭力的熱門標的，極有可能奪下這筆歷史性大單。在此消息傳出的同時，我國海軍為解決主戰艦艇老化的「戟海計畫」，亦傳出有望獲得日本現役「最上級」護衛艦的平台設計圖紙。

這兩項消息的接連曝光，絕非時間點上的巧合，而是日本政府修正《防衛裝備移轉三原則》後，為地區鳴響安全的春雷。台灣若能獲得圖紙，不僅僅是搭上順風車，更是顯示台日關係正式跨越長期以來「只能做不能說」的隱性「戰略默契」，開創「實質裝備互通與技術轉移」的里程碑。

若再結合近期菲律賓有意採購「阿武隈級」護衛艦（Abukuma）的消息，日本等同宣告承擔過往美國在印太地區盟邦的造艦工作。對照近期日本政府力挺國內防衛工廠改造的政策，以及修改武器出口至全球十七國的政策調整，日本實際上已成為面對中國的印太「副警長」，也是日本在面對威權壓力時，展現成為「正常化國家」的決心。

美國大戰略調整下的務實調整

在探討日本防務政策的轉型，軍備出口與擴大區域參與的戰略調整之前，我們必須先理解美國的「西半球堡壘」以及「唐羅主義」對全球戰略轉型造成的影響。冷戰以來的印太地區的安全體系，是依賴華府為核心的「軸輻體系」（Hub-and-Spoke System），如今美國為強化「離岸平衡」的路線，避免陷入「帝國過度擴張」（Imperial Overstretch）的泥濘，正不可避免地進行「負擔轉嫁」（Burden Shifting）。

面臨此一巨大結構性的轉變，日本修憲和邁向「正常化」成為現實的必然，近期美國從東北亞抽調防空資源轉向伊朗，更顯示日本能轉型的時間極為窘迫。對台灣而言，日本在西太平洋的防務能力提升，以及國防產業能力的釋放與轉移，對於制衡中國的軍事冒進主義，無疑是最直接且有效的方式。

近年日本施行的《防衛產業生產基盤強化法》，政府的角色已從被動的採購者，轉變為主導產業重塑的戰略投資人。國家不僅提撥專款補助三菱重工、川崎重工等防衛企業優化生產線、導入先進製程與強化供應鏈韌性，更明文規定在企業面臨經營困難時，政府可將國防工廠實質「國有化」或採取「國有民營」模式以確保產能不中斷。這種基於國家意志發生的產業轉型，正在讓日本化身為西太平洋「民主兵工廠」，成為美制軍備最佳的在地化生產中心，以及地區盟邦就近的保障。

縫合第一島鏈南翼

在日本的印太戰略圖景，其軍事角色已從過去被動的「專守防衛」，積極蛻變為第一島鏈的重要安全力量。依照「邊緣地帶理論」（Rimland Theory），第一島鏈的南端咽喉，從台灣、菲律賓與周邊東南亞海域，是防堵中國權力向大洋洲擴張的首要接觸帶，卻也是整條島鏈中最為脆弱的一環。

《防衛裝備移轉三原則》推出之前，日本自衛隊的活動範圍與戰略觸角，已顯著擴大到東南亞一帶。近期日本頻頻援助菲律賓，不僅提供海巡船隻，更透過《互惠准入協定》（RAA）使日本艦艇與戰機能夠常態化地部署於南海周邊。

針對菲律賓長期海空武裝薄弱的問題，日本計畫轉移退役的「阿武隈級」護衛艦與「03式中程防空飛彈」，直接填補馬尼拉面對中國的軍力劣勢。日本透過頻繁的軍備輸出與自衛隊活動足跡的南向延伸，實際上已與澳洲試圖共同縫合第一島鏈南翼，強化長久以來脆弱的島鏈環節。

然而，若沒有區域內其他國家協作，面對日益增長的解放軍海上力量，未必能獨立維持防線至南半球。此時我們若將轉移台灣圖紙，以及共建「台菲經濟走廊」，投資呂宋島北部基地等資訊共同還原，便能發現這是日本需要台灣作為地區援手的訊號。

台灣的身分認同確認與國防產業升級

台灣引進日本「最上級」設計圖紙，獲得日本官方「不反對」回應，這象徵日本在承受中國壓力下，對台灣安全社群的認可。隨著日本解除武器出口限制，預期將促進台灣國防產業進一步發展，並拓展建軍思維及戰略視角。

海軍原本規劃的「震海計畫」曾因戰鬥系統與艦體整合延宕，加上主力艦隊老化帶來挑戰，遂轉向「最上級」。這不僅解決現階段需求，更能提升台灣軍事科技，有助於台日雙方建立共通供應鏈標準以及艦艇訓練與操作規範。

目前台灣多數軍備受美製規範限制，缺乏具「相互可操作性」及共通標準的替代產品，不同於歐洲各國可自主銜接美制系統。此類無形資產的引進與硬體同等重要，可協助國軍現代化，推動國防產業創新，並加強與區域盟邦的安全合作。

台灣造艦能力近年因「國艦國造」等計畫顯著提升，培育中信、龍德等造船廠，潛艦國造更為產業帶來黃金時期。如能引進日本「最上級」設計理念，除獲得技術外，更能融入日本先進造艦哲學、生命週期管理及系統工程方法，全面優化台灣造艦產業競爭力。

「切香腸式」的接軌台灣

從戰略層面觀察，中國與日本於東海及西太平洋地區日益升高的軍事對峙，某種程度上可分擔現階段台海所面臨的壓力。隨著法規逐步鬆綁，日本武器出口政策現已延展至十七個國家，涵蓋已簽署《防衛裝備及技術轉移協定》的美國、英國、澳洲、印度、菲律賓及多個歐洲與東南亞國家。

日本向澳大利亞、菲律賓等國出口防衛裝備，有助於大幅提升盟邦及理念相近夥伴間的相互操作性，並促進基礎零組件與人員的流通。此舉將使解放軍需於多方佈局兵力，有利於台灣爭取更大的戰略緩衝空間。

受限於國際政治現實及無正式邦交關係，台灣目前尚未納入該十七國官方締約名單，然日本仍保留政策調整的彈性。若日本政府認定相關出口符合安全保障或國家戰略利益，且經國家安全保障會議審查，即便輸出國處於衝突狀態，亦能例外適用出口政策。

若「最上級」設計圖紙透過商業合約或民間顧問等非正式渠道流向台灣，而非直接軍艦銷售，可藉由「切香腸戰術」逐步推動合作，既能規避直接軍售所涉外交及法規限制，同時強化台灣防禦能力。

基於防務政策調整所形成之官方與非官方並行雙軌架構，有助於突破既有框架，使台灣實質融入印太區域國防產業體系。在未來潛在區域衝突情境下，由於台、日、澳、菲主力艦艇於結構及指管邏輯方面高度相容，各國海軍於後勤補給、維修支援乃至戰術資料鏈路上，都具備無縫整合潛力，促使跨國共同作戰圖像的建立更加順暢。

日本防衛大臣小泉進次郎／取自小泉進次郎X）

從安全消費者到同盟「共創者」的質變

日本解除防衛裝備出口限制，其主要目的是藉由參與西方盟國跨國專案，獲得先進概念及技術，並能選擇性地釋出成果。例如，日本在「全球作戰空中計畫」中與英國及義大利合作開發第六代戰機，已於2024年初特別修正《防衛裝備移轉三原則》，允許這些戰機出口至第三國，進一步擴大合作成效。

此外，日本受邀探討加入美英澳「AUKUS第二支柱」，重點在極音速武器、人工智慧與量子運算等高端防務技術領域。相關研發需依賴大規模晶片與運算能力，台灣可與日本互補資源。為應對美國國防產能壓力，美日展開彈藥共同生產，如授權生產「愛國者三型」（PAC-3）飛彈以補充美軍庫存，台灣與菲律賓亦為潛在受益國。

透過推動各項跨國合作，日本與盟邦關係呈現結構性轉變，由過去高度依賴美國保護的「安全消費者」，轉型為具輸出產能與技術的「安全共創者」。此舉不僅促進機密共享與戰略信任，也使日本與英國、澳洲等國，以及其他合作夥伴，向「準軍事同盟」關係邁進。

身為尋求「正常化」國家的日本，其防務政策調整將深刻改變冷戰後印太地區的地緣格局。政府推動工廠轉型以提升區域國防產能，配合武器出口政策變革，日本重返大國行列只是時間問題。

共構印太安全社群的新脈絡

日本目前正有系統地填補美國在區域安全領域留下的空缺，並逐漸發揮「網格化安全架構」核心成員的作用。對潛在威脅者而言，其所面對的不僅是遠隔太平洋的美軍，而是一個裝備高度互通，且理念一致的安全社群，正在以日本為核心形成。

早年的日本政府亦積極推動區域安全合作，但是歷史問題仍時常削弱合作的穩固性。日本選擇自我定位為區域秩序的維護者，鄰近國家的在野黨不時藉由對日本殖民歷史的批判，強化自身合法性。在特定國內政治議題升溫時，亦可能藉歷史爭議激化社會情緒，不利於真誠互信的建立。

此外，中國與鄰近國家存在共同建構的歷史進程，各國部分文化與歷史元素難以完全與中國區隔，「身分分裂」的現象使得造成安全議題難以為繼。然而，隨著冷戰後共同建構的價值與生產體系，以及來自中國的戰略壓力催化，印太地區在這十年之間正加速共構歷史脈絡，國防產業發展亦促進區域間制度和規範的一致，書寫當代安全社群的新篇章。

對台灣而言，當前正處於重要的歷史節點。透過國防預算編列與軍購案推動，促進與日本等盟友在軍事科技、研發理念等無形資產上的交流，對提升國防自主性具有關鍵意義，重要性可比擬實體武器的採購。唯有如此，台灣方能於國際大國角力中確保國家安全與戰略主導權。

※作者為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候選人／東協經濟貿易文化發展協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