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能再強，在高溫面前也變脆弱——如何打破運動與氣候變遷之間那道牆？

體能很強的運動員，在高溫面前，同樣是脆弱的群體。推動運動淨零計劃的學者黃書緯表示，過去台灣運動圈對高溫雖有感，但還未打開運動與氣候變遷的溝通之門。當運動員乃至全民運動都要面對戶外高溫，公部門更須從最基本的都市規劃著手，並建議去（2025）年新成立的運動部先進行不同運動項目的全國盤點，再規劃調適措施與指引。

都市規劃沒做好 後面再多調整也沒用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於1月28日舉辦「面對升溫未來︰政策╳地方╳脆弱族群如何一起降溫」論壇，邀請公部門、學者與民間團體共同探討台灣高溫調適現狀與挑戰。

台灣大學創新領域學士學位學程專任助理教授黃書緯，過去兩年參與「運動淨零計畫」，主要針對賽事碳盤查和減量，提出轉型的內外部溝通，然而，這份計畫卻沒有提及高溫對運動場域與參與者安全的實質衝擊，即使去年環境部與運動部簽署「活動永續」合作備忘錄，內容也是以減碳與永續推動為主，未有明確把高溫納入討論。

黃書緯本身是一名跑者。他稱，馬拉松賽季從9月開始至隔年3月，也是氣溫稍為下降的季節，但實際上就算到了12月，氣溫也有15°C，「對一般民眾來說，15°C很冷，但對跑者來說算熱，因為跑步時身體會發熱。」在秋冬季的馬拉松賽事中，有跑者會中暑、熱衰竭。

他又舉國外的例子，今（2026）年2月，義大利米蘭與科爾蒂納丹佩佐（Cortina d'Ampezzo）將要主辦冬季奧運，遇到場地沒有雪，主辦單位提出使用人造雪撐場，但人造雪比天然雪硬，容易導致選手受傷，「如果接下來的氣候是冬季不會下雪，那冬奧怎麼辦？」

而在夏天辦賽事，更有可能直面高溫。比如2020年東京奧運馬拉松，為了避開東京的酷暑，移師到經緯度更高的北海道札幌。黃書緯進一步舉例，足球場人工草皮在太陽直照下會火速升溫，足球員踢完一場90~120分鐘賽事，「腳都長水泡了」。至於台灣很夯的棒球賽事，傍晚6點的比賽，球員常常得在下午2～3點進球場練習，「就是超熱的時候。」

而當戶外運動面對高溫，就要回到都市規劃的討論，包括球場選址、戶外場域是否通風、有沒有遮蔽物等。「如果都市規劃沒做好，你後面再多的調整也沒用。」像台北市大約八成棒球場都設在河濱，若遇到豪大雨後積水，球場便無法使用，且河濱的公共廁所有衛生問題，沐浴設備或飲水機也不足，「我們是被迫在一個不適合做運動的地方打球。」

「如果都市（戶外）空間不適合運動，你會去哪？去健身房。那你就是進到一個耗電的空調環境，這樣就非常可惜。」黃書緯稱，高溫讓運動管理的控管項目變多，降溫的成本也相對增加，「以前只管人流、物流，現在要在乎氣候對賽事的影響是什麼。高溫是無法迴避的東西。」

運動圈與環境關注者兩邊不對話 希望打開溝通之門

論壇結束後，黃書緯向《環境資訊中心》記者補充，台灣運動管理學者討論環境問題約在2010年才開始，當時綠色和平質疑台北馬拉松使用太多一次性水杯，後來路跑運動界也逐漸關注減廢、減塑，但當時討論多從管理角度研究減碳，當黃書緯想探討高溫與氣候變遷對運動影響時，多數人就會認為「是有變熱，也沒辦法呀，不可能不辦（賽事）」，而他也觀察到，關注環境的人跟運動者或球迷「兩邊不對話，在各自圈子裡。」

談到台灣的運動政策，黃書緯覺得以往目光較多放在獎牌，資源多投入訓練、設備，旨在培訓精英選手，較少從社區角度談運動與環境永續，讓全民都能參與。他形容，運動界是一個封閉的體系，開設體育系的大學很少，而運動部公務人員多是就讀運動科或運動管理，合作的對象就是系中老師與學弟妹，「他們有習慣做事的方式，你要去改變某些mindset（心態）時，就需要時間。」

實際上，民間企業已比公部門走得更前。以運動手錶品牌Garmin為例，中階以上的手錶會導入「熱適應」（Heat Acclimation）功能，配合氣溫與GPS活動，自動追蹤身體適應能力，協助評估耐熱能力，修正最大攝氧量與訓練狀態，以預防熱衰竭。「業界反應比學界來得更快。」

黃書緯認為，環境部是有意透過運動去傳達減碳政策，但改組後的運動部，談的是社會永續，而非環境永續。每一項運動的賽季、訓練季、戶外或室內，需要的調適也不一樣，他建議運動部先進行全國盤點，再按不同項目規劃措施或指引。

綠盟資深研究員陳詩婷則提出幾項政策建議，包括建立跨部會高溫治理體系，統籌行動規劃、資源配置與經費支持，強化地方政府調適量能。針對地方政府，則認為需加強熱相關脆弱性與衝擊辨識。此外，全面檢視都市綠色覆蓋辦及其分布公平性，將高溫調適轉化為可執行的規範與指標，便能系統性納入都市規劃與空間治理，讓降溫與遮蔭成為因應極端高溫的結構性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