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書：GDP在漲，為什麼服務業薪水沒漲

從2003年起，台灣人均GDP開始落後南韓，終於在2022年以人均GDP 3萬2,811美元，超越南韓的3萬2,237美元。而台灣的經濟成長率自2020年疫情開始到2022年結束的3年期間，分別是3.11%、6.45%、2.45%，相較於美國為-2.8%、5.9%、2.1%，及韓國的-0.71%、4.15%、2.6%，繳出一張相當亮眼的成績單。除了歸功於武漢肺炎疫情管控得宜，台灣也受惠於美中對抗的轉單效應良多，是全球供應鏈「去中化」的受益者。

台灣是出口貿易導向國家，然近五年的對美國的出口占比呈現增加態勢，幾乎遍布所有商品類別，可見其結構性的轉變。根據財經M平方網站整理資料，2016 至 2022 年台灣對美出口的貿易金額明顯攀升，平均複合成長率分別達 14.4%，主要成長類別是在資通、電機、消費性電子產品。美中地緣政治的對抗所帶來的影響，可見一斑。

只不過，台灣經濟成長的果實是否讓國民共享，還是集中在一小部份人的手中，是個很值得探討的議題。攤開行政院主計總處「戶數五等分位組之所得分配比與所得差距」歷年資料，從1997年的時間序列至今，代表所得分配狀況的「吉尼係數」透露出一些訊號。1997年金融風暴至2000年，吉尼係數在0.32到0.326之間；2001年台灣加入WTO開始，數值一下就躍升到0.35，直至2011年吉尼係數大多維持在0.34以上。2012年到2018年則在0.336至0.338間徘徊。如前所述，台灣的出口數據明顯受到2018年美中貿易戰的轉單紅利所賜，逐年上升，惟2019年起吉尼係數也是逐年增加，以每年增0.001的速度，2022年的吉尼係數已到0.342的水準，回到台灣2001年初受全球化衝擊時的狀態。引申出台灣國際貿易的受惠的另一面，具有貧富差距的拉大的副作用。

根據央行2023年6月15日發表的《我國製造業與服務業勞動報酬成長差異之原因分析》報告統計，2022年整體服務業受僱人員占總受雇人員的比例達58.1%，高於製造業的35.1%，其中以批發及零售業占比(20.9%)最高。若與1998年相較，服務業僱用人數累積成長率達65.6%，且以支援服務業、住宿及餐飲業成長較快。可見台灣有近六成的受雇人員是從事服務產業，而15至29歲的年輕人口，比例更是高達68.8%(勞動部2021年統計)。

針對服務業再擷取其中的傳統服務業，包含批發及零售、住宿餐飲、支援服務業、其他服務業來檢視，在2022年受雇於中小企業的人數占比非常高，約99%；批發及零售業、住宿餐飲、支援服務業、其他服務業的受雇人員占全體的比例分別為20.9%、5.9%、5.0%、1.3%。另外再從薪資角度去切入，受僱人數占比最高的批發及零售業，薪資相對全體平均薪資之倍數由1998年的0.95倍竟反而下滑到2022年的0.90倍；住宿餐飲、支援服務業、其他服務業之薪資更僅有0.63到0.67倍之間。

這邊我們可以先做個小結：台灣經濟近年受惠於美中對抗的轉單效應，及武漢肺炎疫情後的供應鏈重組紅利，促使台灣的高科技製造業訂單增加、出口成長，連帶拉動GDP逐年上升的趨勢。但另一方面，卻呈現家戶所得分配狀況逐漸惡化的現象。再從受薪階級的產業區分來看，明顯觀察到服務產業的就業人口成長，並隨著服務業產值的上升的路徑上，該產業的受薪階級所能分配的勞動份額卻是在萎縮。

此一結果可以解釋，每當政府公布人均GDP和個人所得平均值等亮眼成績時，大多數的民眾不但無感，甚至產生厭惡或剝奪感，因為他們所處的產業並非受益的一方。特別是15至29歲的年輕人，從事服務業的比例高於全國比例，所謂「青年低薪」的現象，依循這脈絡便很好理解了。

依據央行的建議，為加速提升服務業與傳產製造業之勞動生產力與產出價格，宜加大促進產業創新及科技轉型之政策力道。2021年企業研發支出占各業名目生產毛額比率，在製造業為8.6%，服務業僅0.4%，不到製造業的5%。從業人員較多的批發及零售業低至0.2%，住宿餐飲更是趨近於0。也就是台灣的批發零售業與住宿餐飲業發展至今，仍是用過去幾十年前的方式從事生產。無怪乎，當從業人員愈來愈多，每單位勞工的生產力反而下降，拉低薪資水準。惟前述的服務產業多為中小企業，易受租金、物價、工資上漲而影響獲利，承受風險能力較差，企業生命週期較短，因而無多餘能量投入研發與創新。再者，服務業的創新產物或製成，除難以申請專利外，且易於模仿，進一步降低產業升級的誘因。

當產業發展出現瓶頸，影響多數人生活條件時，政府理應介入維護公益。與台灣經濟成長背景相似的日本、新加坡及南韓，早已領先我國好幾年制定完整支持民生服務業的政策驅動轉型，而且也不會像經濟部只會站在被動補貼的位置，單純收件、審查、符合條件就發錢，如此應付了事的態度。理應更積極整合公私部門資源，成立交流與供應資源的平台，協助中小企業取得創新工具提升自身的附加價值。

如新加坡政府在2016年推出「產業轉型計畫」，由標準、生產力與創新局(SPRING Singapore) 成立專責小組，撥款45億星元預算，協助產業依需求制定產業轉型藍圖，目的在於支持中小企業應對全球經濟轉型的衝擊，並在政府資源的挹注下加速改革腳步。此外，日本與韓國都有相近的計畫作為支持，如i-Japan 2015戰略、酷日本 (Cool Japan)、日本觀光產業新成長策略、韓國服務業培養推動計畫等。

然而，產業轉型非政治人物一任四年所能一蹴可幾，這些國家的政策即使推動多年，成果的回收依舊相當緩慢，這更代表台灣在這方面的刻不容緩。否則，一味只有提高基本工資，僅施以「症狀治療」就期待事情會有根本性的改善，是在自欺欺人，更是對中小企業生存環境的揠苗助長。央行報告還提到一點，2021年台灣企業及產業工會組織率14為7.8%，低於南韓的12.5%(為2019年資料)，以及日本的16.9%。因此，如何鼓勵中小企業之勞工加入產業工會，在法規上適度降低工會籌組門檻，來提高工會組織率，也是政府應及早研擬的對策。這是賦予勞工釣竿，使其有主動權自發性地找魚來吃，不是整天只能等待「提高基本工資」這尾魚從天而降。

台灣服務業的薪資停滯，不是過去民眾或政府直觀認為的「企業不分潤」，背後存有資源過度向半導體產業集中、服務貿易輸出落後日韓、服務業產業升級緩慢，都意味著服務業長期不受重視，導致該產業的工作者多數每日要與通膨、房租等生活成本拚搏，缺乏儲蓄，間接影響台灣的內需市場。高科技製造業是台灣在國貿之中的強項，並不代表政府需要不斷地錦上添花投入資源到這個就業人口僅占台灣2成的產業，而無視於另一端占6成的服務業受雇人員。產業的多元是國家健康發展的根本，撒錢補助或許能取得一時的選票，但無助於改變服務業薪資停滯、實質減薪的現狀，當政者若無從長計議的視野著手體質上的改變，將會失去面對外力壓迫時的經濟韌性。

※作者為現職公務人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