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是為了看清回家的路！專訪旅荷藝術家陳柏豪
「我在做很多研究時才發現，原來我的家族會到台灣，可能也是因為荷蘭人。」四百年前，因為當時荷蘭東印度公司需要在台灣拓墾，在明清混亂之時，才吸引了漢人移居台灣。而視訊鏡頭的另一端，2025 年受邀參與臺北市立美術館（下稱北美館）台北雙年展的旅荷藝術家陳柏豪（Skyler Chen）人在鹿特丹，這座二戰後浴火重生、以理性現代主義建築聞名的城市，與他充滿熱帶記憶的故鄉 ──高雄，有著截然不同的氣味。
經歷四百年之後，祖籍福建、澎湖的陳柏豪，輾轉來到荷蘭定居。這段跨越四百年的歷史巧合，似乎成了他人生的最佳註腳。
他不只是一個亞裔酷兒移民，更像是一個在大歷史洪流中漂泊的旅人。從出生於摩門教傳統家庭、就讀中華藝術學校、到美國猶他州念美術、在紐約打工駐村，再到如今荷蘭的藝術家生活，陳柏豪花了二十多年，在流浪中尋找自己，也在畫布上述說屬於他的台灣經驗。
不同於常見的「酷兒挑戰異性戀霸權」的強烈視覺風格，陳柏豪的畫作呈現新古典主義的當代轉譯，保有一種懷舊色彩，經常透過並置迥異的物件，迂迴地表達他的情感與觀察。在高度數位化、概念藝術當道的現代，不禁令人好奇，繼續堅持使用繪畫這個媒介的他，一路以來的養成和發展。
台北雙年展 2025 地平線上的低吟，展期至 2026 年 3 月 29 日，關於策展人可閱讀本篇專訪：跨越國籍與標籤，用藝術說「灰色故事」：專訪 2025 台北雙年展策展雙人組
上圖為陳柏豪作品於 2025 台北雙年展展覽現場。圖／臺北市立美術館 提供，呂國瑋 攝影
非典型「美國夢」：當藝術少年遇上摩門教劇本
回溯到西元 2000 年，那是千禧年的開端，網路尚未全面普及。剛從高雄中華藝校畢業的陳柏豪，正面臨人生第一個巨大岔路。
那時的中華藝校聚集了一群剛從歐美留學歸國的年輕老師，如潘大謙等人，他們將「獨立思考」的種子播撒在這群高中生心中。原本拿到紐約大學錄取通知的陳柏豪，滿心期待要去擁抱大蘋果的自由空氣，卻在回家報喜時被現實狠狠打臉 ──家裡已經投入所有教育資源供他讀高中，沒有足夠的經費供他去紐約。
「家人說，如果真的要出國，唯一可以去的是猶他州，」陳柏豪苦笑著回憶，「因為我小時候家裡是摩門教，到那邊有教會支持，讀書學費比較便宜。」如同當年常見的樣板家庭，傳統的父母抱著傳宗接代的期盼在多個女兒之後產下一子，陳柏豪從出生開始，就背負父權體制下的期許與壓力。然而儘管看似傳統，父母卻也給他學習繪畫的自由。
於是，一個早早意識到自己酷兒身分、嚮往自由的藝術少年，就這樣義無反顧去到美國，靠著在中國餐廳打工賺錢，先後在匹茲堡州立大學、猶他大學完成學業。
「那時候出國跟現在完全不一樣，連 E-mail 都要在學校圖書館的電腦裡才能寫。當時的離開，更像是一種從自己熟悉的土地上『消失』的感覺，帶著不確定、孤獨，也帶著一種無法回頭的決絕，」他說。
這段「非典型留學」經歷，聽起來充滿了荒謬的衝突感。身為亞裔、酷兒，以及身處白人主流教會中的少數，這種「少數中的少數」處境，迫使陳柏豪學會了觀察。「長期在一個並非自身文化與語言背景的環境中生活，也許出於一種生存本能，我的觀察力反而變得更加敏銳。」持續地對日常提出質疑，成為創作珍貴的養分。
如今已不是摩門教徒的他，當年在教會獲得許多學習資源。「對我來說，摩門教其實很像一間美國公司，他們的教義黑白分明，在裡面我學會了理解美國人說的故事，特別是在 20 世紀他們是怎麼霸權的。」作為生理男性，教會把很多資源放在他身上，讓他意外學會公開演講。但當長大之後要去質疑教會時，也深刻體會到，沒有指南書的世界，瞬間變成一片混亂的灰色。
「在灰色的地緣裡要找到平衡跟自己的方向，其實是蠻難的。」這段兒時經歷也深刻影響他的藝術表達。作為亞裔酷兒、在承載傳統家庭對兒子角色的期待，以及摩門教的框架體制，使他的作品常常討論如何在傳統和自由之中，誠實面對自己身體的渴望，正符合 2025 台北雙年展對「思慕」的探索。
紐約生存修羅場：貴人相助，畫筆重啟
離開猶他州後，陳柏豪終於去了紐約。但迎接他的不是《慾望城市》裡的華麗派對，而是赤裸裸的生存修羅場。
回憶起那段日子，他曾在餐廳端盤子，也做過油漆工，因為生活各種困難，他沒有想過以自己的創作維生。直到一位貴人拉了他一把 ──曾幫 Anna Sui 設計娃娃頭香水瓶的知名美國普普藝術插畫家麥可．伊康諾米（Michael Economy）。
當時陳柏豪作為他的助理，「有一天 Michael 拿了一本素描本給我，跟我說：『Skyler，你一輩子都在學藝術，為什麼現在沒有在畫畫？你回去，每天畫一頁看會怎麼樣。』」
2006 年正好遇上部落格興起，陳柏豪開始畫畫，也開始到部落格分享，最後甚至在西村小畫廊展出。
也是在紐約餐廳打工時，遇到在附近雀兒喜美術館（Chelsea Art Museum）工作的策展人提爾．法爾拉特（Till Fellrath）。兩人逐漸變得熟識，後來也在社交媒體平台上保持聯繫，直到 2024 年法爾拉特受邀為台北雙年展策展時發出邀約，正好讓陳柏豪有機會完成沉澱已久的新作品，以思慕為主題的系列畫作，包含《跨世代的勇氣》、《終於等到我的辦桌》和《青少年》。
跨世代的勇氣：在家族創傷中，尋找台灣的連結
上圖：陳柏豪，《跨世代的勇氣》，2025，油彩、畫布，180 x 280 公分，藝術家版權所有。圖／臺北市立美術館 提供
陳柏豪對台灣歷史的深刻認識，是在離家多年後才發生的。27 歲那年返台服兵役，在外公家無意間看到一張泛黃照片，才打開了潘朵拉的盒子。
原來那張泛黃照片是他的叔公，也是二二八事件的受難者。陳柏豪的阿姨拿出由台灣歷史學家許雪姬在民國 82 年進行口述歷史調查完成的《高雄市二二八相關人物訪問紀錄》，提及外公曾參與受訪的過去。
「我看了那本書當場大哭。為什麼這麼重要的事情，我們在家族裡面沒有辦法去討論呢？」
即使解嚴多年，家族長輩依然選擇沉默，從來不曾在對話中提及。那種深植於骨髓的恐懼，讓這段記憶成為家中的禁忌。「我舅舅甚至說，他不希望家族的創傷被拿來當作政治工具，」陳柏豪說。
他回想起小時候台灣正經歷第一次總統直選。有一次，鄰居來詢問他的父母與祖父對選舉候選人的看法，他父親卻反問：「我們真的可以討論這件事情嗎？」當時已經解嚴許久，陳柏豪記憶深刻，「原來在大人的世界裡，言語與立場曾經需要如此小心翼翼，也第一次感受到戒嚴時期所留下的陰影，即使在解嚴之後，仍然深深地存在於日常生活與家庭的態度之中。」
這段家族秘辛，成為他在 2025 台北雙年展展出作品《跨世代的勇氣》的核心。但他並不試圖給予歷史定論，而是讓那些被壓抑的集體潛意識，透過他的畫筆，重新在這個世界上找到發聲的機會。把這段跨時代的家族創傷，轉化為力量。他引述榮格的心理學，「當你要去接受自己的過去的時候，你才能往前走。」
創傷可能會透過 DNA 遺傳，而真正重要的是這段歷史如何讓大家繼續向前。外公、叔公的故事，在陳柏豪的生命中變成一股珍貴又沉重的勇氣，讓 27 歲的他開始對台灣有更多連結，也支持他在多年後回到台灣擔任志工，支持婚姻平權。
酷兒的迂迴敘事：從摯愛小說《孽子》說起
上圖：陳柏豪，《我最喜歡的小說》，2022，油彩、畫布，65 x 53 公分，私人收藏。圖／臺北市立美術館 提供
在《我最喜歡的小說》畫作中，陳柏豪把白先勇的小說《孽子》放在畫作前景中心。「我應該是 2000 年在美國看到這本書的，當時非常震驚，書名就好像是在說我。」
在 2022 年完成的《我最喜歡的小說》，靈感來自當年到北京辦個展時，陳柏豪思索要如何找到探討東亞酷兒議題的切入點。他發現在中國的酷兒文學中，唯一有出版卻沒有被禁的書就是《孽子》，於是他將小說封面置入在畫中，作為充滿象徵意味的物件，既反映他的個人身分認同，也喚起觀者的連結。
不同於西方酷兒藝術，往往強調個人主義、高舉「Pride」大旗的張揚；東亞的酷兒經驗，更多的是在家庭期待、傳宗接代壓力下的掙扎與迂迴。
陳柏豪提起他曾對伊康諾米說，「我不去參加同志大遊行，因為我覺得那裡都在辦派對、奇裝異服，感覺都是在講性。結果他看著我說：『Skyler，我這個年代的人們非常努力地去爭取這些權利給你，結果你視為理所當然。』」陳柏豪當時不以為意，直到多年後回台灣參與同婚平權公投的志工活動，到處去發傳單時，才真正明白當年的「老人言」。
他遇到很多同樣來自傳統家庭的年輕台灣人，正努力追求自己權利，讓他很感動。「我們不會去到處喊口號，真的只是在分享我們的故事而已。」作為藝術家，他並不把自己當作行動主義者（activist），而是透過作品讓大家去有機會去討論。
離開台灣的前一天他回到北美館，驚訝於館內的眾多人潮，也在展間看到大家積極討論，深受感動。「我們社會已經到了一個程度，是大家可以去討論他們自己對眼前事物的感受。」對比那些專制國家的美術館，「不管講好的還是講不好的，人民開始有自我思考的能力了，這不就是當初設立這些美術館的原因嗎？可以去質疑很多事情，就表示我們已經到了很棒的狀態了。」
陳柏豪憂心提到，美國的 Alpha 世代對酷兒支持度下降很多。不論是言論自由、或是身分認同的多元，都是在創傷之後、經過世代努力得來的果實。對陳柏豪而言，他並不是在創造新的敘事，而是試圖藉由畫筆，記錄東亞酷兒的經歷。
「這個經驗並不僅僅關於性向或身分，更包含了傳統思想與個人身體慾望之間長時間的拉扯。走到最後，它所指向的，反而是更根本的問題 ──關於人如何與他人建立關係、如何在社會與親密之間尋找位置。」
荷蘭的「平庸」哲學：把掌聲留給作品，而不是拍賣槌
從紐約的躁動搬到鹿特丹的冷靜，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陳柏豪經歷了一場價值觀的洗禮，也讓他對「成功」有了截然不同的定義。
「剛到荷蘭時，我其實很不適應。這裡沒有太多的娛樂，食物又貴又難吃。」他提到一個有趣的觀察：「我每到一個新國家，第一件事就會坐在咖啡廳裡，聽隔壁桌在講什麼。」或許在美國大家都說 Yes, Yes, Yes，「一開始剛到荷蘭，我就聽到大家一直講 Nee, Nee, Nee（不）。我想說完了，這裡是一個 No Culture 的國度。」
儘管一開始就受到文化衝擊，他也在這裡找到了某種寧靜的「平庸」。成長於台灣或美國這類高度資本主義、娛樂消費慾望無邊的社會，陳柏豪說自己的頭腦構成「非常資本主義」，常常要去證明自己。但到了荷蘭，這樣做反而變得奇怪。
在荷蘭，就算再窮的社區也會有公園和基礎設施，讓居民擁有同樣的社會尊嚴。這裡的人不需要向誰證明自己很成功、重視人與人的關係，陳柏豪說，「我寧願去接受平庸的生活，但大家的生活有一樣的標準。」
這種反資本主義的思考，也延伸到他對藝術市場的批判。他引用了紐約作家弗蘭．利波維茲（Fran Lebowitz）提過的例子：當畢卡索的畫作要進行拍賣時，畫家出場時全場靜默，卻在畫作經由拍賣官敲下天價成交金額的那一刻，爆出熱烈掌聲。
「我們到底出了什麼問題？我們不是應該為畫家拍手嗎？我們集體拍手，是為了拍賣這個行為鼓掌，而不是為了這個作品感動而鼓掌，這是當代藝術市場的問題，」陳柏豪引用利波維茲的犀利反問。
如今的他已經放下了那種「希望被世界認可」的執念。「我現在覺得，藝術家不需要去推銷自己，只要作品做得好，就一定會有人看到。」作為藝術家的他相信，只要誠實地把人類的經驗轉譯出來，作品離開了工作室，就會也自己的生命。
想通之前，陳柏豪其實度過各種艱難。
先是 2005 年他還 20 多歲時，當代藝術圈開始流行概念藝術和裝置藝術，他卻仍堅持繪畫這種相對傳統的媒材，「連藝術界的人都覺得，你正在走一個沒有路口的路。可是這種聲音我從小就聽到了，這就好像在藝術裡面還要被歧視的感覺。」可是誠實叩問內心，繪畫還是最忠於自我的選擇。
36 歲時的他，還在餐廳打工，面對其他同齡人都已經有穩定事業，他也曾充滿自我懷疑，可是「走了那麼久，你會發現，做藝術應該對自己要做什麼是最忠誠的，因為你不知道未來會怎樣。你做的事情不是要符合現在的市場。」他分享薇薇安・魏斯伍德（Vivian Westwood）說過：「藝術不該是為了迎合大眾而存在（Art shouldn’t be popular）」。
對陳柏豪而言，繪畫是一種最直接、也最貼近人性的表達方式。無論科技日新月異，他仍然著迷於手的溫度和不完美。他只要把所感受到的真實表達，那作品就會超越時間與文化。
上圖：陳柏豪，《終於等到我的辦桌》，2025，油彩、畫布，180 x 140 公分，藝術家版權所有。圖／臺北市立美術館 提供
視角與流浪：一場跨越時間、文化與家族的對話
他提到近期也深受電影《大濛》和《女孩》觸動，作為藝術家，「當然我們會希望作品被看到，但被看到之後要怎麼走到下一步也很重要」。他透露下一個計畫，要去探索荷蘭和台灣的關係。
今年 6 月於義大利馬薩喬故居（Casa Masaccio）展出作品。馬薩喬是西方藝術史上，第一位系統性運用「線性透視法」繪畫的藝術家，深刻影響西方視角。而東亞繪畫傳統中，更重視敘事性與多重視角，並置不同時間與事件。「在我的繪畫裡，正好同時存在著這兩種元素」。
儘管透視法建構出看似真實的空間感，本質上仍是一種幻覺。因此對陳柏豪而言，這次個展更像是一場跨越時間的對話，重新思考文化「視角」的本質。
他談起自己並不是因為特別喜歡荷蘭，才到此定居，而是因緣際會從美國搬到荷蘭，甚至在鹿特丹有了工作室，開始穩定的藝術家生活。他有時會想：「為什麼我會跟這個國家有這麼深的連結？為什麼會被『困』在這裡？」進行研究之後發現，荷蘭東印度公司與自己家族的淵源，陳柏豪因此探訪很多東印度公司去過的地方，像南非的好望角和台南的熱蘭遮城。「因為四百年前的一個公司，讓整個世界走向不一樣的方向，也是我一直在研究的事情。」
正因為多國移居和四處流浪的生命經驗，陳柏豪能夠見微知著，不輕易把一切視為理所當然。他鼓勵每一個人都可以出國，不論是移居或是旅行，因為「出國就是把自己放在一個不是理所當然的環境裡面去生存。」
他很鼓勵大家去印度，經歷一段內在的旅行，「你想看到什麼就會看到什麼。想看到美好就看到美好，想看到悲傷就看到悲傷，所以要變成自己的策展人。」或許在看待作品時也是，創作者從自己的生命經驗出發，而觀者就像跟著創作者去了一趟想像的旅程，想看到什麼、產生什麼聯想，也有絕對的自由。
結語：以畫筆為歸途 ──在「之間」凝視故鄉
上圖：陳柏豪，《之間》，2021，油彩、畫布，100 x 80 公分，私人收藏。圖／臺北市立美術館 提供
隨著年歲增長，移居異地的時間越來越長，超過了陳柏豪在台灣成長的時間，他也逐漸能夠保持距離來觀看台灣。
「直到這幾年，我才更深刻地體會到，台灣在歷史、地緣與當下政治現實之中，所處的位置是多麼複雜而有趣。」在這塊土地上，存在高度多元的群體，集體共享卻也獨立擁有不同的歷史記憶。「正是這樣層層交織、甚至彼此矛盾的關係，讓我產生一種責任感，想要更深入地理解這塊土地，同時也更認真地回望並認識自己的家族背景。」
台灣位於國際地緣政治的模糊多樣性，也讓他理解到，「許多事情並不是非黑即白，而是長時間存在於一種模糊、不穩定、甚至相互矛盾的狀態之中。」
「進一步來說，這也延伸到我對自我身分與成長的理解。無論是對台灣的認識，或是對自身認同的探索，都讓我感受到那種介於之間、不斷變動的狀態，反而成為我創作與思考的重要來源。」
之所以遷徙，一開始或許是出於現實層面的選擇，但隨著時間累積，它逐漸成為一種內在的狀態，甚至是一種持續影響陳柏豪創作的存在方式。「也許我注定會一輩子像個流浪者，長時間處在 in-between places 的狀態之中 ──不完全屬於某一個地方，卻也因此保有一種移動中的視角。」
儘管想念台灣的便利與美食，陳柏豪覺得物慾極低的自己，暫時不會搬回亞洲，但「亞洲是現在進行式」，住在荷蘭的他將「在平靜之中，持續尋找當下。」
從高雄到猶他，從紐約到鹿特丹。陳柏豪的流浪沒有終點，但他手中的畫筆，已經為他找到了一條回家的路，那條路不在地圖上，而在他對自身歷史最誠實的凝視裡。
※本文由換日線網站授權刊載，原標題為《【專訪】離開，是為了看清回家的路：旅荷藝術家陳柏豪，從猶他州到鹿特丹的流浪與重構》，未經同意禁止轉載。
【延伸閱讀】
●倫敦刺青店裡的台灣人刺青師──非關薪資、他人言語，最重要的是跟隨自己的心
●我從不是個「愛台灣」的人——直到一場倫敦的「雲門舞集」公演，喚起久藏於心中的台灣情感
※本文由換日線授權刊登，未經同意禁止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