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唐人街的香港故事：專訪《秋天的童話》導演張婉婷

文：一頁華爾滋Kristin

1987年，《秋天的童話》上映，故事以香港導演張婉婷自身在紐約的時光為藍本，說著來到紐約留學的十三妹，與唐人街打工的船頭尺意外擦出的關係。觀眾看的是愛情，背後刻下的是香港人面對遷移的徬徨。35年後，隨著數位修復回望過去的作品，張婉婷看見的是自己作為一位導演的成長，還有不同時代的香港和故事。

35年是一段多長的體感時間，或許只有在多年後驀然回首的時候，才能真正體會到滄海桑田的滋味。對於甚少重看自己作品的張婉婷而言，「滄海桑田」四個字，似乎就代表了修復1987年《秋天的童話》欲說還休的感慨。隨著訪談時一度眼眶泛淚，我們才得知，原來這是一部獻給當年於異鄉對自己伸出無數次援手的好友「皺皮檸」，只是他只差一步之遙，來不及見證電影修復的成果，已於今年與世長辭。

「時代可以過去，城市可以改變，人可以去世，情懷可以不同，但這些事物永遠在我的電影裡，永遠保留於光影之中。」張婉婷說道。

回不去的《秋天的童話》

《秋天的童話》透過一個愛情故事，停駐導演永恆記憶裡的紐約與唐人街，如此龍蛇雜處，暗影幢幢，色情、毒品充斥其中，卻是一個再也回不去的美好年代。只要人到了，攝影機架好，無須打燈，整個42街都是他們的攝影棚。

鍾楚紅所飾演的紐約窮留學生「十三妹」經歷源於張婉婷本身，然，周潤發所飾演的「船頭尺」，人物原型則來自這位皺皮檸，上到「茶褒」（英文trouble的意思）、「Yellow Cow」等自創的英文口頭禪，下到不拘小節的行為舉止，皺皮檸在導演的紐約記憶扮演極其重要的角色，偏偏唯有愛情是全然虛構的。

皺皮檸是這樣一個人，文革時從中國逃出，大好青春都在海上討生活，錯過了讀書的時機，錯過了戀愛的時機，與張婉婷相識時年屆不惑，孑然一身，即使外在看似陽剛爽朗，自尊心強，骨子裡仍難掩自卑。

「我覺得電影的結局若不再見面也太殘忍了，他是我的朋友。在現實當中不會去追求女大學生，也不會開了這麼漂亮的『舢板（Sampan）』餐廳，就在電影裡給他一個吧，然後讓他在那裡與鍾楚紅重逢，不是很好嗎？」

帶著對筆下人物的憐惜，張婉婷讓男女主角將身上最珍貴的物品留給對方，成全了感情裡最動人的「遺憾」。但是，論及理想中的完美愛情故事，導演心中似乎不存在一個既定輪廓，所有故事探討的都是情，無論愛情、友情或親情。對她而言，先有人物，才有情節；先有皺皮檸的原型，並將自身經驗與鍾楚紅獨立自主的形象結合，接著自問，假使兩個天涯淪落人就此相遇，又會擦撞出什麼火花？

性格決定情節，人物帶動故事。好比生性無賴的船頭尺，必定慣性遲到，必定不可能準時抵達機場接機，就連十三妹的英文名字也唸得亂七八糟，於情於理會駕駛一台滿是噴漆塗鴉的破車，連車門都無法關起，路上還可能與不同種族的混混起衝突。慢慢地，這些人物自己推進故事，產生自己應有的反應，而現實中破碎的一切，就留在電影裡完美。至於兩、三年後的重逢，能否帶領兩個對的人，於對的時間走在一起，便交由觀眾決定各自心中的理想結局。

隨時代變遷的「移民」命題

回顧最初拍攝「移民三部曲」的創作契機，也就是 1985 年《非法移民》、1987 年《秋天的童話》、1989 年《八兩金》三部電影，在導演眼裡，都是屬於香港的故事，亦是談論去與回的故事。以現在的目光來看，那段時間的遊子屬於迷惘的一代，舉世皆知香港即將面臨「九七回歸」，但對赴美讀書的年輕人來說，前途因此陷入巨大未知，無人知曉回歸中國會是什麼光景，更難以理解此事象徵的重大意義。

那些年半工半讀的張婉婷，在紐約唐人街一間錄影帶出租店打工，彼時的港產想像力隻手遮天，不僅稱霸亞洲，也席捲整個華僑世界，為了能夠租到最新香港影視作品如《大地恩情》、《家變》，黑社會與非法移民爭先恐後與錄影帶出租店的工讀生打好關係，她也得知了形形色色的移民故事，其中最有趣的一位便是傳說中的皺皮檸。

因此，假結婚議題催生了《非法移民》，而皺皮檸的出現則讓她留下一頁《秋天的童話》，上演於不同世界的兩個人之間，一段同是天涯淪落人的感情故事。而第三部曲《八兩金》，一方面呈現多數人「衣錦還鄉」的炫耀心態，另一方面則捕捉離家多年後遊子格格不入，故鄉人事已非的心境轉折，將當初那熟悉亦陌生的「回歸」之感融入其中。

然而，移民、離散與第三文化兒童等命題，這些年來持續受到重視，「移民三部曲」誕生至今逐漸成為全球化浪潮下一大創作趨勢，包括導演李安早期的《推手》、《囍宴》，近幾年來打入美國主流市場的《別告訴她》、《夢想之地》、《瘋狂亞洲富豪》、《媽的多重宇宙》如雨後春筍般前仆後繼，再加上台灣新導演阮鳳儀也拍出這個世代的共同記憶《美國女孩》。

論及這些承上啟下的作品，張婉婷思考著答到，每個國家、每個年代都有自己的移民故事，2020 年的《夢想之地》確實與自己探討的事物有些相似，尤其是置身美國後，如何適應當地的生活方式，如何爭取生活地位，以及下一代面臨的文化隔閡與溝通障礙，進而建立屬於自己的家園。但是，隨著世代變遷，面臨到的問題也有所差異，她認為最根本的不同在於——「落地生根」的想法。

以《非法移民》和《秋天的童話》為例，這些早期移民絕大多數經濟能力有限，無意「融入」主流美國社會，無意在自身族群聚集地之外的地方落地，他們扎根唐人街，生活相對封閉、狹隘，並未意識到自己身處美國，照舊過著香港生活、與香港朋友打交道，僅此而已。

至於唐人街第二代的孩子，即使依循當地教育制度就學，成績大半不上不下，學校大半不好不壞，遊走於兩個世界的接縫處，始終難以打入屬於「美國人」的世界。當然也有例外，好比《秋天的童話》陳百強飾演的公子哥，家世顯赫，財力雄厚，如此少數之中的少數就得另當別論。

「紐約不像美國一些地方較為封閉，紐約是一個很開放的城市，如果要繼續留在那也是可以，只是我拍完『移民三部曲』之後，覺得自己的根還是在香港，決定回來繼續拍電影。」

就自身經驗而言，赴美留學是一段拮据卻美好的時光，張婉婷笑談昔日與導演李安的一段趣事，那時正值籌備畢業製作的時候，李安已經畢業，仍與室友兼同學的導演史派克李（Spike Lee）住在紐約，時常回到學校協助學弟妹們拍攝電影。

為了張婉婷一場唐人街賣白粉的戲，李安大方出借自己住處，佈置成地牢，並充當地牢裡包裝白粉的臨時演員，讓這部學生電影《Writing on the Wall》順利完成。但論及《推手》、《囍宴》與自身「移民三部曲」的異同，她覺得李安的作品台灣氣息相對明顯，反觀自己所述說的，是屬於唐人街，亦是屬於香港人的故事。

作為一位「香港導演」

「我們在紐約讀書的時候，如果教授看見我們有些自恃甚高，表現地像是明日電影新希望，便會說：『你們不要以為坐在那邊唸電影，就等於畢業以後可以當導演，起碼要十年以後才會真正覺得自己畢業了，才可以真正掌握當導演的技巧。』」

這席逆耳忠言，聽在年輕學子耳裡成了玩笑話，當時人人認為畢業後自然就是一位導演，有餘裕拍攝屬於自己的電影，但實際上成為導演的沒幾位。而張婉婷是屬於較為幸運的一個，但她仍就不懂如何與演員、團隊、工作人員溝通，時常一個人悶頭找答案，尚未理解電影的本質是「集體創作」。

拍攝《秋天的童話》時，布魯克林大橋下的一幕，周潤發連續狂奔十幾天，跑到最後忍不住問導演：「連跑十幾天不是辦法啊，究竟搞什麼？」張婉婷當下也不知該如何解釋，只能先安撫演員，一直到剪接時才將抽象的想法剪了出來。後來，時至 1997 年的《宋家王朝》，她開始意識到自己就像一艘船的舵手，穩住大方向便足矣，理解了溝通、討論、聆聽的目的，以及團隊合作之於電影的重要基礎。

張婉婷就這麼花了十年的歲月，在時間與經驗的累積下，慢慢蛻變為一位真正的導演。然而，外在環境瞬息萬變，過去香港的創作環境已與今日大不相同，八○、九○年代堪稱黃金時期，除了香港之外，日本、韓國、泰國、中國、東南亞等整個亞洲的影視產業尚未成形，所以平均一年都有幾百部港產電影問世。

時至今日，各國電影、戲劇競爭極其激烈，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優秀導演與成熟作品，再加上香港政治、歷史種種因素，一年產出的電影剩下五十部左右，新導演的機會因此大為銳減。

平時與後輩互動頻繁的張婉婷，認為香港這些年輕創作者不但有想法，未來仍大有希望，可以試著往串流平台發展，再加上現在攝影器材輕巧許多，拍攝電影的實際工程相對容易一些。最關鍵的，則在於故事與內容，在於創意與創作力：

「這幾年香港變化很大，他們經歷了很多，突然變成在一個大時代成長的導演，所以一定也有很多的故事，儘管現在可能沒有機會、沒有資金，但導演最重要的是豐富的經歷，可以跳出自己的框框，認識不同類型的人，這是他們找靈感、找故事的泉源。所以，我覺得他們就繼續吧！將所有經歷、故事記住，然後總有一天，他們肯定可以拍出精采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