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報導2】從藥物治療到戒酒互助會，台灣酒癮戒治的漫漫長路
台灣推估有30～80萬名酒癮者，但每年只有上千人、絕大部分是出現身體危害才進入醫院接受治療。而為數眾多、尚未出現身體狀況的輕度與中度患者，卻是台灣酒害主要行為人，酒駕、家暴、群聚鬥毆，讓社會付出不少代價。
近年來，因為酒駕累犯終於讓酒癮者進入公共討論視線，也拉出許多被酒精綑綁，卻從不認知已經上癮的人接受治療。只不過多數患者仍缺乏病識感，加上公衛教育不足、政府預算投入低，醫療環境也有待開拓量能，一條酒癮戒治的漫漫長路才正要開始。
「我已經被酒精綑綁，一個鐘頭不想它，但過一陣子癮就來！」53歲的阿正（化名）曾是知名飯店廚師，燒得一手好上海菜，卻長期沉淪在酒精裡，屢屢跟家人發生爭執，不但失去了工作，更兩次酒駕被抓，服勞役、繳罰金也無法阻止他繼續喝酒。「我跟自己說：不要去碰、不要去碰，但做不到！最後喝到沒錢，便利超商賣的25塊料理米酒也好。」
3年前，在家人建議下，阿正到北部知名的戒酒村「亞杜蘭」進行一年半的戒酒。靠著福音戒酒的模式，看似快要成功之際，隨著父親離世、找工作不順利，心情不好下再碰了酒精，戒酒之路前功盡棄。在一場朋友邀請的酒攤後，遭警察臨檢攔下，又依公共危險罪送辦。
沒收入的阿正，只好透過分期付款才繳清高額酒駕罰款，還必須到交通監理站進行6小時的「酒駕防制教育課程」（後稱酒駕防制講習）。課堂上將近60個人因酒駕遭逮的人跟著阿正一起坐在教室內，這些課程包含道路交通法規、酒駕生命教育還有減害飲酒專案的衛教師，說明酒精對人體健康的影響。
減害飲酒專案心理師葉子菁在課堂最後的酒癮評估中，注意到阿正狀況已達到「酒精使用障礙症」（或稱酒精使用疾患、Alcohol Use Disorder [AUD]，也就是俗稱的酒癮）程度，特別對阿正進行酒癮諮詢，最後建議阿正進一步到醫院進行酒癮治療，才終於解決他不斷飲酒的狀況。
可搭配酒駕講習的酒癮諮詢轉介服務，卻未被擴大推廣
近年來撻伐酒駕者的聲浪高漲，每當有酒駕撞死人的新聞出現，社會譁然的同時，總會檢討罰責過輕；只是，無論從罰鍰加重到同行者連坐處罰，嚴刑峻罰雖讓酒駕人數雖逐年減少，累犯占比卻逐漸升高。根據交通部統計，2021年酒駕累犯比例達4成6，將近每2人酒駕者中就有1人是累犯。
今年（2022）3月底上路的酒駕加嚴新制，包括10年內二度酒駕再犯者，將公布違規人姓名、照片及違法事實。然而在成癮治療的醫師眼中，若到了罰不怕也要繼續喝的情況，就可能涉及到心理與生理因素，甚至已經有成癮狀況。
事實上，根據研究，被臨檢測出一次酒駕的行為人中有26.4%有酒癮，若行為人酒駕已經達4次以上，確診為酒癮者的比例高達88.2%，顯示酒駕累犯確實存在酒癮問題。
長期負責監理業務、今年3月剛退休的板橋監理站站長王梅香發現，酒駕者需要進一步的幫助。她回憶，有一次辦理的酒駕防制講習中，一名累犯者主動向她表示，自己長期失眠，晚上需要靠安眠藥才能入睡，每次喝酒後又因情緒失控，讓整個家庭陷入危機。由於妻子剛生了一個小孩，很想解決酒癮問題來挽救整個家庭，卻不知道該怎麼做⋯⋯。
這讓王梅香思考，如何多救一個是一個？於是板橋監理站首度與馬偕醫院合作，在2019年4月開始，設置全台監理站第一座「酒精知識諮詢關懷櫃檯」（又稱酒癮諮詢轉介櫃檯），透過酒駕防制講習課程中的「減害飲酒專案」心理師，讓每位上課的酒駕者進行問卷評估，有酒癮疑慮者，可再進一步到醫院進行積極治療，真正解決根本問題。
這項主動出擊進行「酒癮諮詢」的方式，已經成為馬偕醫院戒酒特別門診患者的主要轉介來源。2021年，來自監理單位就轉介將近四分之一的酒癮患者，馬偕醫院酒癮治療團隊也在2021年1月提出相關研究，發現監理站酒駕班的學員超過8成有潛在問題性飲酒，需要進一步治療。
從事交通監理工作將近40年的王梅香，看到因酒駕來上課的人很多都是藍領階級，經濟不好又要背負罰款。要怎麼幫助他們離開酒精？王梅香直指癥結：「執法人員（警察）取締酒駕有績效壓力，績效要求多少就抓多少；交通部只管裁罰，來到監理站又只負責講習上課，這個酒駕防制就是一個點、一個點，卻沒有連成線。」
她也發現，這些民眾來參加酒駕防制講習的時候，就是戒酒動機最高的時間點：「他們那時候保持清醒，又接收到心理師與跟許多酒害相關知識，比較容易接受。」王梅香統計後發現，櫃檯設立後6個月內願意接受酒癮諮詢的人，較前一年同期（彼時沒有設立諮詢櫃檯）增加了127人，其中117人繼續到醫院進行治療，成功率高達93％，比之前僅有10%成功轉介率，成效大大提升。
但她向上級提出設立酒癮諮詢櫃檯後的成效報告，卻沒有下文，目前僅有板橋與北市八德兩個監理站設有酒癮諮詢櫃檯，並未推廣到全國，讓她非常感嘆：「沒看到水的漣漪出來。」
台灣人忽視的問題：我有酒癮（AUD）嗎？
監理所酒癮諮詢櫃檯像一盞小燭火，照見台灣一群未被看見的酒癮者。但王梅香的感慨也直指出，台灣社會對酒癮治療仍然不夠積極、重視。
如阿正般遭酒精綁架的人普遍存在。根據2014年一份台灣公共衛生學會研究指出，全台約有2%～5％的成年人、即推估全台30～80萬人患有AUD；而據馬偕醫院精神醫學部主任方俊凱估算，每年約千人左右進行酒癮治療──數十萬與一千的巨大差距，正顯示出未來台灣酒癮治療之路有多漫長。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成癮防治科主任黃名琪說：「要讓大家知道喝酒這個問題很大！」然而，台灣喝酒的人雖多，但絕大多數搞不清楚什麼程度算是有AUD？甚至明明已知有AUD卻不肯承認，「缺乏病識感」是酒癮治療的第一大障礙。
黃名琪統計，在綜合醫院就診個案大概每5個就有1個具有AUD，酒精使用障礙症造成的全身疾病問題很多，但是大家寧可去看全身疾病，而不願面對酒精使用障礙症帶來的問題，「甚至很多人不知道自己已有酒精使用障礙。」
她指出，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訂定的「酒精使用疾患確認檢測」（Alcohol Use Disorder Identification Test, AUDIT），AUD可分為三等級，許多人常認為喝到身體出問題才是酒癮，但殊不知超過每天酒精攝取量或經常暴飲，一週至少出現一次喝到斷片也是輕、中度的AUD狀況，必須注意接下來很容易愈喝愈多，這時就需要短期諮商（brief interventions, BI）或醫師的飲酒建議。
如何點醒沒有病識感的矛盾心態？
雖然，AUD有輕、中、重度之分，但「酒害」卻不分軒輊，甚至來自輕、中度者更多。黃名琪強調：「酒害大部分來自輕度、中度的AUD患者。」她解釋，有酒精依賴的重度AUD患者，已經出現身體健康問題，酒害也許只發生在他們身上；但有很多輕度或是問題性飲酒的人，卻大量造成酒駕、酒後跌倒和打架等問題，增加很大的社會成本，對他人的酒害問題也最為嚴重，「他們比較容易輕忽自己喝酒造成的問題。」
方俊凱是台灣酒癮治療先行者，投入這領域長達21年，面對患者普遍沒有病識感現象，他學會先從患者關心的身體健康切入：
「跟患者說你是酒鬼、有酒癮，病人的抗拒性很大；可是跟他說你喝到身體有問題了，他會擔心自己的身體狀況時，就接受就較高。」
因此馬偕醫院戒酒特別門診引進美國在2001年發展出的BRENDA模式，方俊凱說：「不管是主動還是被家人抓來，或是從酒駕轉介治療，第一天來先做評估，」評估飲酒者的生理、心理等功能，然後抽血，看肝功能好不好，血糖、血脂肪有沒有問題？從身體再進一步導入心理層面問題，一層層的看清楚打在酒癮者身上的結。
台灣酒癮治療的漫漫長路
除了面對沒有病識感患者外，方俊凱一路走來也親身體驗酒癮治療在台灣發展的諸多問題。
2001年，方俊凱剛升任馬偕醫院主治醫師時，發現不管哪一科，對酒癮病人都非常排斥，覺得這類人難搞也治不好，到急診就醫時多半是喝醉發酒瘋的情況，「所以當時沒有人想投入這一塊。」
方俊凱興致勃勃選擇新領域投入，先以精神科下的「特別門診」在醫院開展酒癮治療。他回憶當時酒癮治療常常失敗，原因在於早期觀念是要「全戒」才叫做成功，很多人沒有意願走到最後，讓戒酒成功率一直高不起來，也讓他與酒癮治療的醫師們非常氣餒。
後來方俊凱發現，酒不是非法毒品，治療無法一刀切割；再來他認為，酒在台灣文化裡有特殊性，生活中的婚喪喜慶都會喝酒，「快樂也喝酒、難過也喝酒！」最後他把策略定在將酒量降到一定程度，不要因為喝酒導致健康問題，這樣的戒酒接受度才慢慢變高，病人也願意留下來。但那時仍是單打獨鬥，還沒有個案管理師的協助。
直到2006年，當時的衛生署讓戒酒者有一年4萬元補助，但這補助費用不是直接用在病人身上，而是給醫院做治療，方俊凱就開始加入個案管理師的模式，透過追蹤酒癮者個案，給予不同的治療與支持方式；個案管理師更成為醫病溝通的橋梁，治療成效有很大的改善。
方俊凱回憶，當時尚未升格的台北縣政府看到專案績效很好，於是在2007年配合衛生署外更加碼編經費，「甚至動預備金來做這個事情」，引進諮商心理師、社工師一起做個案管理工作，除了藥物治療也加上心理支持，最後因應每人不同狀況還發展出個人的飲酒建議。
2015年，衛福部心理及口腔健康司建置酒癮醫療網絡，不只是醫療端，更納入司法、交通端，讓有酒癮問題的人，能夠轉介進入醫療體系得到治療，啟動「酒癮戒治計畫」。
方俊凱指出，最早計畫名稱是「酒癮戒治服務方案」，像戒毒一樣看待，但其實並不符合台灣對喝酒較寬鬆的社會文化；經過討論，後來改名成「建構問題性飲酒與酒癮者醫療及社會復健服務模式計畫」，用社會復健的角度進行，慢慢做到飲酒減量，再恢復病人的身體健康，也提供心理上諮商的方式。從2015年9月開始到2021年，已轉介4,861人，並擴及到全台12家醫院參與。
缺人、缺錢、缺武器
在第一線接觸酒癮者的心理師葉子菁觀察，這些遭酒精控制的人，常出現「矛盾」情緒，希望戒酒，但又經不起誘惑。「他們希望有東西（醫生、藥或是治療）可以立刻幫助他們離開酒精，但不知道酒癮治療要一步一步來，過程中只要有環境的誘惑，就容易影響他們戒酒的決心，因此很多人就『失聯』了。」
因此戒酒需要多管齊下，除了藥物治療外，心理諮商，乃至於後續的家庭、社會的持續支持也是關鍵。雖然，這幾年因為酒駕累犯問題讓台灣開始正視酒害，但長期資源不足的病灶無法立即改善，留待許多困難要一一克服。
方俊凱指出，台灣酒癮治療早期缺乏「武器」，也就是戒酒藥物相對不足。他解釋，以前只有戒酒發泡錠，是一種嫌惡治療，也就是處罰性質概念的藥物，先吃藥之後再喝酒會超級不舒服，但是也可能會引發很大的副作用。
直到2019年，衛福部食藥署才核准兩款「納曲酮」（Naltrexone） 及「阿坎酸」（Acamprosate）口服藥物用於治療酒癮，從更有效的藥物機制去治療，才讓病人與醫生看到更立即的效果。
另外，酒癮治療缺乏臨床診療指引（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方俊凱舉例，如治療癌症，到台北醫學中心和高雄醫學中心，基本上沒有太大差別，標準化作業很像，「可是治療酒癮卻不一定。」
像是喝酒造成的共病性（comorbidity），如產生憂鬱症、焦慮症或失眠，可透過精神科醫師開藥，可是酒癮造成的心理問題該找誰談？是否真的有心理師或社工師接手？醫院的個案管理體系有無銜接？後面的醫療服務體制，各家醫院資質不齊。回到問題發生點，方俊凱直指原因：
「酒癮治療在健保裡面是沒有給付，醫院不願意去做，（醫院）又何必要花錢在這方面？」
方俊凱指出，現在大家普遍想法仍停留在喝酒就是要自費戒癮，而沒有從公衛角度思考，無法發展出高品質的戒酒服務，也會跟其他疾病的醫療品質出現明顯落差，落後其他科別的醫療水準至少10年以上。
此外，酒癮治療開設在精神科下，但早些年這一科的主治醫師很少，直到近兩年新的主治醫師進來，斷層已長達10年以上。
酒癮人數多，政府投入資源卻最少
缺人（醫師）、缺錢、缺武器外，政府的態度則是酒癮治療發展緩慢的最大原因。《報導者》調查發現，中央單位衛福部2021年編列了預算2,772萬元外，再加上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基金挹注215萬元，一年僅2,900多萬元投入酒癮治療，全台一年只有近1,000人可獲得酒癮治療。
「跟其他『癮』比起來，酒癮（投入經費）比例真的很少，少到嚇死人的地步。」
方俊凱指出，酒造成的社會成本很巨大，包括影響他人的酒駕肇事、酒後鬥毆、家庭暴力，再到個人的疾病如癌症治療等，最後也須健保給付，成本仍要由社會所負擔。「台灣若能在酒稅中──也不用多──拿個一億做酒害防制，就可以改變很多事情了。」
專家：應建立示範中心，讓治療系統化
台灣酒癮問題有多嚴重？黃名琪認為，台灣的研究少之又少，甚至政府無法掌握台灣AUD的人數，「但隨著台灣這幾年酒品銷售量不斷上升，實際酒癮者應該比2014年研究推估的80萬人還嚴重。」
在政府輕忽酒精帶來的危害之際，台灣未能在前端解有效減少酒癮者，不斷讓問題性飲酒付出巨大的社會成本，各政府單位從執法、律政、交通、醫療單位只能在後端疲於奔命，僅不斷地討論提高刑責，但卻忽視了付出龐大的醫療資源。
方俊凱則建議政府相關單位，酒癮治療應該考慮建立如藥癮的示範中心，透過示範、培訓醫師，讓更多人把經驗複製回去，再逐漸擴及到各醫院，把酒癮治療方式調整成各醫院可以操作的模式，配合各地方不同地理特性──例如原住民多的花東地區，便可透過當地教會協助──發展出不同的模式，逐漸把點都連起來，讓酒癮治療系統化，「才不會辛辛苦苦前端在那邊抓人來治療酒癮，結果看不到成效，製造更多的無助感。」方俊凱總結了20多年的感嘆。
從酒癮者變戒酒會發起人，他看到社會支持的力量
酒癮一直以來很難成功戒治，除了衛生體系提供的醫療量能外，戒酒者的決心，家庭和社會環境能否長期支持也是很重要的一環。目前台灣除了醫院提供的醫療、酒癮戒治方案外，民間的福音（宗教團體）戒酒或自發性團體，例如「戒酒無名會」（Alcoholics Anonymous, AA）也是酒癮者可求助的對象。 主持AA台南站將近10年的程先生感嘆：「常在新進成員身上看到以前的自己。」
程先生談起染上酒癮的過程，從13歲、國一起就跟著長輩在社交聚會中開喝，「酒是社交潤滑劑嘛，大人不反對，小孩子則把喝酒視做一種成年禮，會喝就代表我長大了。」他很早出社會，不滿30歲經營環保公司，事業騰達，花錢就大手大腳。為了生意跑了20多年舞廳，不是跳舞，都是為了找人喝酒，「喝得高興，我就數著酒店的裝潢，說這些都是我的酒錢贊助的。」
邁入中年，程先生發現自己能專注工作的時間愈來愈短，半途總想喝酒，最後得灌幾瓶啤酒才有辦法繼續上班。做生意風格強硬果決的他，行事變得有氣無力，無法下判斷，酒駕、打架鬧事、對太太施暴等脫序事件接踵而來，接著重度憂鬱症找上門，他幾乎喪失工作能力，自殺未遂送醫。親友動之以情，精神科醫師曉之以理，告知可能有酒癮狀況，但他總覺得，旁人愈勸他別喝酒，就愈是想喝。
試遍百般戒酒方法無效後，最後另一半把他拖去AA在台北的聚會。「我當然萬分不情願，但說也奇怪，那個聚會沒人對我說教，只是笑瞇瞇地、安靜地聽著彼此人生的漏氣事，」程先生說，成員們不評斷他人、只談自己，因為「同理」，感到被深深接納與理解，「我們知道這個（酒癮）病很難治好，只是互相幫忙拖延發病的時間，從忍耐24小時不喝酒開始，撐過後再讓自己多清醒一小時、再一小時繼續下去。」成功戒酒後，他也決定成為台南地區的AA發起人。
台南的AA聚會地點一開始選在咖啡店，參加者來來去去，有各種理由無法繼續參與；在咖啡店坐了3年，才等到另一位願意規律參與聚會的成員。沒想到聚會沒有被酒癮打敗，卻在疫情三級警戒期間停擺──原本改採線上聚會，但沒實際面對面，效果大打折扣，不乏成員在疫情期間酒癮復發。「聽到成員聊起新上市的啤酒口味，就知道他們可能要跌倒，我只能試著打電話聊聊，希望能有拉住他們的機會。」
他認為戒除酒癮，必須發自內心改變，也需要社區團體支持，在關鍵時候拉一把，否則很難從癮的漩渦抽身。酒駕有重罰，縱使能達到一定的嚇阻效果，對成癮者而言，「卻常是好了傷疤忘了痛，」因為酒癮一犯，成癮者的眼裡除了酒精容不下他物。
程先生觀察，AA治療仍在起步階段，規模還算小眾。目前台灣常態參與聚會者推估大約50、60人，以台北聚會最具規模，大約20～30人；去年三級警戒期間，各縣市聚會地點關閉，又失聯好幾個人。他期待，在政府構築的醫療網絡中別忘了還有民間AA戒癮的選項，公部門可多協助轉介，讓更多人得到他當初擁有的那一份溫柔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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