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書：黃國昌的「聯合政府」是制度陷阱　還是路線轉向修辭學?

黃國昌提出的「聯合政府」，看來根本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支配性意識形態陷阱，是權力菁英精心編排的公開話術，目標並非帶來實質的制度正義或根本改革，而是藉著「團結合作」這類高尚詞彙的儀式性展示，來合理化特定政治勢力的權力延續，試圖用一種光鮮亮麗的政治神話，說服所有被支配者接受既有的不平等結構。

他與他的追隨者也許都明白，主張台灣未來應採「聯合政府模式」，並痛批現任執政黨如「皇帝」，這看似對民主制衡的呼籲，實則是一場迴避核心路線、充滿制度矛盾的政治論述。這種話語雖然披著公共利益的外衣，但它骨子裡承諾的「社會功能」一旦無法實現，將淪為權力分贓或毫無建樹時，其虛偽性就會立即暴露。

在台灣獨特的半總統制下，這項主張不僅難以解決治理困境，更像是一種用制度名義包裝路線選擇的修辭學，而這番言論成功地將公共討論，重新聚焦於台灣政治體制與多黨合作的可能性。表面上，這項主張似乎是對於多元主義和權力制衡理想的呼喚，企圖修正在野黨席次過半時，執政黨的治理困境。然而，從客觀的憲政結構和台灣獨特的政治光譜考量，這項主張所面臨的制度性與路線性挑戰，遠比其語義上的制衡效果來得複雜且深遠。

想像一下，一群同事訂餐，A經理點了豪華海陸大餐，B員工點了主食配菜，而C實習生（關鍵少數黨）只點了一份特價沙拉。現在，C實習生突然大喊：「為了展現多元共識，大家把餐點全倒進鋼盆，一起攪拌『聯合享用』！」這不就是台灣在半總統制下推動聯合政府的風險？責任被稀釋，當大家吃完發現味道很怪時，A、B、C黨都推託是別人的食材壞了，難吃的晚餐就像政策失敗的責任，被多黨妥協徹底分散，選民無法問責，責任政治徹底弱化。點特價沙拉的C黨，憑藉制度的平衡點，卻能分食到原本根本無法負擔的「海陸大餐」的影響力，這實質上是用極小的民意基礎，換取不成比例的政策主導權權，連路線被犧牲。

原本A經理清楚的「海陸」主菜，被攪拌進去後，豪華的風味與價值被犧牲殆盡，這也暗示了總統或主要執政黨的國家路線與價值，最終可能在無止盡的妥協中變得面目全非，因此，黃國昌的「聯合政府」主張，在制度上更像一場權力混亂、責任無主的政治實驗。它不是在制衡權力，而是在模糊路線，讓所有參與者都能從混亂的「共享大碗公」中分一杯羹，卻沒有人願意為最終的「難吃」負起全責。

黃國昌將當前的治理困境歸咎於執政黨「演得像皇帝」，巧妙地將焦點從路線辯論轉移到程序性批判上，口中的聯合政府，若其組成結構導致台灣在關鍵國際或兩岸事務上的立場變得模糊、搖擺，那麼這個「多元共識」的價值就必須受到嚴格檢驗，只是我看不出來親中對台灣有任何的好處。當一個政黨聯盟被認為可能以路線妥協來換取國內的權力分配時，人民有權利追問，這種政治利益的交換，是否以犧牲國家的長遠安全與利益為代價？

最後，我們必須觀察黃國昌論述所呈現的內在矛盾。他過去以一位對既有體制充滿不滿的激進批判者形象出現，成功地吸引了大量對藍綠不滿的選民，然而，他現在所提倡的「聯合政府」，卻是標準的體制內合作與權力共享模式。這種從「激進批判」到「體制內合作」的轉變，容易被解讀為一種權力轉向：他從批判者，轉變為一個尋求在現有結構中最大化自身政治利益的參與者。

「聯合政府模式」，雖然在語義上貼合了民主政治對權力制衡的想像，但在台灣的半總統制結構下，它面臨著穩定性低落、責任歸屬模糊的制度性風險。更為關鍵的是，它必須回答台灣社會對國家路線選擇的根本性疑慮。任何試圖以「多元主義」來包裝或迴避路線選擇的政治論述，都終將在台灣政治的特殊性面前，接受最嚴苛的檢驗。

※作者為政治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