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從未走入歷史…換GDP上陣 專訪黃亞生揭中國千年專制之密

很多人知道中國古代有科舉制度，卻鮮少人注意到，其實科舉制度決定了中國政治的未來，影響至今長達1,400多年。美籍中國學者黃亞生觀察，中國建立專制體制的時間點，並非秦朝，而在隋朝；而中國近代經濟發展達到黃金高峰的時間點，不在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之後，而是在1980年代。

「EAST」四大支柱 千年來建構強大國家能力

學界不斷探究中國的崛起和中國的問題，身為「紅色家族」第三代、旅居美國的麻省理工學院史隆管理學院全球經濟與管理講座教授黃亞生，日前發表最新著作《中國模式的終點：從科舉帝制到數位威權，揭露中國式治理制度的宿命》，由今周刊出版，當中深入探討古代的科舉制度對中國的發展帶來極具關鍵性的影響。

他指出，中國在1千多年來能夠建構強大的國家能力，來自於「EAST」四大支柱：「科舉」(Exams)、「專制」(Autocracy)、「穩定」(Stability)、「科技」(Technology)。書中談到，因為透過科舉「把聰明人都變聽話了」，實行專制「讓民間的聲音消失」，維持穩定「使國家失去了自我修正的能力」，主導科技「致使無法產生顛覆式創新」，而中共繼承了這套古老的統治術，讓「歷史」持續上演中。

隋朝開創科舉 專制體制形成

黃亞生近日來台，並接受央廣記者專訪，聊到這本書的內容有一半講中國的歷史、一半講中國的現代，如果從歷史的時間軸來說，人們普遍認為，中國的專制、大一統的制度，是從公元前3世紀的秦朝開始，歷史上秦始皇的「焚書坑儒」、統一「度量衡」；不過，在他深入研究後，從相關數據發現，中國專制的體制實際上是在公元6世紀、從隋朝以後形成的，而關鍵就在於科舉制度的創立。

他指出，中國古代有一段時間，有點類似西方社會，有各種各樣不同的思想、不同的意識形態，包括春秋戰國時期，以及東漢到魏晉南北朝的一世紀到六世紀，中國有很長一段時間是跟歐洲情況相似，歷史上的分岔是由於科舉的出現，所以，這個問題的重要性就在於「是科舉造就了中國」，而不是秦始皇。

黃亞生：『(原音)過去歷史學家對科舉也是很感興趣，但是他們主要關注它選擇人才這些，我這本書的話，就是頭一次提出一個觀點，科舉決定了中國的政治的未來，是更大程度上討論科舉的「功能」，而不是非常簡單的選舉人才。』

現代沒科舉 單一指標變GDP

他表示，科舉制度奠定了中國歷史上的政治模式，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為賢能政治，就是官僚統治，而延續到現代，中共對地方官員的評定是用國內生產總值「GDP」去評估，這點就跟科舉制度很像，由於中國是一個自上而下的評估體制，所以最終必須要有個指標，而這種「單一指標」對於中國的經濟發展，過去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為所有人都是追求GDP；只不過，更重要的是，當政府追求GDP時，就不去追求其他的東西了。黃亞生：『(原音)中國的經濟上的這種改變，它模式還是借用科舉的這種模式，但他改變的是衡量的指標，是以GDP。』

不過，現在出現了兩個問題，黃亞生說，這牽涉到「中國模式」，首先，當國家很窮的時候，追求GDP比較容易，但中國現在是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如果還想追求每年GDP達到8%、9%是很難的；其次，中國領導人現在也在修整GDP的指標，並追求政治，一旦開始追求政治，過去那種比較清晰的指標系統就維持不下去了，因為政治很主觀，像是所謂對領導人忠誠之類等等，不像GDP有客觀的指標，當領導人把一個客觀的指標變成主觀的指標，這就很難運行下去。他提到，他不去猜測這個體制能維持多久，但對中國的發展而言，侷限性是愈來愈明顯了。

黃亞生：『(原音)所以就講到中國這個模式的終點，從兩方面來講，一方面就說中國模式這種每年快速的經濟增長，這個很難，愈來愈難；另外一方面，中國領導人自己放棄了GDP的增長，但是放棄GDP增長的話，你就得去追求其他的東西，但其他的東西又是非常主觀的東西，這對於一個從上到下的體制來講，這種指標的轉換，就給它造成治理上的很多困難，因為可以做手腳，你如果是個主觀的東西，你可以做手腳，所以我的書講這個「終結」，並不是說他現在馬上就終結了，就是再延續下去愈來愈困難，是這個意思。』

經濟好與中國經濟發展黃金時期 自由度相對高

黃亞生觀察，當中國經濟發展好的時候，那時都會有「相當的自由」，會有一定程度的思想和自由度，以及公民意識，這種比較鬆動的意識形態，不會說是民主，但在這種專制的大架構下，每個人已有了自由度。

他談到，看看中國改革開放7、8年以後的時間軸，很多人認為中國的崛起是因為中國加入了WTO，後來還舉辦了北京奧運，這種看法不能說完全錯誤，但關鍵之處是要看中國老百姓收入的增長速度和GDP增速的比例，最高的時間點實際上落在1980年代，當時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黃金時期。

黃亞生：『(原音)你要看老百姓，你100塊錢的GDP的增長，老百姓占的比例高峰的時候是在那個時候，那時候中國發生什麼事情呢？那時候政治上有一些改革，另外在農村實行了金融的自由化，還是實行了自下而上的這種經濟改革，也就是說，市場的自由化，和某種程度上政治改革，造成了經濟增長，另外造成的老百姓在經濟增長裡頭獲取的利益是最高峰的。』

了解中國體制很重要 台灣有黨派之爭「是好事」

所以，他說完成這本書主要想強調兩個觀點，一個是中國建立專制體制的歷史時間軸，另一個是中國現代發展的時間軸，這兩個部分和過去普遍的想法有所不同。

他指出，每個國家都有每個國家的體制，但在美國學術界，很多人關注的是「中國在玩什麼」？中國領導人提出了什麼政策？而他重視的，則是中國的「體制」是怎麼設置？這樣的體制對未來造成哪些影響，這在學術界是很重要的問題。黃亞生：『(原音)一個目的，就是能夠通過這本書了解中國的體制，這種體制是很多即使在學術界裡頭的人不是特別重視。』

對於台灣，黃亞生表示，他希望台灣的讀者看完這書之後，能更加感受到台灣自己在制度上的獨特性，因為確確實實台灣的體制脫離了科舉這種專制的體制，台灣有選舉、有民主，這是很不容易的，雖然在台灣也有各種各樣的問題，像是黨派之爭，但就他來看，即使兩派爭到「頭破血流」，也是件「好事情」，表示允許發出不同的觀點，這在中國歷史上，是很難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