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賣幾本書，竟然被判刑十年？
文／馮哲芸；譯／洪慧芳
二○一五年十月二十四日，香港書商林榮基徒步從香港跨過邊界，進入中國。通關程序通常很快，隊伍不長，只要檢查完證件、搭上地鐵就能進入中國。在那裡，共產黨管控嚴密，但林榮基始終覺得自己還有香港當作後盾。香港作為「特別行政區」，是金融家與異議人士向來能自由進出、各行其道的地方。至少在二○四七年以前，人人都能在英式普通法體系的保障下在此隨心所欲，享有公民自由與活躍的獨立媒體。
林榮基常常刻意讓這條界線變得模糊。他的身材瘦削、戴著眼鏡，過去已往返於香港與中國數十次。他會偷偷攜帶各種中文書到中國，包括煽情的驚悚小說、政治人物傳記與通俗言情小說。這些書因為涉及中共高層內幕或揣測敏感黨史，在當地常遭到查禁，因此十分搶手。他只有在二○一三年一次差點出事。當時，中國的邊防官員發現他偷運書籍，拘留他幾個小時。不過在他塞了紅包、開了幾句玩笑後，他們還是放他走了。此後，他改以郵寄方式，從香港把書寄給一批匿名的客戶。
林榮基在香港開設的實體書店名為「銅鑼灣書店」，店面緊鄰一家內衣店。這家店是中國遊客的熱門去處，他們會來這裡探聽最新的政治八卦。香港其實有多家專門販售「禁書」的書店，但林榮基的書店人氣特別旺。他常年待在狹小的辦公室，每天工作長達十三個小時，有時事情一多就乾脆直接睡在店裡。儘管中國近在咫尺，他卻覺得做這一行很安全。「一國兩制」的政策就像一道堅實的屏障，在中國諸多限制與香港的蓬勃生意之間築起一道滴水不漏的法律防火牆。他相信中國會繼續尊重這道界限。
正因為如此放心，那天他從香港過境前往中國時，心情格外輕鬆。這趟行程是為了私事，他要去東莞探望中國女友。東莞這座製造業的重鎮離邊境僅約八十公里。然而，當林榮基刷卡通過第一道閘門，準備離開香港時，前方的閘門卻未如常開啟，他被卡在兩道閘門之間。突然，十多名中國警官將他團團圍住。林榮基認出其中一人，那人曾在二○一三年審問過他。這次對方的態度嚴厲許多。這名警官連同其他十人，把林榮基強行推上一輛等候在旁的廂型車，隨即把他載往深圳派出所。林榮基在那裡坐了一整夜，手腳都被綁在椅子上。次日清晨，他被戴上手銬、蒙住雙眼，押上火車，整整坐了十三個小時。當他下車時眼罩微微滑落，他從路標認出自己身在寧波。那是位於中國東海岸的港市，離香港極為遙遠。他向隨行的警察提問，但對方都置之不理，沒人告訴他為什麼會被帶到這裡。
在寧波，林榮基被帶到一間寬敞、四周鋪著軟墊的房間。房裡有扇窗，可以看見天空。他回憶道：「我這才發現，隔著鐵窗聽到的鳥鳴與自由時聽到的完全不一樣。」兩名警衛全天候看守著他，每四小時輪班一次。他留意到房間裡所有東西都被固定住了，連牙刷也不例外。
在此之前，他已被迫簽下文件，放棄會見家人及自行聘請律師的權利。他之所以簽字，是因為飲食和飲水全掌握在這些來歷不明的人手中。後來，辦案人員終於表明身分，他們來自中國共產黨的「中央專案審查小組」，負責調查反黨活動，這次他們要追查的是林榮基販售的禁書。他們質問林榮基為什麼向中國讀者銷售那些書籍、如何將書寄給他們，以及每年從中國的訂單中獲利多少。他們反覆強調，從香港販售這些書是在破壞國家穩定與抹黑國家領導人。林榮基聽了錯愕不已，他實在無法理解像中國這樣龐大又強勢的黨國體制，為何會如此在意一家小小的書店。
但顯然，他們極其在意。因為這些書籍，或者更準確地說，這些得以出版的書籍正象徵香港張揚的本土意識，那正是黨日漸擔憂的。最初，這片前英國殖民地只是一座多岩的島嶼。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積弱不振的大清帝國慘敗給英國等西方列強，被迫割讓香港。一八九八年，為了容納激增的人口，大英帝國迫使清廷簽下九十九年的租約，租下新界。這片廣闊的土地涵蓋林木茂密的山丘與海岸線，與維多利亞港隔海相望，直接與中國大陸接壤。由於簽訂租約的關係，香港的範圍大幅擴張。
一九八○年代初期，隨著租約即將到期，此時中國早已告別帝制，由共產黨執政。中國要求全面收回對香港的政治主權，經過多年的漫長談判，中英兩國的領導人最終簽署協定，確認移交主權，並為這片即將回歸中國的土地制定一套新的憲制架構，後來稱為《基本法》。在這段談判過程中，香港人幾乎完全被排除在外。一九九七年，這片殖民地在滂沱大雨中正式「回歸」中國。英國的國旗伴隨著禮炮鳴響緩緩降下，紅底黃星的中國國旗冉冉升起。當時雨勢之大，幾乎讓威爾斯親王的講稿被浸得濕透了。根據移交協議，中共承諾以較為寬鬆的方式管治香港，讓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維持獨立的司法制度與公民自由。這項承諾至少會維持五十年，直到二○四七年，屆時雙方將再重新評估情況。私底下，英國外交官也期望到彼時，中國其他地方也會逐漸開放，變得更像香港，亦即保有中華文化底蘊，但在政治上更貼近西方的民主體制。
中國接管香港後，香港人開始摸索出新的身分認同。他們逐漸凝聚出一套核心價值的共識，包括自由、人權、民主、法治，以及廉潔透明的政府。從一開始，香港的身分認同就是一種對理想的追求，而不是建立在共同的族群血緣上。這些核心價值，讓香港人跟幾乎未曾享有這些價值的中國同胞存在差異，也與過去未曾賦予港人這些權利的英國殖民統治者做出區隔。不過，儘管《基本法》的起草者曾暗示「一人一票」普選是香港的「最終目標」，但在《基本法》下，港人仍未獲得普選權。在那一天到來之前，表達民意最確切的方式始終是走上街頭與遊行發聲。
香港人確實也一次又一次走上街頭。從一九九七年主權移交後，香港接連出現大規模抗爭。二○○三年，數十萬人走上街，迫使一項將賦予中國更大執法權力的國安法草案暫時擱置。二○一二年，民眾再度集結，反對歌頌中共、貶抑多黨民主的新課綱。二○一四年，當中國公開宣告普選無望，並表明將由中共預先篩選香港特首候選人時，港人再次感受到被背叛而湧上街頭。
在那些風起雲湧的歲月裡，像林榮基一般的香港書商依然照常營業。他們就像礦坑裡的金絲雀，只要這些書店還能自由存在，就代表香港的核心價值尚未消失。這座城市有如替中國減壓的閥門，它緊貼著邊境、開啟讓壓力得以釋放的政治縫隙。當中國觀光客去香港度假時，他們會湧入林榮基的書店，一頭栽進另一個世界。在那裡，無論是前中共高層將領的祕密內幕、權貴菁英的私生活醜聞，都能被以白紙黑字印成書。一些從中國的大學圖書館下架的史料與書籍最終也流入香港，呈現出一段更黑暗、赤裸也更詳盡的中共掌權史。林榮基長年與多名中國作者合作，深知中國的新領導人習近平正把中國帶回意識形態掛帥的黨國體制。但他和許多人一樣相信這種改變會在「一國兩制」那道防線前止步。那是中共二十幾年前對英國和香港人民許下的承諾。那承諾具有不容忽視的約束力。他相信法治，也認為自己在香港是安全的。
當林榮基被囚禁在寧波那間貼滿軟墊的房間時，他渾然不知香港還有幾位書商也在短短幾週內相繼失蹤。他們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長期投入禁書的出版與販售。最早失蹤的人之一是桂民海，他是一名身材微胖的作家，同時也是巨流傳媒公司的共同創辦人。這家在香港註冊的出版商後來收購了林榮基的書店。
桂民海出生於寧波，也就是林榮基此刻身陷囹圄的城市。他在年少時離開思想閉塞的中國鄉村，考上北京最負盛名的北京大學歷史系，從此踏入一個充滿活力的新銳知識分子圈。然而，他骨子裡始終都是一名詩人，在這些前衛的圈子裡，他開始探索一種情緒張力十足的寫作風格。曾被派駐北京的瑞典大使、後來與桂民海成為朋友的外交官馬思中（Magnus Fiskesjö）回憶道：「他寫的東西非常大膽、有衝勁，讓人讀來熱血沸騰。」在一九八○年代的自由化風潮下，桂民海的許多同學留在中國，直到天安門事件為那個時代畫下血腥的句點。在很早以前，桂民海就已遠走他鄉，落腳在瑞典。後來他入籍成為瑞典公民。由於中國不承認雙重國籍，他很快就放棄了中國籍。之後，他短暫回到香港投入出版工作，推出通俗情色小說，也出版政治調查書籍。二○一五年，根據傳聞，他與巨流傳媒的員工正在編輯一本有關新任國家主席習近平私密情史的書。
那本書始終沒有出版，因為桂民海在泰國度假時失蹤了。當時，中國已加強從第三國祕密引渡本國公民的行動，但桂民海的遭遇顯得極不尋常，因為他被帶走的部分過程被拍了下來。泰國芭達雅公寓的監視器拍下他失去自由前的最後身影。透過模糊的影像中，我們能看到一名中國男子在桂民海外出採買返家時攔下他。桂民海把手上的雜貨交給大樓警衛，便上了那名中國公安人員的車，從此失去蹤影。兩週後，同一組監視器拍到另外四名中國男子。他們宣稱是來幫桂民海收拾行李，說他人在柬埔寨賭博。當他們等待電梯上樓時，其中一人在大廳的盆栽裡捻熄菸頭。當時，儘管泰國移民局沒有保留桂民海的出境紀錄，但他早已被悄悄押回中國。一週後，林榮基在邊境遭到拘留。接著，如同骨牌效應一般，巨流傳媒的另兩名員工，包含股東兼總經理呂波，以及業務經理張志平也相繼下落不明。他們的家屬隨後向香港警方報案。
銅鑼灣書店的股東李波是一名外表斯文的男子，他平時也住在香港。那年十二月，他想必也意識到自己身處險境，而寫了一封電郵給桂民海正在英國求學的女兒安琪拉表達擔憂。他寫道：「我寫信是想詢問麥可（桂民海的英文名）的下落。不知道你是否已經得知，他失蹤二十幾天了？我們擔心他是因政治因素被中國的公安人員帶走。」後來，安琪拉在Skype上收到來自父親帳號的訊息，但語氣顯然是出自他人之手，內容是要求她停止為父親失蹤一事奔走發聲。
幾週後，持有英國國籍的李波成為最後一名失蹤的書商。他最後一次現身是在十二月三十日，也就是桂民海失蹤兩個多月後。當天，他前往公司位於香港的倉庫，之後就再也沒有回家。幾天後，他的妻子接到一通陌生來電，電話那頭是李波。他說他在深圳，正在協助警方進行調查。通話時，他沒有使用母語廣東話，而是改用中國通用的普通話。他也叮囑妻子不要對外談論他的事。後來，香港入境事務處向他的妻子證實他們沒有李波離境的紀錄，但不知何故，他也到了中國。
中國公安跨境進入香港綁架外國公民，是對長久以來那條畫分香港與中國的無形界線最直接的衝撞。在這些綁架事件發生以前，中國一直遵守主權移交後所承諾的區隔原則，尊重兩地各自擁有不同身分。然而，這五名書商接連失蹤，等於宣告一個時代的結束，那道法律防火牆已蕩然無存。
林榮基被拘押五個月後，接到一項不尋常的任務。這段時間裡，他不斷向看守人員請求，讓他見家人最後一面，回香港向故鄉告別。到了三月，林榮基不堪漫長等待的消磨，簽下非法出版的認罪書。隨後他被送上火車，返回深圳。接著，他被帶到豪華的麒麟山莊，那裡常被用來接待高層官員與外國政要。讓他意外的是，在巨流傳媒四名失蹤的員工中，有三人也在那裡，包括李波、呂波與張志平。至於桂民海的下落，沒有人敢開口詢問。晚餐時，李波遞給在座三人各一大疊現金，每人十萬港幣（約合一萬五千美元），作為林榮基接下來幾個月的生活費，同時也是巨流傳媒正式解散的最後一筆結算款。
事實上，林榮基正被一步步「收編」。那場晚餐後，他不再被關在單人房，而是搬進公安在靠近香港邊境一座小城替他租下的公寓。他們甚至替他安排了每天的外出活動。每天他可以離開住處，到公共圖書館看書。後來，圖書館的館長回憶道，林榮基本來很瘦，但那三個月「胖了不少」，幾乎天天到圖書館報到。
與此同時，審訊從未中斷。看守人員不斷追問銅鑼灣書店出版的書究竟是誰寫的。林榮基一再強調他不直接接觸作者，只負責出版，作者的身分向來都是匿名的。隨後，公安向他出示一份李波離開香港前抄錄的部分客戶名單。他們告訴林榮基，他們會答應他的請求，讓他和其他同事暫時回到香港，以便撤銷家屬向香港警方報案的失蹤案件，但條件是他得完成一項額外的任務。他必須從公司的電腦中取出書店完整的客戶和作者資料，並在返回中國後交給當局。林榮基很清楚，這表示他的讀者將面臨起訴與牢獄之災。然而長達數月的心理折磨已讓他身心俱疲。最終他接受了這項任務。六月，林榮基在兩名中國人員的陪同下，終於踏上回港之路。
林榮基失蹤期間，香港社會對五名書商的遭遇陷入恐慌。下一個在街上被帶走的人會是誰？過去那條不可逾越的紅線正在變動，如今什麼言論才觸及敏感的政治議題，誰也說不準了。香港人也想，中共會不會連一絲異議的空間都不打算留下？一月中旬，就在李波失蹤兩週後，他們只需要打開電視就知道答案了。
桂民海是其中最早「現身」的人。一月間，他面容憔悴地出現在中國央視的晚間新聞中。節目以長篇專題報導的方式，聲稱桂民海是主動投案，並承認自己於十多年前在中國酒駕肇事後逃逸。在畫面中，他用生硬的普通話說道：「我雖然有瑞典國籍，但是我真切感到我還是一個中國人，我的根還是在中國。」並藉此呼籲瑞典大使館停止要求放人。中國官方拿他的書商身分作文章，宣稱即使他已入瑞典籍，仍自認是中國人，因此拒絕回應瑞典方面的領事請求。
下個月輪到李波上電視了。他坐在一間裝潢典雅、有著深色木質牆板的房間裡，身旁有兩人監視。這名書店經營者對著鏡頭表示，他是為了暗中協助中國警方的調查，才「用自己的方法自願返回內地」，所以沒有留下任何出入境紀錄。他說：「我相信，香港仍是有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的。當然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不代表可以亂造謠或胡編亂造。」他還提到，雖然他持有英國護照，但始終認為自己是香港人，也是中國人，所以才會配合當局調查。
二○一六年一月，約六千名香港市民走上街頭，抗議這些書商遭到拘押。他們揮舞著象徵反對政府行動的黃色雨傘，警告旁觀者香港已不再安全。與此同時，約有五百名作家與出版人聯署請願，要求香港捍衛出版自由。
那年六月，林榮基回到香港時，對這一切仍一無所知。他依照指示立刻前往李波的住處，取回公司的電腦，也到轄區警署辦理手續，撤銷妻子先前替他報案的失蹤紀錄。他看見他心愛的銅鑼灣書店已被神祕的新東家陳先生強行關閉。不過，就在他必須返回中國的前幾個小時，他做出第一個小小的反抗舉動：他打開智慧型手機。自從被拘留以來，他第一次連上香港的網路，瀏覽那些未經審查的網頁。八個月來錯過的資訊瞬間湧入眼前，包括一張張香港市民為他走上街頭抗議的畫面。一幕幕熟悉的場景喚起他曾經引以為傲的香港核心價值。這些影像把林榮基從長時間被拘押陷入的渾渾噩噩狀態中猛然喚醒。他決定撥出一通電話。
林榮基通話的對象是民主黨議員何俊仁。何俊仁以前常去他的書店買書。林榮基返港後幾乎兩天未闔眼，但短短幾小時內，何俊仁就為他安排了一場震撼全港的記者會。在記者會那天，現場擠滿各家媒體。即使知道自己的行為可能危及仍在中國的其他香港書商和女友，林榮基仍決定要豁出去，和盤托出自己的遭遇。他提及，自己是「五個人裡面，負擔最少的」。他解釋自己為何決定違抗指令，選擇留在香港，並保護公司的硬碟資料。當時，另外三名失蹤的書商也曾短暫回港，但都只是為了向警方辦理銷案，隨後就匆匆返回中國，只有林榮基一人沒有照著既定的腳本走。
他的語速緩慢，嗓音因疲憊而沙啞。他向媒體描述遭到拘押與虐待的經過，以及羈押期間那種近乎本能的恐懼。他說自己曾被迫背誦認罪腳本，並對著鏡頭認罪，而說出真相是重新奪回自由的方式。之後，林榮基接受《南華早報》訪問時表示：「我很高興我做了一個香港人該做的事。」他也下定決心不再離開香港。這座城市是他的家。他在香港獲得的關注是他免於受到中國進一步控制的唯一保障。負責安排記者會的何俊仁也深有同感，表示：「我們多數人都不會離開香港。我們還能去哪裡？香港就是我們的家。我自己也不會走。所以我們必須像林榮基說的那樣拿出勇氣、對霸權說不，追求真相與互相守護。」
最終，香港一國兩制還是走到盡頭。而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竟然是一樁命案。事件起因是一對情侶發生爭執，結果年僅十九歲的香港女子潘曉穎，在臺灣一家旅館中被男友陳同佳勒斃。案發後，陳同佳把潘曉穎的遺體塞進兩人當天一起買的粉紅色行李箱裡，倒頭就睡。隔天，他用她的提款卡購物，接著搭機返回香港。臺灣檢方想以謀殺罪起訴陳同佳，卻無法將他引渡到臺灣受審，原因在於香港作為中國的一部分，無法與臺灣建立引渡機制，否則等於承認臺灣是獨立國家。後來，陳同佳因為使用潘曉穎的提款卡盜領現金償還信用卡消費，而在香港被以四項「洗黑錢罪」判刑，服刑了二十九個月。
這起案件讓另一位「林」姓人物——香港特首林鄭月娥陷入一道棘手的法律難題，那就是如何讓陳同佳受到應有的制裁？當時，潘曉穎的父母悲痛欲絕，親筆寫了信給林鄭月娥，懇求她加重懲處。那些信件觸動同為兩個兒子母親的林鄭月娥。為了堵住她所說的「法律漏洞」，香港政府提出修法建議，允許特區與中國任何地區建立引渡機制。依照草案內容，這套制度同樣適用於將在香港被捕的人引渡到中國，是一項敏感的提議。儘管林鄭月娥的幾位顧問表示反對，她的態度仍十分堅決。
當這項修法提案公布後，香港民眾立即走上街頭表達反對之聲。他們擔心那將製造出另一種「法律漏洞」，讓中國藉此把政治異議人士引渡到大陸。在那裡公民自由遠不如香港，司法體系的定罪率更高達百分之九十九．九以上。然而當時，書商林榮基並沒有出現在抗議現場，他正在收拾行李。那部引渡法證實他最深的恐懼，中國正迅速把香港變成中國的延伸。他決定移居到臺灣。
林榮基失蹤近四年後，我在臺北一處熱門商場的拱廊下見到了他。他解釋自己其實早已抵達約定地點，只是刻意晚了幾分鐘先站在遠處觀察，以確認我們沒帶來不明人士，以及他沒有被人跟蹤。林榮基的目光不時左右掃視，但當他開始慢慢講述往事，他的神情逐漸放鬆下來。我們用普通話交談，他時不時也會夾雜母語廣東話。
被拘押後的那些年，明顯對他造成沉重的打擊。在訪談時，他瘦削的身軀上簡單掛著鬆鬆垮垮的T恤。雖然當初他承諾要留在香港，但如今他說自己永遠不會回去了。他不再相信那座城市還能保護他。林榮基表示：「你無法想像中國施加的壓力有多大，現在偶爾我還會做惡夢，有時甚至會在睡夢中驚叫醒來。」他不知道昔日巨流傳播的同事李波、呂波、張志平如今過得如何，只知道他們仍留在中國。他只能推測，他們生活在嚴密的監控之下。
此外，香港的失蹤事件不減反增。二○一七年，中國帶走了蕭建華。他是與中國政治高層關係密切的白手套，憑藉過人的手腕與錯綜複雜的控股公司網絡，累積估計高達六十億美元的個人財富。蕭建華長年替黨內權貴打理家族資產，包括習近平的姐姐與姐夫，以及前任國家領導人之子。然而，這位已入籍加拿大的商人也成為黨內腐敗問題的縮影，因此在二○一二年習近平接掌大權後成為整肅的對象。這名外表稚氣的白手套為了確保人身安全，入住香港四季酒店的豪華套房，據傳身邊還有一群女性保鑣隨行。即便如此，那也無法阻止中國的公安人員將他擄走、下藥，然後用輪椅推過邊境送回中國。五年後，當他再度現身時，是出現在不公開審理的法庭上。最終，他因為金融罪名被判處十三年徒刑。林榮基對我說，從他被關押以來，「中國的體制已經發生巨變。以前他們在香港抓人多少會擔心事情曝光，現在恐怕已經毫無顧忌。」
林榮基取得了臺灣的居留身分，並在二○二○年於臺北重新開設銅鑼灣書店，但過程並不順利。書店開幕一再延宕，原因是一家位於臺灣其他城市、名稱相近的公司提出商標侵權訴訟。林榮基認為那是中資的空殼公司意圖在書店開張前先行封殺。當新書店終於開業後幾天，林榮基在臺北一家咖啡館又遭到兩名陌生男子圍堵，全身被潑滿紅漆。至今這兩名襲擊者仍未落網。
對林榮基來說，桂民海的下場是最後的警訊，讓他看清自己在中國面臨的危險，以及香港與中國簽訂引渡協議可能帶來的後果。二○一八年，桂民海服刑兩年後獲釋，但已出現神經系統疾病的早期症狀，他希望能前往北京尋求更好的治療。這次，瑞典派出兩名駐中的外交官親自陪他前往北京。一行人搭乘開往北京的高鐵時，突然約有十名中國公安人員上車，強行將桂民海帶走。此後，他就再也沒有公開露面了。二○二○年，桂民海在不公開審理下被判刑十年，罪名是「非法為境外提供國家祕密或情報」。
林榮基深信，他再也見不到昔日的同事，也回不去香港了。如今，他把希望寄託在選擇留在香港的年輕人身上。他們正在抗議引渡條例的修訂，也對中國治理下的一連串問題表達不滿，包括嚴重的住房短缺以及極端的貧富差距。他從遠方關注這些抗爭，內心充滿矛盾與掙扎。他不確定抗議者能否成功，但也明白如果不反抗，香港的核心價值將不可能再有存活的機會。這座城市即將全面爆發抗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