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讓原作展延生命──《臺灣漫遊錄》英、日、韓譯本，在不同語境開出異花

義大利諺語「譯者即叛徒」（Traduttore, traditore）常被用來形容翻譯的困境：譯文不可能完全等同原作，卻也因此讓作品在另一種語言裡重新獲得生命。《臺灣漫遊錄》尤其如此，這部小說本身就是一部「偽譯作」：假裝是日本女作家青山千鶴子在1938年遊歷台灣後，留下的日文遊記，再由當代作家楊双子「翻譯」成中文出版。當它被「真正」翻成日文、英文與韓文時，譯者面對語言轉換的難題，以及重新處理殖民歷史、讀者接受度、市場包裝，以及原作中多語交錯的後設結構。
日文譯者三浦裕子、英文譯者金翎、韓文譯者金依莎，分別從不同文化位置進入這本小說。日文是原作所偽裝的「原文」；英文使它進入國際文學獎項與英語世界；韓文則面對與台灣相似卻又不同的日本殖民記憶。三個譯本不只是原作的延伸，也像三面鏡子，照出一本台灣小說如何在不同語境裡被理解、改寫與重新命名。

書名翻譯策略，決定讀者如何理解台灣

翻譯小說的書名，往往是作品進入另一個市場的第一道詮釋。《臺灣漫遊錄》的三個外譯本，從書名開始就呈現不同策略。

日文版《台湾漫遊鉄道のふたり》強調「鐵道」與「兩人」。三浦裕子指出，台灣文學在日本仍屬小眾，出版社中央公論新社的責任編輯石川由美子從市場角度出發，希望標題能同時吸引鐵道迷，以及對女性情誼故事有興趣的讀者。相較原題，「鐵道」讓旅行感更明確，「兩人」則凸顯書中主角青山千鶴子與台灣通譯王千鶴之間的關係，使日本讀者在尚未理解台灣殖民史之前，先被小說的故事感與人物關係帶入。

英文版《Taiwan Travelogue》則幾乎直譯原題。金翎透露，美國出版社Graywolf Press曾建議加入青山千鶴子的名字，例如「Aoyama Chizuko's Taiwan Travelogue」，希望以日本元素引起美國讀者注意。但她堅持保留《Taiwan Travelogue》，兩個字首都是T，讀起來有押頭韻的節奏，更重要的是，她希望第一個字就是Taiwan。若以日本人物之名開場，這本書在英語市場中很可能又被歸入「日本」的框架，而不是以台灣為主題而閱讀。

韓文版《1938 타이완 여행기》（直譯為《1938年台灣旅行記》）則最清楚呈現譯者與出版社對韓國讀者的考量。金依莎說，小說涉及日本殖民時代，在韓國的反日情緒脈絡下格外敏感。出版社在書名中加入「1938」，是為了讓讀者立即理解這是發生在日本殖民統治與中日戰爭擴大時期的故事，若使用昭和年號，韓國讀者不但陌生，也可能感到反感；改用西元年分，則能更直觀地建立歷史距離。

此外，出版社擔心，原文書名「漫遊錄」在韓文中容易被理解為古典遊記，反而拉遠與一般讀者的距離，因此以「旅行記」取代「漫遊錄」；至於封面也淡化日本風格，改以台灣水果、花卉與三合院等元素建立視覺印象。金依莎坦言，若一開始就過度強調日本殖民符號，韓國市場可能根本不會接受這本書。

她也特別堅持「台灣」要使用直接音譯的「타이완」（Taiwan），而非韓語中較傳統、來自漢字音的「대만」（Daeman）。金依莎認為，當代台灣人對自身的理解，已不同於台韓斷交前、冷戰時期韓國社會所熟悉的「台灣」。若沿用舊式漢字音，韓國讀者可能仍停留在過去對「中華民國台灣」的想像。使用更貼近當代語感的「타이완」，是為了提醒讀者，這本書雖然寫1938年的故事，卻同時與今天的台灣對話。

「偽譯作」不只是文學趣味，也讓譯者現身

《臺灣漫遊錄》的虛構譯作設定，最初甚至騙倒了三浦裕子。她長期替版權公司「太台本屋」選書，也曾在中國留學，對華語出版與台灣文學保持關注。第一次看到原書介紹時，她以為這真的是「日本時代曾到訪台灣旅遊的日本作家青山千鶴子的遊記，被當代作家楊双子翻譯出版」，還心想那個年代竟有這樣的作家，十分有趣。

直到實際閱讀，她才逐漸感到違和。卷首「柳川之家」的速寫與平面圖不像昭和初期筆觸；推薦序署名「新日嵯峨子」，讓她意識到這可能與台灣作家瀟湘神的虛構筆名*有關。讀到第一章後，更覺得這樣的文筆，對昭和初期作家而言太過年輕、現代，於是上網查詢，才發現當時台灣正因這本書的虛實設計掀起討論。

虛構筆名*：瀟湘神數本著作以虛構筆名新日嵯峨子為作者或共同作者，如《帝國大學赤雨騷亂》、《臺北城裡妖魔跋扈》、《金魅殺人魔術》。在《臺北城裡妖魔跋扈》的作者介紹中，稱新日嵯峨子為「複數作者的共用筆名」。

金依莎則在2023年讀到《臺灣漫遊錄》時，被它「關於翻譯的小說」這一點吸引。她畢業於韓國名校西江大學中文系，對華語文化的理解來自香港電影，也來自周杰倫、蔡依林等台灣流行文化。

對她而言，這本小說最特別之處不是單純重建殖民地旅行，而是透過偽翻譯、後記與註釋，讓譯者不再只是語言轉換者，而是會主動介入、批判與修正文本的人。小說中的譯者（實為作者楊双子）角色，會在註釋中指出青山千鶴子的殖民視角與誤解，提醒讀者「當時的台灣其實不是這樣」，使作品不至於落入浪漫化殖民地旅行，而是反過來揭露殖民者視角的局限。

金翎也認為，正因原作本來就讓譯者角色高度現身，反而給英譯本創造了空間。一般英語出版慣例，常希望譯者隱形，不加註腳，不寫長後記，譯者姓名甚至可能只出現在版權頁。

但《臺灣漫遊錄》本身就是由虛構原作者、真實作者與譯者聲音層層構成的作品，金翎因此能說服出版社，英譯者也必須成為文本的一部分。在英譯本中，註腳裡同時出現Aoyama、Yang與King三種聲音，讓讀者看見版本層次。

英譯難題：拆開漢字包裹的多語情境

《臺灣漫遊錄》最大的翻譯挑戰之一，是原作看似以華語寫成，實際上卻隱藏複雜的多語系統。故事設定在日治時期，雙主角青山千鶴子與王千鶴主要使用的語言，其實是日語，也就是當時殖民體制下的「國語」；王千鶴介紹台灣食物與地方時，才會牽涉台語詞彙。華語在情節中反而不是主要溝通語言，只在王千鶴讀漢文書等場景裡出現。

這些語言層次在中文原文裡，可被漢字部分遮蔽，但翻成英文時，譯者必須做出選擇：地名與料理名稱究竟要採用日語、華語，還是台語發音？

金翎一開始也曾依照中文文本使用華語拼音，但很快感到不對。她指出，目前世界主流的漢語拼音系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才系統化的拼音制度，與1930年代台灣的歷史語境不合；若改用威妥瑪（Wade-Giles）拼音，今日多數英語讀者又難以辨識。既然角色事實上不是在說華語，為什麼要使用任何華語拼音系統？

她與編輯討論後，採取她所說的「極繁主義」，亦即不追求統一，而是保留小說背景的多語情境，並製造必要的閱讀阻力。

例如「壽喜燒」譯為日語讀音Sukiyaki；日文漢字詞「立食」除譯為Taichigui，還加註解釋這是日本站立飲食文化；小說中提到王千鶴製作台灣小吃「雞管」給青山千鶴子，金翎以雞管的台語發音Koe-Kńg翻譯，並另註釋解說這道菜：Koe-Kńg is made with minced pork, shiitake mushrooms, scallions, and bamboo shoots wrapped in deep-fried dough.（雞管是由豬絞肉、香菇、青蔥和竹筍裹上麵衣油炸而成。）

因此，英譯本的工作不只是轉譯文字，而是把原文中被漢字包覆的日語、華語、台語拆分出來，盡可能讓它們以各自的歷史發音在英文中顯影。出版社Graywolf Press也為英譯本製作地圖，標示1938年台灣地名的日文發音、漢字與今日名稱，協助英語讀者進入小說的時間與空間。

日、韓譯挑戰：台語標音的局限與取捨

相較之下，日文與韓文譯本的語言難題，又以不同方式浮現。

三浦裕子說，從日本讀者角度看，原作中的台語其實沒有想像中多，因為青山千鶴子不懂台語，小說中的台語本來就受限於她的感知。她原本的原則是：只有千鶴子在對話中「聽到」的台語，才在漢字旁加註日文假名，例如「粉粿」(フンクエ)、「青草茶」(ツェーツァウデー)；若只是菜單、廣告或場景中的漢字，因千鶴子不會以台語念出，就不額外標音。

但出版社編輯擔心日本讀者看不懂料理名稱，要求她替更多食物加上讀音與註解，例如翻譯「雞管」的處理上，三浦以日語片假名ゲ－クン表示台語讀音，另還註釋「湯葉春巻き」解釋這道菜類似日本也有的腐皮卷。

諸如此類解釋食物名詞的段落不勝枚舉，三浦因此追加大量台語處理工作，依賴線上台語詞典聽音，再轉成片假名。書出版後，她正式上台語課，老師還指出譯本中有些台語標音不夠精準，也因此意識到，台語轉寫並不存在單一正確答案，尤其以日文音節去標記台語，本來就有局限。

金依莎的判斷則不同。她從一開始就提醒自己：她翻譯的不是日本作家寫的原文，而是楊双子這位「譯者」完成的華文小說。因此，她希望譯本反映當代台灣，而不只是過去的日本殖民語境。

像「滷肉飯」這類今日韓國讀者已可能因旅遊而熟悉的台灣食物，她採用現今華語發音；但若是具有歷史性、面臨失傳，甚至今日台灣人也未必熟悉的菜色，則與作者討論後，保留台語或客語發音，例如麻薏（muâ-ínn）、膎（kê）*、熝湯糍（lugˋ tongˋ ci）等。對她而言，小說把這些逐漸消失的食物寫進故事，本身就是歷史紀錄。

膎（kê）*：以鹽醃製的魚蝦、肉類。

至於台語的標記，金依莎參考《臺灣漫遊錄》有聲書，以聽到的發音為準，再轉換成韓語可讀的標記。她希望降低閱讀門檻，讓韓國讀者能把它當成大眾小說讀下去；但有些詞若不用台語或客語，作品保存地方記憶的意義就會被削弱。翻譯因此始終是一連串取捨：要讓讀者進得來，也要保留原作必要的陌生感。

面對不同文化背景的讀者，譯本的刪除、增補與校正

外譯本並不只是逐字轉換，也涉及刪修與重組。金翎指出，英文版最大的更動，是在原作者楊双子同意之下，省略第一章中，青山千鶴子在長崎老家被姊姊們逼相親、最後收到台灣總督府邀請訪台的一段，避免讀者一開始閱讀就必須同時消化日本與台灣的知識；卷首的虛構推薦序也做了部分刪減，只保留能維持「虛構譯作」質感的內容。對於不習慣閱讀推薦序的英語讀者而言，過多前置包裝，可能延緩進入故事，也可能增加理解負擔。

日文版的取捨更複雜。三浦裕子與作者討論後，刪除了原作中虛構的新日嵯峨子推薦序。她解釋，日本小說出版通常不會在正文前安排推薦序，加上楊双子對日本讀者而言，仍是陌生的外國作家，最重要的是讓讀者盡快進入小說，而不是被後設的包裝擋住。原作附錄中的虛構「譯者後記」也不適合原樣放入日本語境，因為文中牽涉林芙美子等日本文人與時間設定，日本讀者很容易察覺史實破綻，反而在進入小說前就對作品失去信任。

然而，三浦也堅持保留書末三篇與角色後續命運相關的文字。出版社原本認為，正文中兩位主角的故事已足夠完整，為了避免外國作家的第一本小說在日本顯得太厚、太難親近，甚至建議刪去這些附錄。但三浦認為，這三篇不是多餘附錄，而是作品結構的一部分，涉及時代推移與人物關係的延續，刪除會損及原作設計。最後她說服編輯保留。

這些取捨顯示，譯者並非只是被動執行翻譯，而是在出版、閱讀習慣與文本結構之間做出專業判斷。譯本表面上服務新讀者，實際上也在重新界定一部作品哪些部分必須被保留、哪些形式可以被改寫。

翻譯台灣文學，常像一種「專業志工」

三浦裕子形容，在日本翻譯台灣文學，所需專業與投入心力，和實際酬勞往往完全不成比例，幾乎像「專業志工」。以《臺灣漫遊錄》為例，作品涵蓋台灣與日本飲食文化、鐵路、地理、日治台灣社會脈絡與文學史，譯者必須投入大量考據。

她翻譯時參考書籍超過100本，以及數十篇學術論文。除了楊千鶴《花開時節》、西川滿《臺灣縦貫鉄道》與林芙美子等可能構成原型的文學作品，也閱讀佐藤春夫等日治時期旅台作家、陳柔縉關於日本時代台灣的著作，以及大正至昭和年間出版的《臺灣鐵道旅行案內》。她還參考《紫色大稻埕》等影視作品與《南進台灣》等紀錄影像，並前往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國立臺灣圖書館複印日治時期台灣地圖、《台灣日日新報》報導與相關文獻。

這些考據有時只為了處理一句話。例如原文寫青山千鶴子在基隆演講後，「傍晚轉車去住金山溫泉」。日文若只寫「轉車」而不說明換乘何種交通工具，句子會顯得不完整。三浦翻查史料後確認，當時基隆與金山之間的公共交通工具是「台車」，才將譯文處理為「夕方、トロッコで金山温泉まで行き」──傍晚搭乘台車前往金山溫泉。

金依莎也有類似經驗。她本身是小說創作者，正在寫以日治時期韓國為背景的作品，原已累積殖民時期朝鮮相關資料；但台灣的受殖民經驗與韓國不同，日本透過台灣走向南洋的帝國路徑，也不是韓國讀者熟悉的殖民史。為翻譯《臺灣漫遊錄》，她特別研讀南洋、大東亞戰爭與日本南進政策相關資料。

金依莎說，翻譯歷史小說花最多時間的不是逐字翻譯，而是調查：譯者必須理解當時社會如何運作，才不會誤讀作者意圖。

翻譯的政治敏感度：為邊緣地區文學發聲

對金翎而言，翻譯《臺灣漫遊錄》的動機，還與她自身位置有關。她出生於美國紐約，1歲後回台灣，成長受教至18歲，再赴美國念大學與研究所。她在個人網站介紹中特別強調，自己不是台裔美國人，而是擁有台灣與美國雙重國籍的人。這樣的身分使她在翻譯台灣文學進入英文世界時，格外敏感於「誰在替誰說話」。

她開始翻譯《臺灣漫遊錄》時，正逢2022年俄烏戰爭爆發。身在美國，強烈感受到住在大國的人即使自認有同理心、政治正確，支持烏克蘭或其他受壓迫者，卻仍常從帝國中心的位置「由上往下看」。他們談論戰爭、壓迫與弱小國家時，未必真正從被威脅者的觀點出發。

因此，翻譯來自曾被殖民、或仍處於地緣威脅之地的文學，本身就是政治行動。把台灣文學翻成英文，不只是讓英語讀者讀到一個好故事，也是在一個強勢語言市場中，替常被忽略、被誤認或被他者代言的地方，建立敘事位置。這與小說中「灣生*」市役所職員美島愛三對青山千鶴子的質問相互呼應：即使殖民者懷抱善意，仍可能以由上而下的目光理解被殖民者。

灣生*：意指在台灣日治時期於台灣出生的日本人。

《臺灣漫遊錄》的外譯因此不只是成功案例，也揭示翻譯的真正重量。譯者必須處理歷史、語言、市場與政治；也讓原作在不同語言文化中重現與新生。

翻譯不只是背叛原作，更可能是讓原作繼續生長的方式。當日文版重新面對「原文」幻象，英文版把多語殖民情境拆解給世界看，韓文版則在相似殖民記憶中尋找切合今日台灣的語言，這本小說也在三種譯本裡開出不同的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