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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實驗室|關於策展》策展人是什麼?讓策展人告訴你: 在信仰與實踐之間 怎麼看待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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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於 23小時前 • 發布於 23小時前 • 陳欣婷
(圖/陳欣婷提供)

「Art for all and art as a living process, museums as well.」

藝術屬於所有人,且藝術是一個活生生的過程,博物館亦如是。

在這個由工程師演算堆疊、股票投資顧問頻繁出沒、網紅語言滲透的職涯拼圖中,「策展人」似是一塊邊角拼圖,模糊、游離,卻無法忽視的存在。

回望自身踏入策展實務與學術場域的歷程,嘗試釐清「策展人」這一角色的價值生成與意義機制。於此,我們面對那些反覆被提問的根本問題:策展是什麼?策展人的專業為何?回應學界與實務界最常提出之策展本質問題,將策展作為知識與價值生產之行動框架。策展不只是展示,而是一種知識的行動姿態、一種對世界提出新視角與理解的方式。

策展的姿態

策展人「Curator」一詞,源自14世紀的拉丁語「Curare」, 原意為「照亮靈魂與精神」,最早是指照顧未成年者或精神病人。直到20世紀後期,「Curator」才被用於展覽策劃者,在博物館有館長的意思。

曾任歷史博物館與台北市立美術館近20年的館長黃光男先生曾說:「策展人的專業素養,是展覽成敗之關鍵所在。不僅應追求展覽品質與水準,亦須理解成本概念,在經費與成效之間取得平衡。展覽之理念應服務於大眾,而非高牆之內自語;展覽應真誠,使觀者成為主角,如此方能發揮其最大效能。」倫敦V&A博物館前策展人凱瑟琳.普茲博士(Dr. Catherine Püz)亦指出:「策展人乃是藝術家、展覽空間、贊助者與評論家之間的橋梁,亦如同一台翻譯機,翻譯他們彼此之語,促其理解與對話。」

學者DiMaggio亦曾於《藝術管理者》一書中指出,策展人應兼具三種能力:審美的眼、管理的手、與社會的心。

當代藝術界最炙手可熱的策展人, 英國蛇形畫廊(Serpentine Gallery)藝術總監,曾替巴黎現代美術館(Muséd'Art Moderne de la Ville de Paris)策過展覽的策展人—漢斯.烏爾里希.奧布里斯特(Hans-Ulrich Obrist)表示:「20世紀的展覽史,很多展覽都是由藝術家完成,作為對藝術資源整合過程的策展,藝術家功不可沒」。

2011年,我移居倫敦。當時,大家對「策展人」一詞非常陌生。曾幾何時,當我於2020年疫情之年返台,卻赫然發現「策展人」已儼然成為一門顯學,人人談策展,人人想當策展人,好像帶著巴黎時尚光環的職業,說它Fancy也不為過。但究其真正對工作內容的理解,依舊相當模稜兩可,一知半解。

「策展人」這三個字,聽來是時尚的新興行業,其實骨子裡是舊詞新用。若從歷史往回望,當年這種「照顧」,從中世紀涵蓋監護未成年或是精神異常者的醫護人員,體現了對個體身心的關懷與守護。到近代,「照顧」已轉向藝術作品或文化遺產等物件。策展人,猶如穿行於文明長廊的引燈者,在博物館、美術館、圖書館的靜默空間裡徘徊,是替藝術說話、成為藝術與學術價值的代言人。其職務是對展覽核心價值提出旗幟鮮明的觀點,並以其學術理論為基礎。

在當代,策展人透過展覽策劃,連結藝術作品與觀眾,啟發思考與共鳴。這種角色的轉變,反映了在不同歷史時期,策展人所承擔的社會責任與權力結構的變化,展現了美學與社會結構在時代變遷中的動態關係。但其職責始終圍繞著「照料」與「守護」,只不過,其對象與方式隨時代變遷而有所不同,而是聚焦於「物件、觀眾、觀點或語境」。

策展人如今多了身分,既是藝術翻譯者,也是文化的擺渡人。策展人的責任,是站在歷史與當代的門前,不只是守候藝術,更是替民眾敲開那扇門的人。

我個人尤為鍾情於「照亮靈魂與精神」此一初義,聽來有些老派,但在我個人的策展歷程中,固然需承擔「照護」與「引導」之責,然我更傾心自喻為「渡船人」- 如擺渡之舟,靜靜承載此岸之眾,穩妥航行於感知與思想的水域,引領至彼岸風景之處。在那裡,他們得以相遇美好,領略景致,銘刻記憶。而我,作為引渡之人,則如微光般退隱,無聲消逝。

然而,也有不乏批判的聲音。藝術評論家瓦德瑪‧雅努茨扎克(Waldemar Januszczak)曾直言:「當我初次撰寫藝術評論時,世上根本尚無策展人之名號。如今,他們無處不在,穿梭於各大雙年展,說著晦澀難懂的藝術語言,掌握著超越藝術家創作之特權,主宰著整個藝術生態,還成了權力的代名詞。五千年來,人類的藝術從未倚賴策展人,如今,他們卻如門神般矗立其前,還得開口念咒,才讓你進去。」

策展人究竟是靈魂的照耀者?是權力的守門人?抑或在資源與話語之門外設下隱形的閾限?這個問題,或許沒有唯一解答。答案或許仍漂浮在那通往彼岸的渡口之上,隨時間、情境與文化交錯,緩緩浮現。

策展人的煉心術

我在倫敦做了十三年策展人,2020年歲首,值農曆新年之際,與無數海外遊子一樣返鄉團聚,卻因新冠疫情隨著全球化之網絡迅速蔓延而滯留台灣。人類足履月球、發明AI等劃時代科技,彷彿跨越千年的文明門檻;然而,面對微不可見的病毒威脅,卻顯得無所適從。人類自詡為萬物之靈,仍在一次次的摸索如何面對病毒與重返秩序的軌道。

作為策展人,我們反覆思索:在此不確定的時代中,我們能夠做些什麼?又應該準備什麼?縱使全球博物館與策展專業者皆積極投入線上知識的流通與共享,我們深知:數位化雖便利,但屏幕之隔終究無法替代親臨現場所帶來的觸動與凝視。無論博物館、文物或畫作面前,唯有身體的臨在,才能體驗歷史回聲與情感連結之價值。

有時候,沒有選擇反倒成了一種命運的慈悲。對我而言,那場突如其來的疫情,讓我滯留於家鄉,意外的獲得一段沉澱自我的光陰。這段時光,讓我得以放緩步履,靜靜細嚼著十來年之間穿梭於異文化之間所積累的足跡與思索,最終完成博士學位,也重新凝視自身的價值與未竟之志。或許,正是時候,回望這片孕育我的土地,也是時候關懷自己的家鄉與土地。

亦是在此時,我觀察到一種現象的萌芽——「人人皆可成為策展人」。這個原本游離於傳統行業分類之外的當代表述,竟引發許多人由衷的好奇。無論是藝術圈內或圈外的朋友,都熱切的追問我在倫敦所歷練的策展工作煉「心」術。

藝術的養成並非一蹴可幾,它是一條漫長而持續累積的過程,是時光淬鍊與積澱。我從小學習古典芭蕾,舞蹈為我在12歲時開啟了通往世界的大門。自香港至倫敦,我五度投身學術,在返台之後則耕耘於藝術品牌與文化行銷的實務場域。從華山創意園區的整合行銷部經理、樂賞音樂教育基金會的執行長、到台北市立大學藝術品牌與行銷的講師,再至華陽創投集團的文創投資經理等不一而足,每一段歷程皆為我鋪陳出不同的文化實踐路徑。而自2011年起,策展人的工作讓倫敦成為我第二個家鄉。

2009年,彼時我任職於華山創意園區,擔綱整合行銷部經理一職。於幾米《星空》特展的現場籌辦之際,王榮文董事長與李雨珊總經理首次對我言道:「妳不該僅止於行銷與品牌之位,妳應該走向策展人的道路。」這番話,如晨曦中微光,照亮我未曾預見的方向。2011年我移居倫敦時,華陽創投集團王家和與王韋中董事長,已將我原本從「文創投資經理」的頭銜,換成「EIR 駐點創業家」,讓我的視野拉到不一樣的光景。

所謂EIR(Entrepreneur in Residence),不僅讓我得以站在創業與產業交匯的最前線,也使我重新審視策展的本質。策展與創業本無二致,皆須從零構築,營運計畫書、風險分析、財務評估、藝術家風格與特色之研究、行銷策略等,無一可忽。每一場展覽如創業旅程,既是冒險,也是深思。這份交錯於藝術與商業、靈感與邏輯之間的張力,正是我願行終身的職志之路。

在英國從事策展人工作,直到2013年擔任英國倫敦ST ARTE策展公司策展人暨亞洲區總經理,在這段橫跨時空的策展旅程中,我與一些英國博物館及當代藝術機構建立了不同對話與交流的脈絡。因應展覽策劃的需求,我曾短暫數月或半年暫居住於巴黎、布里斯本、佛羅倫斯、布拉格、京都與東京等地,每一座城市皆如一本活生生的文化文本, 邀我逐頁翻閱、逐段體會。

期間,我拜訪與研究了將近四十座大小型博物館,從收藏定位、展示邏輯到觀眾互動,每一處細節皆反映出地域文化的獨特性與共通性。這些跨文化的觀察與感知,讓我在美感與知識間的流轉中,體會到策展人並非單是敘事的編織者,更是意義的承載者與轉譯者。策展工作的本質,歸根究柢是一種「承擔」─對歷史的承擔、對觀眾的承擔、亦對未來的承擔。

所謂策展人的煉「心」術,於我而言,並非單指知識的積累與展示邏輯的編排,而是一種存在的姿態與心性的修煉。猶記得孩提時,父親常對我說:「一陣風起,不應設限其去處,而應全然接納再慢慢消化。」他盼望我能如風一般,具備流動的韌性與包容的力量,於生命歷程中靜靜蘊積,待時而發,以熱情灌注所選擇的專業,深耕而不悔。

這句話,成為我行旅世界與學術歷程中的內在指南。無論自花蓮鄉間走向藝術的殿堂,或從舞蹈學院轉入博物館策展領域,那些偶爾迎面的懷疑與跌撞,並未使我退卻。反之,「風起」的信念早已深植我心,使我在學術旅途上總是勇於越界- 總是跨學院選修最多的學生之一。從藝術創作、藝術教育、藝術拍賣與收藏、藝術治療、藝術史、博物館學與策展等,取得博士學位、雙碩士學位、三種專業文憑等,只因我始終相信,唯有敞開自我,才能承接風的方向,與世界共舞。

自幼沉浸於古典芭蕾的咬牙與紀律之中。然於成長的花蓮鄉間,藝術與城市之間的距離,猶如晨霧般遙遠而模糊。那時的我,身體記憶著舞蹈的語彙,心靈卻渴望一種尚未命名的連結與可能。直到二十二歲那年,我來到倫敦大學,由黃明哲醫師與陳美俐夫婦帶著我走入初次的大英博物館,對我說著每一件文物承載著獨一無二的故事與生命軌跡。

彼時彼地,所謂「跨界」並非異數,而是一種創意與自由的日常。博物館與科技、時尚與哲學、傳統與前衛之間不再有界線,而是在共振與交會中產生新的語言。

然而,在我們所熟悉的文化語境裡,「跨界」長久以來常被視為「不務正業」或「偏離正軌」的象徵。直至近年,「斜槓」一詞方才在台灣語彙中浮現,為這些複數身分與交錯軌跡,帶來些許正面想像的轉機。這段自花蓮到倫敦的遷徙,不僅是一場地理上的移動,更是對「正常」定義的鬆動與重構。

我所謂的策展人煉「心」之術,實則是一場關於勇氣與承擔的修行,是面對八萬四千種責任時,依然選擇挺身而出的決心。歷史與文化之浩瀚,猶如星辰海洋,深不可測;而策展人,需以自身的知識背景與偏好,於其中擇一脈絡切入,自展覽的論述鋪陳起筆,逐步構築意義的場域。策展人如橋梁,必須將每次展覽的視角、觀點的傳達、與藝術家靈魂中不易理解的小宇宙展現出來。策展人如「渡船人」,跟所有人在一起,當所有人安穩上岸,留下美好,最後,忘記策展人。個人的策展哲學是,讓藝術發聲,讓他人燦爛。

所謂策展人的煉心術,正是一種即使身處紛亂與晦暗,也依然要步出屬於自己康莊大道的信念。對於病毒當然只能俯首稱臣,但在古典芭蕾的訓練中,堅信沉寂與反覆深蹲的練習,都是為了未來起飛後的繁華。

在這場當代瘟疫的幽微之中,我有幸仍能留在家鄉台灣,持續策劃展覽,將藝術的溫柔與力量帶進人們的生命裡。於靜默與焦慮之間,透過展覽傳遞一縷美感與希望的光,能在艱難時刻仍得以傳遞的美麗力量,其實,本身就是一種無可取代的美麗。(推薦閱讀:邏輯是骨架,美感是靈魂:無論是生活用品或藝術品,都有屬於劉丹筠的生活策展敘事學

看更多:策展的姿態:來自大英博物館的田野調查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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