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學雜誌《字花》：現在是一場記憶的戰爭
文：蔣亞妮
香港文學雜誌《字花》創刊於2006年，每逢單月發行，在文學誌裡風格鮮異。《字花》一直致力以文學視角，關切社會文化議題，從「我城」香港，放眼至中國、台灣與整個華語文學世界。現任總監羅樂敏與總編輯關天林，右手寫詩，左手編文，從昨日《字花》談至今日香港。
2021年，香港文學雜誌《字花》15歲了。如羅樂敏所言，15年來的《字花》一直處在變化之中。從團隊到雜誌排版內容跟機構的發展，都發生過幾次大轉變。最初的《字花》，沒有主編、總編輯的職位，所有編輯平起平坐、各自發展。
直到進入第五年、第六年，才開始有各種崗位，由同人誌發展到一個機構的規模，編輯群也幾經更迭，自初代的謝曉虹、鄧小樺、韓麗珠、袁兆昌到如今的羅樂敏、關天林，唯一共通處，是他們的創作者身分。「15年來的編輯群，共有一個推廣香港文學的理念，每個人都在某種程度上用不同方法實現。」
2009年先以兼職方式加入的羅樂敏，如今已是《字花》所屬「水煮魚文化」機構的總監，他口中的《字花》，深有流動感。在他心中，《字花》是一個給喜歡香港文學、想推廣香港文學的人，實踐所想的場所。
所有人都可以互提想法，我們也希望編輯團隊的參與性更高，它不是一個很典型的公司，比較像是一幫人，有興趣就一起玩，有時候玩累就走了。大家不想要它消失，就有新的人加入，繼續玩下去。
2016年加入團隊的關天林，以自己在《字花》第80期「西西時間」的啟首語，定義心中《字花》：「西西說，我們常常要求一個作家創新，卻不要求讀者也要有想像力，彷彿讀者只是一塊塊石頭。如果大家都情願當石頭，石頭該怎麼辦呢？」關天林自述，從《字花》的讀者、作者到置身其中，並沒有懷有一個必須把雜誌帶去哪的清晰想法。
「做雜誌像是抵抗石化，讓讀者心中的石頭可以融化。卡夫卡說過，創作是讓凍結的內在破開，或許也是要讓我們心中很硬的東西融解。大到一個時代，小到一個物件，試著不慣性地接受文學，而是去凝視、去想像與投入。」
《字花》的不斷流動
《字花》與香港許多本地雜誌，出版經費都來自於「香港藝術發展局」的補助，在一個紙本銷售更顯困難的現代，《字花》雖然並不靠銷量生存，卻也不斷更新自我，另闢可能。在羅樂敏與關天林的編輯經歷中，2018年的改版尤為重要與深刻。
一本邁過15年的雜誌，關天林以「邁進中年狀態」來形容，於是2018年的改版像是保持多變、流動的姿態，讓雜誌這載體更有力、更容易找到位置，「不敢說是一種升級，絕對是一次更新。」關天林如今人在台灣，與身處香港的羅樂敏，異地同步，回憶2018年的改版，定音為一次「美學」與「主題」的重大轉變。
羅樂敏坦言：「我跟天林都喜歡攝影，2018年改版後，開始用攝影作品取代過往的插畫作為封面。也開始以一年一大主題，串連六期。」第一年的主題是「人」、次年談「地理」，第三年則是「物件」，每一期都是當年度大主題下的分題。
透過當時改版，他們有意識地拉慢、拉長時間，「不用那麼即時地回應社會上那些最爆、最快的事件，而是慢慢沉澱，把一些可能在醞釀的情緒、思想，呈現出來、留下來。」當然，也有些讀者會說《字花》好像變得不太《字花》了。
對此，關天林也支持所有聲音：「讀者理所當然有其保守性，改變不一定會被喜歡。」但對他來說，《字花》的改版依然進行著，他甚至想像《字花》給人的印象是一本不停在變的雜誌。改變，不代表快速，香港的當代生活速度總快，如今的《字花》在變動中反思紙本雜誌。
當雜誌也開始成為一個「比較慢」的媒體時，慢下來，也可能成為優勢。比如，刻意製造「後」一點的身段，雙月刊本就難以跟上新話題，不如利用這個性質，做出不一樣的視野、視點。當網路上已有很多回應抗爭的訊息時，雜誌就該更遠更廣的看歷史上的各種抗爭。
「畢竟，讀者也不一定滿足於追趕即時卻碎片化的訊息，他們也需要沉澱與整合，這是《字花》可以尋找的身段與位置。」紙本不一定非得與網路媒體對立，關天林分析：「網路的優點是接觸門檻低一點，那實體紙本的內容就可以進階一點，從對立變成分層的概念，網路或許終將能在紙本的外圍幫助，與實體互動。」
2016年開始，《字花》亦有了線上版《別字》，利用網路能較快傳播資訊的特色，從前雜誌上活動的推廣報導，都移到了《別字》上。快的資訊，比如「諾貝爾文學獎」報導、電影評論等等，比較即時的話題放在《別字》，《別字》也收錄更多年輕作者，以吸引更年輕的目光。紙本正刊《字花》則相對成熟，以不同平台進行分層，為《字花》保有了靈活度與話題性。
走過2018年那場歷時長久的改版，從當時滿室被攤開的各國雜誌中抬頭，看向現在。羅樂敏引述一個朋友對《字花》的形容：「現在的《字花》，更像一個咖啡廳，它不是一個吵鬧商場，但如果你想要休息、想要品味一下生活、想要深度思考，就可以走進來。《字花》讓作者跟讀者，在紙面聚會。」
我城的文學與社會
採訪當下，最新的一期《字花》主題是「流體」。流體，也是流水，更指向一個流動的移民感。裡頭邀請了許多人談移動到異鄉生活的狀態，從泰晤士河溯洄向天水圍與屯門的家鄉之河。如今的《字花》試圖從細碎揀拾出發，不讓事物瓦解，關天林和我們仔細地說著：「《字花》與時代的連結是必然的，其實香港的故事一直很難說，我們也不奢求一個答案，但不能因為很難說就放棄。」
這樣的流體、流動感，也是近幾年《字花》保持的狀態。「因為我們現在也不敢想太久遠的事情，只能讓雜誌作為流變、流通的形象，嘗試從這些角度去回應現下的情緒。」由於2020年通過的《國安法》，香港人大量離開，整個社會氣氛離不開政治，縱使找一個社會的片面來談，它都具有政治性，只好用流體的角度談香港、談香港人與香港文學。
關天林談近幾年的雜誌議題，也是希望：「透過文學種植一些生機，也種植一些記憶，因為現在是一場記憶的戰爭。」因此，流動不只是一種風格的問題，在不同變化間流轉，也可以看作「掙扎」，但至少，仍然願意保持掙扎。《字花》未曾停止將社會與文學結合，一直以來，都試圖以文學觀照社會。
回到它誕生的2006年，前後數年，當時的香港社會經歷了「利東街抗拆遷」、「反世貿」、「天星碼頭」與「皇后碼頭」等幾場保衛與社會運動。一路至今，更走過了「雨傘運動」與「反送中」（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運動），城市似不斷陷落於更深的未知中，《字花》始終還是能以直面或不同的切入位置，回應、參與。或許這正是一路走來，《字花》編者們的動能與文學的能動。
關天林回顧之前的許多社會運動專題，坦言：「之前的主編與《字花》可以比較衝到前線，隨著整個運動跟氣壓都沉下來後，現在會專注在更日常、更小的層面，去深耕細作。」
他們仍然有想訴說與不得不說的事物，在探索、尋覓新香港的狀態下，比如這一年的大主體「物件」，便是想收回來一點，「但不是因為失敗，所以做小；而是從小物件，寄託未來。」羅樂敏深切的思考是：「我希望《字花》還可以帶給香港人一點點希望，這樣講可能有點悲涼。但只要不失去太多，若能維持五年、十年不太走樣，便已經是成功，也是一種功德了。」
2006年4月，鄧小樺在《字花》創刊詞中寫道：「（香港）這社會比以前更需要文學。」十多年後的今天，羅樂敏更重新思考：「作為一個香港的作家該怎麼寫？」香港該怎麼書寫？作家能在何處發表？往後十年，當香港不再一樣，文學如何保留現在與過去的香港，是《字花》與編輯群的思考。
他說：「此刻，當然更需要文學。」從2006年到今日，《字花》不斷在變，卻也有始終不變的事，那就是「如何用更好的藝術形式，說『我們』的故事。」《字花》並不是在一無所有的貧土上成長，先行與繼起者的字，能在任何地方開出奇花。
原文刊載於VERSE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