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聿文專欄：不要對美國最高法院的關稅裁決「高興太早」

美國最高法院院以6：3的結果終於對川普「對等關稅」的合法性給了一個說法。對一場糾紛不斷、爭議不息的政策而言，這個「說法」本身就有意義：它至少提醒外界，總統不是可以隨時擰開關稅水龍頭的人。

但這份裁決更像一次止血而非治病。它否定的是川普動用某一類緊急權力去徵收「普遍性關稅」的方式，而不是在原則上宣佈總統在任何情形下都不能加稅。最高法院院劃出的邊界也很直接：第一，普遍性徵稅歸根到底要回到國會授權；第二，若行政機關試圖用模糊條款推出影響巨大、範圍極廣、後果深遠的關稅安排，就必須拿出更明確、更可識別的國會授權作為支撐。

因此，圍繞這份裁定有人罵也有人讚。罵的一方是川普及其支持者，讚的一方是川普的反對者，包括民主黨。對後者來說，川普上台一年多，對總統權力的「任意揮灑」，既損害美國的制度形象，也損耗美國對外的軟實力；最高法院出手，似乎證明美國民主依然具備自我修復的韌性——這是美國之幸，也是世界之幸。

然而，別急著高興。裁決的分量不取決於法官寫得多漂亮，而取決於川普接下來怎麼做。只要他願意，完全可以換一套法條包裝，繼續推進同一個關稅目標。事實也是如此，川普立刻用另一法條的名義宣佈向全球徵收15%的關稅，從而使得裁決對總統的制衡更多停留在法理層面，在政治意義上卻被「實質性否決」。

它堵不住所有路

美國法律給川普「換個法條繼續徵稅」的能力，在美國現行體制下很難被真正阻止。國會當然有權把授權收回來，也有權把口子堵上，甚至可以用預算卡住行政部門，但在黨爭激烈的當下，國會這樣做要付出真金白銀的政治代價：它得把責任扛回自己身上，面對選區裡受益與受損的行業，面對黨內基層的情緒，也面對總統對本黨議員的公開施壓。多數時候，國會最舒服的姿勢恰恰是裝作「無能為力」，讓行政去做決定，讓法院去裁判合法性，讓市場去消化後果。於是，最高法院的裁決看似就成了一種被動制衡——它能堵住一條路，卻堵不住所有路。

建國先賢們當初設立三權分立時，雖說不相信人性可靠，也不指望統治者道德高尚，所以才把權力拆分三股，讓每一股權力都難以吞掉另一股，用麥迪遜的話說，「用野心來對抗野心」，然而，恐怕也未料到美國的政治會質變到如今這般情形。麥迪遜這句話，放在今天，只說對了一半：野心之所以能對抗野心，是因為野心還願意接受並遵守一套共同規範，至少承認某些東西不可越界。

制度從來不是自動機器，它在現實中的運作需要驅動力：國會得願意對抗總統，行政得願意接受邊界，社會得願意把規範當底線。驅動力一旦缺位，制度未必立刻崩塌，形式和程式還在，權力仍被稱為分立，可制衡的力度會明顯變弱——弱到不足以阻止一個不尊重政治倫理的總統把權力用到極限。

川普的問題，恰恰在於他對權力的使用不是審慎，而是極大化。他不是把規則當邊界，而是當武器；不是把政治倫理當約束，而是當可以嘲諷、可以踐踏、甚至可以轉化為動員資源的材料。你可以說這是品德問題，也可以說是政治風格，但它最終是一套治理哲學：只要做得到，就做；只要能逼對方讓步，就逼；只要能擴大總統權力的事實空間，就擴大。

美國250年的歷史當然出現過體系緊繃甚至失靈的時刻。戰爭時期、恐慌時期、撕裂時期，權力總會向行政集中，國會總會遲疑，司法總會滯後。但過去很多危機最終能夠「回彈」，原因不在於制度天然高明，而在於政治系統在某個階段重新恢復了克制，或利益結構迫使政黨重新劃清底線。回彈也從來不是免費的，常常以社會分裂、制度信任下降、治理成本上升為代價。

川普的執政方式在美國歷史上則幾乎獨一無二：它是極化的產物，卻又反過來加固極化。而極化的可怕之處在於，它讓越來越多人不再把制度當共同財產，而當陣營工具——讓陣營勝利壓過制度信譽，讓短期收益壓過長期穩定。在這種結構裡，國會對總統的制衡很容易失靈，不是因為國會無權，乃是因為它沒有意願，或者它的意願被黨派利益與選舉結構綁架。川普上台一年多來，外界看到的基本就是這種景象，國會對他的制衡非常不力，從政治責任退化為程式表演。

輿論監督作為「第四權」在這種總統面前同樣顯得無力。傳統社會對權力的約束，常常依賴「羞恥機制」：曝光之後，權力者會在公共評價與政治倫理壓力下收斂。但川普的策略就是讓羞恥失效。他不在乎媒體罵，甚至需要媒體罵，因為罵聲可以被翻譯成「迫害」，再被動員成支持。監督成了燃料，而不是刹車。輿論可以製造噪音，卻未必能產生約束。

當國會不制衡、輿論難約束時，司法自然被推到台前，仿佛成了最後護欄。最高法院這次裁決確實讓人看到護欄還在：它至少能說「不」，也敢說「不」，把「沒有國會授權就不能徵稅」這條底線重新釘回公眾視野。但司法的短板也因此更清楚：沒有執法權。它能裁判，卻不能直接執行；能宣佈某項做法違法，卻不能強制總統不去尋找另一條合法路徑；能阻止某一項具體措施，卻無法替代政治系統承擔長期治理的責任。

美國民主的制度「死穴」

於是，一種危險迴圈不可避免會出現：總統擴權——訴訟發生——法院裁判——總統繞道——再訴訟——再裁判。制度不是被一拳打倒，而是在看似在運轉的迴圈中被一寸一寸掏空。這就是我為什麼說，不要高興得太早。最高法院的裁決如果只換來「川普換個法條繼續徵稅」，它的現實意義就會被大打折扣：法院雖然把權力的邊界說清，但並不等於邊界有效。邊界要有效，須有人願意維護，而最有力的維護機制從來不在法院，在國會。國會若在黨派利益計算下不願作用，監督與制衡就會出現系統性癱瘓：該攔的不攔，該收的不收，該糾偏的不糾偏，最後只剩法院用碎片化的判決去追趕不斷變化的行政現實。

長遠看，美國三權分立當然可能重新走向平衡，對此要有信心，因為美國歷史確實展示過這種韌性。但四年足夠造成嚴重破壞。制度護欄若在川普任期內普遍失靈，對美國民主的修復會變得更困難，因為在一個更分裂的社會，政治更習慣用極端手段解決問題。何況，誰也不能保證下一任總統不會照著川普的做法再走一遍。川普已經證明，「把權力用到極限」能帶來邊際政治收益，這種收益會誘惑後來者。若如此，人們會看到，這套體系能夠分割權力，卻不能自動生成克制；能夠提供程式，卻不能保證政治體面；能夠在紙面上寫下邊界，卻無法防止掌權者把所有合法空間推到最大。這就是美國民主在面對川普時暴露出的制度「死穴」。

所以，這次關稅裁決的價值，不在於給了反川普陣營一個慶祝的理由，而在於它迫使人們直面一個更難的問題：當一個不遵守基本政治規範和政治倫理的總統出現，並且極化讓國會與輿論難以有效制衡時，美國民主還能靠什麼維持其基本形態？最高法院能做的終究有限。真正決定美國能否走回正道的，不是法院還能不能寫出幾份漂亮判決，而是政治系統能否恢復一種更基本的東西：願意承擔責任，也願意付出代價，把制度當成共同底線，而不是陣營工具。說到底，掌權者要重新學會對權力保持克制和審慎。

※作者為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