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天下凌駕於主權在民：原訴法庭對支聯會定罪之分析

2026年9月11日，香港高等法院原訴法庭（原訴法庭）對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支聯會）案（案件編號：HCCC 155/2022）宣判，以《香港國安法》“煽動他人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支聯會罰款（第一被告）150萬港元，要求在3個月內繳清;判處李卓人（第二被告）7年徒刑，何俊仁（第三被告）5年2個月，鄒幸彤（第四被告）7年3個月。 那麼，就支聯會持續30年的五大綱領“釋放民運人士、平反八九民運、追究屠城責任、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為什麼控方和原訴法庭僅抽出“結束一黨專政”作為檢控與定罪的要素？

一、 定罪實質：黨國一體與規避歷史質證

原訴法庭裁定[被告通過言論挑起受眾對中國共產黨的敵意和失去信任，蓄意將六四事件與反修例風波相提並論]（《裁定理由書》第491段，下文引述或概括內容主要出自《裁定理由書》，僅標明段落; 引述其他文件將註明名稱及段落 ）。法庭以此作為定罪理由，掩蓋了本案定罪的兩個實質問題：

第一、將中共壟斷權力操控國家政權作為批判禁區。法庭將批評一黨專政的言論定性為顛覆手段，其法理實質是將中共等同於國家本身。將要求改變專政體制、被裁定為違法，體現了中共權力高於憲法中「一切權力屬於人民」與公民權利的裁定邏輯。

第二、規避對六四屠殺事實的法庭質證。若直接對“紀念六四”定罪，法庭必須在公開審訊中面對1989年鎮壓是否合法、軍隊是否開槍屠殺平民等事實進行質證。通過抽離出「結束一黨專政」定罪，法庭無需對六四屠殺進行實體質證，剝奪了公民基於六四屠殺事實質疑中共執政合法性的權利。

在中國，堅持公開紀念六四者均遭鎮壓。從1990年開始，每年都有因為紀念六四者而被傳訊、被關押。 1992年因紀念六四數十人被判刑; 胡石根被判20年徒刑，出獄後因紀念六四等，再次被累次關押逾8年; 1995年李海因收集六四囚徒名單被判刑9年;陳雲飛2007年在《成都晚報》廣告欄刊登『向堅強的六四遇難者母親致敬』後，因堅持紀念六四，被羅織不同罪名先後關押共計8年8個月，至本文截稿時再次被關押; 黃琦因創辦六四天網，尋找六四死難者和其他人禍死難者，先後被判刑總共20年，目前仍在獄中; 2016年符海陸、羅富譽、張隽勇和陳兵因傳播“八酒（九）”品牌的白酒，瓶身標有“永不忘記，永不放棄，銘記八酒（九）六四”，被判刑3年至3年半; 天安門母親調查六四屠殺，30多年來一直被騷擾，今年赴公墓祭奠被阻。2020年《香港國安法》實施後，維園燭光晚會亦被取消; 此後，每年六四，警方允許其他組織預先佔領維園，周圍警力嚴密布防並拘留紀念者。當局以結束一黨專政“對支聯會及成員定罪，目的是阻斷香港社會對八九六四歷史的公共記憶以及與現實的關聯，製造寒蟬效應。原訴法庭聲稱紀念六四不是罪（437），這完全是謊言。

香港特區當局對公共記憶壓制及防範、壓制和分化社會的方式，與中共在六四屠殺後的維穩手段一致。法庭將人民對中共的不滿歸咎於支聯會及成員有關“結束一黨專政”的表達，混淆了對政治現實的觀察和批評與違法犯罪的界限。無論是中共涉嫌反人類罪行的六四屠殺，還是香港當局因違反國際人權法而引發的2019年反送中運動，社會不滿的根源都在於中共當局自身的暴行與施政，而非揭露事實與表達反對意見的公民。

二、 支聯會“五大綱領”的整體邏輯

將支聯會的五大綱領放入整體框架中辨析，其手段與目標的邏輯關係清晰：

「釋放民運人士」這一綱領體現了「以人為先」的原則（在本世紀初擴展為「釋放所有維權人士」），並與”平反八九民運“”追究屠城責任“緊密相連（ 159, 160，405）。 這一綱領的背景是，中共在六四屠殺後羈押了超過一百萬名參加1989年和平示威及表達抗議屠殺的人士，此後這種鎮壓演變為「防微杜漸、消滅於萌芽」的維穩模式。 過去三十多年來，當局不間斷地非法羈押各界、各族裔及性別弱勢群體爭取民主與人權的人士，包括組黨人士、民族語言文化權利倡導者、宗教信仰自由人士、行使勞工權利者、女權人士、代理弱勢群體和異議人士的律師及環保人士。保障上述公民權利，亦是中國與香港當局簽署或批准的國際人權法案的明文要求。

平反八九民運“是指官方正式承認八九民運是”愛國民主運動“。“追究屠城責任”是指調查並追究六四鎮壓決策者的法律與歷史責任（160）。1989年非暴力民主運動，當局以“動亂”和“反革命暴亂”（這也是官方對八九六四的定性）為藉口，調動20多萬全副武裝的軍警，使用坦克、機槍等重型武器射殺和平示威者、救護人員及路人，甚至射殺在家中的居民。而六四屠殺決策者鄧小平、楊尚昆、李鵬、江澤民等人推脫屠殺罪責。六四屠殺後，歷任領導人繼續沿用這種鎮壓模式壓制公民權利，其中包括鎮壓香港的雨傘運動與“反送中”運動。 沒有調查和追責，人禍便無法終結。

支聯會五大綱領中的前三條均與八九六四密切相關。「結束一黨專政」則是基於上述三點的分析提出的綱領。正如鄒幸彤在庭審中陳述，「專政是基於武力且不受法律與選舉制約的權力，中國共產黨控制所有國家機關乃至社會組織，形成了缺乏制衡的專政狀態」（223-6）。結束專政，是破除制度性壓迫和暴政的必要前提。

“建設民主中國”才是五大綱領的目標。 正如李卓人陳述，“結束一黨專政與建設民主中國”傳承了八九民運的訴求，二者密切相關，就是要驅除專政、恢復公民權利，由人民由下而上通過民主程序決定國家的政治制度。「結束一黨專政」要求的是共產黨不能實行不受制約的專政，但並未排除人民在民主選舉中繼續選擇其領導的可能性（161-166）。原訴法庭也承認「建設民主中國」是支聯會的目標，而且承認這是「正當和合法的」（146 ）。

不僅如此，結束一黨專政“與”建設民主中國“承載著1989年民運的目標。八九民運的大字報揭示，自1949年以來大規模人禍不斷、人民共和國名不副實的根源在於缺乏民主。真正的民主即主權在民，包括定期自由、直接選舉與罷免黨國一體的領導人，廢除終身制與世襲制，剷除裙帶關係，公布黨國領導人財產，建立防止腐敗與官倒的機制、保障公民參與和監督國家和企事業經濟決策及分配，以及保障結社、集會、表達、新聞自由與民間辦報等基本權利。 一個標榜“人民共和國”的政權，中共自1949年後卻從未獲得過人民哪怕一次直接授權，更談不上定期授權。

綜上所述，原訴法庭強行割裂支聯會“五大綱領”的內在邏輯，將前三條關於八九六四歷史真相與追責的正義訴求剝離，把“結束一黨專政”孤立抽出並曲解為違憲的“顛覆手段”，實質上是規避六四屠殺事實質證的政治算計。這是一場政治審判，體現的是黨天下的邏輯，將沒有人民定期授權的中共及其“領導”凌駕於主權在民的原則之上，背書中共對權力的壟斷。因此，對支聯會及成員的所有指控與定罪必須撤銷，當局必須立即無條件釋放李卓人、何俊仁與鄒幸彤。

作者》邵江 1966年出生。北大數學系期間，是北大「民主沙龍」主要成員，八九民運爆發後成為北高聯常委，「六四」後被捕入獄十七個月。1997年輾轉流亡海外。為英國威斯敏斯特大學政治學博士，現居英國倫敦。2017年曾來台在中研院擔任訪問學者。是「華維藏團結會」發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