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群媒體之爭：言論自由與審查
美國總統大選正是全球熱話，根據紐約大學人權與企業中心日前公布的報告內容，美國大選資訊戰的頭號風險是「社群平台」。在台灣，網路平台也曾在年初出現許多選舉的訊息，除了擁有百萬粉絲的網紅為總統候選人站台，政治人物也愈見「網紅化」，他們經營自己的粉絲專頁，也會開設自己的YouTube頻道，有時候出現在其他年輕世代的網紅影片。
在民主社會中，言論自由是一項基本權利。大多數人都手執一部智慧手機的時代，每天都活在資訊過曝的社群平台上，網路上發表的言論具有更廣泛的傳播性及影響力，而不當的訊息或會危害個人，甚至社會的安全。因此，社群平台如Facebook、Instagram等會對用戶發表的訊息進行審核。
曾經，美國總統候選人川普（Donald Trump）被Twitter封鎖，原因主要是因為他在2021年美國國會大廈襲擊事件中所發的Twitter推文，這些推文被認為進一步煽動了暴力行為。2022年，馬斯克（Elon Musk）完成對Twitter的收購，他強調保護言論自由，他透過用戶投票決定恢復川普的Twitter帳戶。此舉引發了許多爭議，其中「對抗網路仇恨中心」（Center for Countering Digital Hate, CCDH）發布了多份報告，揭露Twitter在審查和處理仇恨言論的不足，亦認為恢復一些被封禁的帳號將增加平台上的仇恨言論和錯誤訊息。
然而，審查機制的標準該如何劃定呢？至今仍有不少爭議的地方，有時候這些標準也會被人質疑成為某種政治立場的過濾性工具。
「網路審查機制」在不同的語境下，卻有不同的意義。比如，中國政府對網路實施嚴格的審查機制，目的是為了監控而不是保護；在香港，電視、報章等主流媒體的影響力往往已經不及網路平台，在反送中運動期間或更早之前，香港已經有許多「公民記者」，不論是個人或是具組織性的，每個人只要有手機都能隨時拍攝，並可以網路為發表管道，廣大的攝影者、無計數的現場、看不見的閱讀者，目的是彌補親政府媒體沒有展示的那些「現場」。
若人們愈來愈依靠情緒被煽動的立場，會漸漸失去明辨真實的能力。其實每個影像背後都有一位作者，他便是現場的目擊者，但他個人構成影像卻在傳播過程中，產生了無數的煽情共鳴的情緒，製造出無數個「我們」的想像，讓「我」的想像成為「我們」的一員，成為那個共同立場而強大的多數。
一些具影響力網紅的言論備受到關注，更常被公眾「審查」。比如，台灣YouTuber鍾明軒近期拍攝許多到中國旅行的影片，他稱事後被大量網友攻擊，甚至有人說他為中國進行大外宣。鍾過去曾在發表罵中國政府的言論，也曾拍片關注香港的反送中運動，有人認為他現在是打臉過去的自己，現在他拍攝到中國旅遊的影片，疑似是製造親共政治立場。
人好像總是一廂情願地期望公眾人物保持一致性，期待「他」屬於想像的「我們」，並把他們所有公開發表的論調作為他個人往後貫徹始終的行為基礎信念。
筆者不斷反思著，「我」可以透過網路平台把那些被忽略個人訴求訴諸世界，試圖形成一個一個新族群的「我們」，並期待平台、大眾為自己主持公道。但是，若「我」的自由邊界過度擴張，會不會讓「我們」以外的人失去了自由表達的權利？在喧鬧的網絡世界裡，或更需要保持著理性及開放性。
作者》甘甘 香港人，目前在台。寫在台見聞同時又會說起香港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