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耀南專欄》「誇誇模式」背後的平庸之惡

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在剖析納粹戰犯艾希曼時，提出了一個令世人戰慄的觀點：極端的惡行未必源於狂暴的惡意，更多時候是源於個體放棄了「思考的責任」。這種「平庸之惡」（Banality of Evil）是指當人在體制中將自身化為零件，不再對是非進行道德判斷，而僅僅追求功能的順暢運作時，惡便得以在日常中合理化地擴散。隨著中國國民黨主席鄭麗文率團結束六天的「和平之旅」，我們在部分政治人物與公眾人物身上，再次清晰地看見這種認知失能的現代變體。

思想的缺席：當「物質稱讚」取代了制度批判

鄂蘭認為，平庸之惡最核心的特徵在於「思考的缺席」。當政治人物或公眾人物在參訪中國的過程中，將視線聚焦於機場廁所、高大建築物與宏偉大橋，並發出整齊劃一的讚嘆時，這不只是單純的感官體驗，而是一種「去政治化」的選擇性觀看。

這種行為將複雜的極權治理簡化為物質成就，刻意迴避了硬體建設背後的體制代價與人權壓迫。當政治行動者放棄對權力本質的思辨，僅停留於表層的美學崇拜時，他們便在無形中淪為威權敘事的傳聲筒。這種「看什麼就稱讚什麼」的誇誇模式，正是以物質的便利性作為遮羞布，掩蓋了對自由匱乏的集體沈默。

責任的偏移：檢討受害者作為一種道德逃避

平庸之惡的另一種變體，是將道德責任從施壓者轉向受害者。這場「和平之旅」歸國後，緊接而來的是中國對台灣總統賴清德出訪、外交處境的粗暴施壓。然而，如鄭麗文等政治人物並未對施壓者發出譴責，反而指稱「民進黨政府把氣出在在野黨身上」。這種敘事結構將外部衝突「內部化」，把強權的惡行淡化為背景，卻將受害者的抵抗與求生視為動盪的根源。

這種邏輯的危險在於它重新排序了正義的可見性。為了追求一種卑微且虛假的和平感，個體選擇放棄對施壓者的判斷，轉而攻擊守護制度的一方。這種道德勇氣的集體失能，讓「檢討受害者」成為一種最省力的政治表演，正是平庸之惡在民主社會中擴散的溫床。

制度的套利：在自由中行使對自由的背叛

更值得剖析的是行為者在不同制度間的「套利」現象。這群人在北京見完中國總書記習近平後，帶著敲鑼打鼓的聲勢「載譽歸國」，隨即回到台灣繼續定居，享受著民主制度提供的權利與自由。然而，正如 4 月 20 日中國網媒所刊載的，他們在歸國後隨即開啟「誇誇模式」，一方面讚嘆強權，一方面處處貶抑台灣。

這種行為展現了極致的工具主義：在威權語境中表現出絕對的順服，在民主語境中則利用言論自由進行制度性的拆解。 他們並非在追求兩岸的實質理解，而是利用民主體制提供的保護傘，為威權敘事開路。當「不思考」與「策略性沈默」成為政壇可複製的獲利模式，社會將逐漸失去辨識權力本質的能力，進而陷入認知的集體混亂。

結語：警惕緩慢而連續的民主侵蝕

邪惡不一定來自極端的惡意，往往來自於對「思考責任」的集體放棄。當公共討論退化為物慾的比較，當政治判斷轉向為情境式的感受描述，民主的崩解就不會是以劇烈的方式發生，而是以一種緩慢、連續且難以察覺的「平庸化」過程推進。

這場 2026 年的和平之旅及其後續言論，為台灣社會敲響了警鐘：守護民主的首要任務，便是重新奪回思考的主體性，拒絕在強權的物質誘惑與輿論操作中，成為那顆沈默、順從且不再判斷是非的齒輪。(編輯：陳文蔚)

作者》洪耀南 淡江大學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系助理教授、淡江大學兩岸關係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