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似「和平」卻充滿對立，這國家怎麼了？
30 年前，一場在歐洲巴爾幹半島爆發的戰爭，徹底改變了波士尼亞及赫塞哥維那（Bosnia and Herzegovina，下簡稱波士尼亞）這個多族群國家的命運。那場血腥衝突，讓共處數百年的民族撕裂分崩，留下至今仍未癒合的傷痕。
當年在國際介入下，波士尼亞各族群達成協議，透過輪流執政、否決權等制度壓制衝突。如今，若未與當地人深聊，外人幾乎很難察覺 ──那些深埋於不同族裔血脈中的戰爭陰影，仍在隱隱作痛。
轉眼至今，戰爭恰好結束 30 年。這樣的背景下，我踏上前往波士尼亞的旅程，想看看「和平之後」的生活，如何在裂縫中延續。
當時在倫敦的候機室裡，超過半數的女性都是歐洲面孔的穆斯林女性。排隊登機前，我前方的英國母女正滿懷興奮、準備開啟旅程，並自然地與一位帶有東歐口音的女士攀談。那位女士即將返國探親，語氣裡充滿親切與興奮，還主動分享許多波士尼亞的景點。
然而，在和諧的對話進行中，英國母女突然問：「所以，您也是波士尼亞族（Bošnjak）嗎？」女士神情一變，正色回答：「不是，我是塞爾維亞族（Serb）人。」話音一落，現場的氣氛頓時降至冰點，連一旁的我都感受到那份突如其來的緊張與壓迫。
戰火如何改寫波士尼亞？
若想走進波士尼亞的現實，就必須先回到 30 年前那場戰爭的開端。
1992 年，波士尼亞透過公投，脫離以今日「塞爾維亞」（Serbia）為核心的南斯拉夫（Jugoslavija）宣布獨立。數日之後，波士尼亞境內的塞族人，在南斯拉夫傾國家之力支持下展開全面攻擊，在各國的冷眼旁觀下，各民族的民族主義被推向極端，一場場悲劇自此降臨波士尼亞。
首先，仍沉浸在 1984 年舉辦冬季奧運驕傲與喜悅下的首都「塞拉耶佛」（Sarajevo），因波族人口占多數，而遭受數年圍城，文化多元的「歐洲的耶路撒冷」因此陷入嚴重人道危機。被譽為世界最美古橋之一的莫斯塔爾（Mostar）古橋被炸毀，而 2020 年奧斯卡最佳國際影片《阿依達的救援行動》（Quo Vadis, Aida?）中，描繪的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殺（Genocid u Srebrenici）也發生於此。
上圖為塞拉耶佛遭圍城的地圖，右上的啞口即為機場所在地。 圖／劉政暉 提供
數百年來的共榮社會，在政治語言操弄及國際現實冷酷下，短短幾個月間，便成為人間煉獄。
遠在歐亞大陸另一側的臺灣，雖然歷史脈絡及文化背景迥異，卻同樣面臨政治對立與仇視快速升溫的現實。波士尼亞走過戰爭，卻仍在面對戰後現實；而那段「後戰爭」的生活經驗，或許能成為身處撕裂邊緣的臺灣，一面值得凝視的鏡子。
種族分裂下的波士尼亞悲劇
一戰結束後，鄂圖曼土耳其帝國與奧匈帝國相繼崩潰。巴爾幹半島北邊的塞族，在經歷幾場戰事後，終於成立「南斯拉夫」，版圖包含今日的塞爾維亞、波士尼亞、科索沃（Kosovo）、黑山（Montenegro）、馬其頓（Macedonia）、斯洛維尼亞（Slovenia）與克羅埃西亞（Croatia）。
以波士尼亞為例，境內族群多元，包含信奉伊斯蘭教的波士尼亞族（44%）、信奉天主教的克羅埃西亞族（17%），與信奉東正教（Orthodox）塞族（33%）。
隨著民族自決的浪潮，及共產背景下的南斯拉夫政府效能不彰，經濟實力較佳且民族單一的斯洛維尼亞、克羅埃西亞於 1991 年 6 月相繼宣布獨立。當時的波士尼亞族（下簡稱波族）仍屬南斯拉夫的一員，不少年輕人也因此被送往兩國參戰，試圖阻止獨立。
對波族而言，這些戰爭與他們無直接關聯，經爭取後，南斯拉夫當局於 1991 年 9 月宣布波族免除兵役，駐守斯、克兩國的塞族軍隊也撤回南斯拉夫，其中不少人選擇定居在經濟條件佳的塞拉耶佛與周邊地區。
上圖為數百年來宗教在塞拉耶佛曾持續和平共存著。 圖／劉政暉 提供
1992 年 4 月，波士尼亞以公投形式宣布獨立，並獲歐美等主要國際強權承認。然而，境內的塞族認為自身將在「新國家」成為政治少數，予以反對，並在同以塞族為主的南斯拉夫政府支持下，對幾乎毫無兵力的波族聚居區發動攻擊。繁榮的塞拉耶佛，因此遭到徹底封鎖與攻擊。
回顧歷史，早在波族政治人物鼓吹獨立公投的前幾個月，塞族早已在塞拉耶佛周邊山區架設武器。對仍屬於南斯拉夫一員的波族人而言，誰也沒料到這槍口原來是對著自己。成為槍靶的塞拉耶佛，整座城市淪為狙擊獵場，曾鼓吹獨立的政治人物多已退場，留下民眾孤立無援。至今，塞拉耶佛市中心的多數建物上仍留有彈孔，無聲地提醒著這段 30 年前的往事。
當年帶領波族人死守塞拉耶佛的阿利雅．伊澤特貝戈維奇（Alija Izetbegović），受到波族民眾的大力推崇，在 2003 年逝世後，被厚葬於塞拉耶佛東邊的山丘。然而，他曾被國際法庭調查涉嫌種族滅絕，其著作《Islamic Declaration》強調穆斯林社會應建基於伊斯蘭信仰和道德，迄今仍被塞族視為煽動人心的證據。30 年後，這場造成大量死傷的衝突，究竟應由誰負責，依舊陷在政治口水與爭議中。
上圖為阿利雅．伊澤特貝戈維奇被厚葬於塞拉耶佛東邊的山丘。圖／劉政暉 提供
在波士尼亞，政治人物以「意識形態」將立場相對者妖魔化，推動被煽動的人民投入一場場戰爭。真相、真理、對錯至今未明，但數萬條生命的逝去及刻在國家記憶中的傷痕，仍深深烙在倖存的波士尼亞人心中。
波士尼亞的「脆弱和平」，如何與分裂並存？
1995 年年底，在美國主導下，雙方終於在巴黎簽訂了《岱頓協定》（Dayton Agreement）。全國僅 350 萬人的波士尼亞，被劃分為由波族與克族組成的「波赫聯邦」（Federacija Bosne i Hercegovine）與塞族主導的「塞族共和國」（Republika Srpska），分別管理 51% 與 49% 的土地。
目前兩聯邦的外交及軍事由中央政府統籌管理，但教育、文化等民生政策仍是各自為政。政府職能分散在兩聯邦中，在歷史傷痛無法好好解決、各族群對立深植，否決權成為政治工具，行政效能近乎麻痺。
熟悉轉型正義教育議題的讀者，可能會馬上想到：「波士尼亞的課本怎麼教這段歷史？」由於兩聯邦各自訂定課綱，所以難免出現「我的民族英雄是你的民族仇人」的狀況出現。最終，中央政府選擇要求兩邊的課本都得淡化此段歷史，避免再次掀開傷口。
行文至此，或許你已感受到，這一份看似「和平」的現況，其實建立在一個極不穩定的基礎上。推動協議的國際強權，當年正是以「保持中立」為名，對波士尼亞人民的苦難袖手旁觀，讓幾乎毫無防衛能力的波族獨自面對戰火。
我在塞拉耶佛參加當地旅遊團，帶領的波族嚮導回憶，戰爭爆發時他仍是青少年。那時，全城居民仍相信國際社會絕對不會對這座曾舉辦奧運、象徵和平的城市棄之不理。然而，一週過去、兩週過去，直至數月後人們開始捕鼠、咀草裹腹，塞拉耶佛人終於明白 ──小國的戰爭，只能靠自己活下來。
回顧塞拉耶佛圍城記
戰時，塞拉耶佛市區唯一的機場被聯合國徵用，但在塞族威脅與要求下，聯合國僅能時不時載入基本物資。塞拉耶佛居民若想求生，就必須冒險穿越機場跑道，從山路向其他波族區域取得物資。不過，聯合國堅持「中立」，只要有人被逮捕，甚至可能會被交付給塞族軍隊。
於是，波族人花了 4 個月又 4 天的時間，在跑道下徒手挖出了一條長約 800 公尺、高僅 1.6 公尺、寬僅 1公尺的秘密地道，用以運送傷患與物資，讓民眾得以撐過這場持續 1400 多天的圍城。這條步道如今也成為「Tunnel of Hope」（希望隧道）博物館。
上圖為希望隧道博物館的大門口，仍保留砲彈掉落後的威力。圖／劉政暉 提供
博物館內展示著戰時波族自製的粗糙武器，與一旁陳列的塞族軍械成鮮明對比。展區內雖也列出當年部分協助挖掘地道的塞族工人姓名，但整體敘事仍以「波族」為主，令人不禁思考：塞族民眾，又會如何面對這段記憶？
同行的一位英國遊客，帶著西歐國家常有的烏托邦想像問嚮導：「你覺得現在正義有實現了嗎？」嚮導沒有正面回答，只淡淡地分享了另段故事 ──當年他叔叔一家是第一批主動登記、接受塞族「招降」的波族家庭，但幾天後，一家男丁卻通通被殺，這也成為他們全家決定死守塞拉耶佛的主因。他總結地說，「人都已經死了，正義到底這個詞，還有什麼意義呢？」這份平靜的告白，留給我們無限的惆悵與無奈。
如今，塞族共和國的旗幟與塞爾維亞完全相同。只要往首都塞拉耶佛東側山區開去，映入眼簾的是滿山飄揚的紅藍白旗。難以想像，若我是波族人，曾有家人朋友死於塞族之手，卻仍得時時刻刻與這些旗幟為鄰，心中會有多大的五味雜陳。
戰後「倖存者」為易被遺忘的受害者
參觀博物館時，嚮導特別提醒我們，在理解這場戰爭時，多數人關注的是這場圍城戰役中的 12,000 名死者，其中包含 1,601 位的無辜孩童，卻往往忽略了 56,000 名留下傷痕的倖存者。他的好友在戰時脊椎中彈，迄今仍時不時向他提到，自己多希望能成為那 12,000 之一，就不用活著承受這樣的人生。
這些身體上的創傷，延續成精神上的折磨，深深糾纏著波士尼亞戰後的每一個人。
嚮導自述，他的家原本位在塞族社區。從小他從未意識到彼此種族或宗教的差異，鄰里間來往頻繁，孩子們甚至偶爾會去彼此家玩樂、過夜，但自斯、克兩國獨立後一切開始變調。他明顯感受到鄰居們的疏離，家中的窗戶也開始遭到零星攻擊。直到波士尼亞公投前一個月，一位塞族鄰居在半夜帶來警告，請他們趕緊離開，否則將遭遇殺身之禍 ──這一切衝突才終於白熱化。
我問他，是否有與童年玩伴們重新聯絡？他點頭，但標示大家得小心避談那段過去。知道我是臺灣人後，他也輕聲補充：「我的塞族朋友，總是依照塞族共和國的官方說法：『這是歷史共業，我們每個人都有責任。』但為什麼，死的人多半是我們波族人呢？」
如今漫步在塞拉耶佛市區，仍可見當年被迫擊彈擊中的地面刻痕，鐵屑四散的痕跡被標上紅色油漆。這些靜靜訴說著戰爭暴力的痕跡，也讓人難以想像，倖存的塞族與波族，要如何面對這些觸目傷痕？
上圖為塞拉耶佛市郊的塞族共和國旗幟。圖／劉政暉 提供
當撕裂成為日常，臺灣該如何借鏡？
看見波士尼亞的「後戰爭」日常，我對臺灣的未來充滿焦慮與不安。藍、白、綠的對立，幾乎已成臺灣政治的日常。當人們選邊站、聽信政治人物的話語後，仇視言論也隨之擴散，社會逐漸向「非人化」的深淵。
舉例而言，在 Threads 或新聞媒體報導留言區，總能看見令人心寒的場面 ──對立陣營的政治人物遭遇不幸，底下的掌聲與戲謔如海嘯般湧現。在唯利是圖的演算法下，這些言論反而成為最能製造流量的利刃，比 30 年前撕裂波士尼亞的語言更銳利。
究竟正義要如何伸張？或許，如波士尼亞所提醒的 ──唯有當「不正義之事從未發生」，討論才會有意義。
在那趟塞拉耶佛一日遊的最後，我們來到市區東南嵎的山上。1984 年冬季奧運的雪車（bobsleigh）軌道遺址，如今成為各國塗鴉創作者的朝聖地，當各國旅人帶著攝影機到處拍攝時，嚮導卻提醒我們，這些水泥建物上仍留著波族反抗軍射擊的彈孔，與塞族挖開、放置機槍的槍口。
上圖為當年的奧運場舍成今日的塗鴉天堂。右下人物為迄今仍受當地人喜愛的 1984 年冬奧吉祥物。圖／劉政暉 提供
一場戰爭，在政治人物語言與國際現實的交錯中，最終成了倖存者必須背負的十字架。那麼，臺灣是不是正一步步走向相同的深淵？我希望不是。
夾在美中之間的臺灣，雖然未來是否會成為代理人戰爭之戰場，決定權並非全盤掌握在我們手中。但至少，本文仍誠摯邀請每一位關心臺灣的讀者，開始試著不被政治與輿論牽動，同時記得保持善良，也更加堅定地擁抱彼此的不同。我真心希望戰爭發生的那一天，永遠不會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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