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個字的年號、私製的年號……日本古代如何實施年號制？
皇太子德仁將於今年(二○一九年)五月一日即位，日本也將迎來新的紀年「元號」，取代使用長達三十一年的「平成」。順帶一提，「平成」元號在日本歷史上是使用時間第四久的，最久的則是平成前一個元號「昭和」，維持了六十四年。第二久的也是屬於近代的「明治」，用了四十五年。「平成」、「昭和」和「明治」皆屬於後文將提到的「一世一元」，即天皇終身只使用一個元號。換言之，近現代的元號使用年限，與天皇的壽命緊緊扣在一起。明治以前的元號則沒有這個原則。
自從平成天皇宣布讓位後，日本國內便開始猜想新「元號」會是什麼。而事隔三十一年再次迎來更改「元號」的時機，也出現了一個問題：「元號」與「年號」的分別是什麼？日本史學者胡煒權指出，日本人有這個疑問，是因為有些書用的是「年號」，另一些則用「元號」，因此，他們好奇兩者的分別。
大多數學者稱兩者都一樣，有些專家對元號與年號的分別有不同見解，總的來說，按照日本最有公信力的辭典《廣辭苑》解釋，現在日本的「元號」與「年號」都是「指稱年代的稱號」。現行日本憲法裡的「元號法」(一九七九年訂立)也是依照這原則，將天皇換人時的兩字漢字紀年稱呼(如：明治、平成)統稱為「元號」。所以，按照習慣來說，「年號」是「元號」的別稱，已經基本同義，本文也依此原則統稱為「元號」。
日本史學者胡煒權：元號的制定方法(古代編)
請大家參考《解開天皇祕密的70個問題第一部+第二部套書》附錄的年號表，便可以發現日本自七世紀創造「大化」年號後，一直沿襲到現在。明治維新時，政府宣布一個天皇一輩子只會使用一個元號，即所謂的「一世一元制」。其實江戶時代晚期便有儒學者主張「一世一元」，而中國明朝開國皇帝明太祖時就已經這麼做，清朝也如此。可是，明治天皇以前，幾乎歷代天皇都擁有超過一個元號。另一方面，按照以上原則，天皇死後的諡號將以元號來命名，這與古代元號、諡號分開的習慣完全不同。
日本史學者胡煒提到，從前天皇諡號的取名方法繁多，而且沒有既定原則，有些按天皇陵寢所在地或居住地；有些按中國古代的諡號方式，也就是德行表現；更有些諡號是天皇本人生前決定好的(如後醍醐天皇)。由此可見，「一世一元制」後，不僅是年號，連天皇諡號也迎來了根本性的變化。
日本第96代天皇後醍醐天皇（圖片取自維基百科）
古代天皇更改「元號」，有四個因素：
①天皇因故換人，稱為「代始改元」。
②國家出現喜祥之事，稱為「祥端改元」
③國家出現不吉凶事，稱為「災異改元」。
④按照曆法規定改元，稱為「革年改元」。
在四大因素影響下，我們不難想像頻繁更改「元號」是十分正常的事情。順帶一提，前三個因素都難以預測，最後的「革年改元」卻有跡可循。所謂的「革年改元」，就是按照曆法，每逢「辛酉」與「甲子」之年便改元，以配合自然變化(也有不改元的例子)。
在古代，每當需要改元的時候，便會由熟悉中國古典的貴族(文章博士)，從典籍中找出意思吉祥的字句，再取出幾個由兩個漢字組成的元號備案，供天皇和高級貴族商議，再以天皇名義決定採用。元號在早期曾出現四字年號(如「天平勝寶」、「神護景雲」)，但大致以兩字為主。
前文提到，元號最終由天皇決定，可是到了幕府政權和戰國時代，大多受到幕府意向影響，甚至會因幕府或當時的權力者要求，隨時更改元號。另外，在戰亂變多的室町時代末期至戰國時代，關東地區曾短暫出現一批不經朝廷批核的「私製元號」，反映當時王權與朝廷影響力的衰弱。
而元號改定後，如何通達全國？在政治穩定時，自然通過朝廷或幕府來傳達，而在戰亂時代則只能靠個別人士到地方時傳達，再間接地分傳出去，因此在戰國時代曾出現「年號不詳」，或沿用舊年號的情況。
日本史學者胡煒權：元號的制定方法(現代編)
到了現代，天皇不再是萬民膜拜的「現御神」，元號也自然要依循憲法層面的規定。按照上述的「元號法」規定，產生流程如下：
①由政府委託指定的學者提出幾個候選元號，原則上以兩個漢字組成。
②經過內閣官方長官考慮後，再由首相從中劃定數個最終候選元號。
③最終候選元號會交由各界專家代表開會檢討，再提出意見。
④專家代表的意見呈交給參眾兩院的正副議長考慮，並提出意見。
⑤政府各部署的長官開會後，再提交內閣決定。
⑥新天皇在內閣最終決定案上簽名。
⑦政府正式頒布新元號。
日本史學者胡煒權說，今年的新元號也會按照以上的程序和原則來制定，天皇不再定義自己的時代，他在整個甄選程序中沒有任何決定權，只能等待專家小組、參眾兩院的正副議長，以至內閣成員決定。他在簽字時才能正式得知自己的「任期代號」。換句話說，天皇與元號已經只剩下形式上的關係了。
*本文摘自《解開天皇祕密的70個問題第一部+第二部套書》，時報出版。
【作者簡介】
胡煒權
香港人，日本國立一橋大學博士。
2007年獲得日本文部科學省國費留學金留學日本，2010年取得日本廣島大學碩士（歷史與文化遺產學）學位，專攻日本中世史（專治戰國史），於日本國內的學術期刊發表六篇論文、並於多個研究會上發表研究報告。現為戰國史研究會、東北史學會、地方史研究協議會、日本歷史學會等學會會員。
著有《明智光秀與本能寺之變》和《日本戰國織豐時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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