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王愛琳案件」看中共對外滲透

美國加州阿凱迪亞市前市長王愛琳（Eileen Wang）於2026年5月底在洛杉磯聯邦法院出庭認罪，承認非法充當中國政府代理人。根據美國司法部公告，王愛琳與孫耀寧（Yaoning Sun）於2020年底至2022年間，在未依法向美國政府申報的情況下接收中共官員的指示，透過華文網站《美國新聞中心》（U.S. News Center）刊登有利於中共的宣傳內容，包括主張新疆不存在種族滅絕或強迫勞動等文章。兩人並回報文章連結、截圖與瀏覽數等成效。王愛琳的案件凸顯出中共對外的滲透已經深化且更加複雜。

滲透的升級：中共代理人的演變

中共並非近期才開始透過代理人影響他國政治。長期以來，北京即高度重視海外影響力的擴張；習近平上任後，統戰工作更被置於更加核心的位置，特別是透過統戰系統強化對海外華僑與華人社群的經營。過去較常見的模式，是透過資助學術研究、政策討論與公共論述，影響已經具有社會能見度與話語權的外國菁英。換言之，北京未必直接對外發聲，而是透過「影響那些擁有影響力的人」，讓具備可信度與傳播能力的外國人士，替其傳遞希望被外界接受的敘事。

「王愛琳案件」顯示出，中共的海外影響模式可能出現了更進一步的轉變。代理人不再只是協助傳遞訊息、塑造論述，或影響政策圈對中國的認知；而是直接進入地方政治與社區網絡，透過華人社區服務、選舉動員與公共職務，逐步取得政治參與的正當性。代理人已經從鎖定並影響政治人物的那方，轉化為政治行動者，並藉由地方政治的制度管道滲透並影響地方政治與社區網絡。

代理人參與地方政治的安全風險

這種代理人滲透地方政治的模式尤其值得警惕。一般而言，外界討論外國干預時，往往較關注中央政治層級——聯邦立法者、內閣官員、情報機構或國家安全決策圈——因為這些機構掌握最顯而易見的政策權力。然而，民主政治的實際運作並不只存在於中央政府。許多政策的落實與社會影響發生在地方與市政層面，包括區域規劃、公共服務、社區關係、地方媒體與族群事務等。而這些層級，恰恰也是制度防衛相對薄弱之處。

相較於中央政府通常具備安全審查、情報支援與對外國干預風險的制度性認知，地方政府與市議會往往缺乏相同的資源與警覺。地方官員可能受邀訪問中國、參與統戰相關組織主辦的活動，甚至簽署合作協議，卻未必清楚理解這些互動背後的政治意涵。在缺乏制度性提醒的情況下，即便本身無意配合北京，地方官員仍可能在不自覺中成為外部勢力長期經營的場域。

對於治理層級複雜的聯邦民主國家而言，這種風險具有高度不對稱性。中央政府可以審查國會議員、內閣官員或敏感部門人員，卻不可能以同樣密度審查成千上萬個地方政府與社區組織。地方官員可能影響社區資源分配、公共敘事與對外合作安排，卻未必被納入國安風險評估的範圍。這種制度不對稱形成了一種結構性脆弱性，而北京顯然清楚掌握這一點，並將其視為可以長期經營的政治空間。

中共對海外滲透已擴大，各國須提高警覺並強化合作

「王愛琳案件」所反映的，不只是單一個案中的外國代理人問題，而是中共海外影響力行動持續擴張與升級的縮影。根據Miles Kahler對「惡意外國影響」（malign foreign influence）的界定，惡意外國影響是指外國行為者透過脅迫、腐化、欺瞞或隱蔽手段，試圖干預民主國家的國內政治與治理過程。[3]「王愛琳案件」中所呈現的多重手段——隱蔽身分、配合中共情報人員、操弄地方媒體——具體體現了這樣的定義。近年來，北京對外影響工作的操作手法愈加複雜，從過去較為常見的論述塑造、菁英拉攏與僑社經營，逐漸延伸至地方政治、社區動員與選舉參與等更具制度滲透性的層面，更直接地觸及民主制度的運作基礎與社會信任本身。

相較於許多民主國家近年才開始系統性關注並因應中共滲透，台灣面對北京的複合式壓力已長達數十年。從軍事恫嚇、經濟施壓、政治分化到假訊息操作，台灣長期處於高強度、高頻率的外部干預之下，卻仍能維持民主機制的正常運作。特別是在反制假訊息與外部干預方面，台灣逐漸發展出政府、民間組織、媒體與公民社群之間相互協作的應對模式。這些經驗不只展現了台灣民主社會的韌性，也使台灣具備與其他民主國家交換預警機制、分享實務經驗、共同強化制度防衛的條件。

因應中共海外滲透，不能只依賴單一國家的防衛能力，也不能僅限於中央政府層級的安全機制。民主國家有必要強化彼此之間的資訊共享與制度合作，尤其是在地方政治、僑社互動、選舉安全與假訊息防制等領域建立更完整的預警與應對機制。台灣的經驗提供了一個重要提醒：當威脅尚未全面浮現時，正是民主國家提前準備、相互學習與共同防衛的關鍵時刻。

※作者為國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軍與作戰概念研究所助理研究員，本文授權轉載，全文連結

（本評析內容及建議，屬作者意見，不代表財團法人國防安全研究院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