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世宏專欄：如何outlive中共，才是問題所在——敬覆張燦輝教授
羅世宏／中正大學傳播系教授
讀完張燦輝教授〈避秦、抗秦、迎秦——答羅世宏教授〉的完整文章，必須承認：這篇文章在某些地方，確實寫得鏗鏘有力。他關於「書寫即抗秦」的論述，有真實的歷史依據；他關於「流亡與退路的差別」，也值得認真看待；他個人的香港經驗，在那個「沒有家可以回」的台灣前輩的故事旁邊見證流亡的意義，令我動容。
但這篇文章，在若干最關鍵的地方，還是讓我無法苟同。
首先，讀張燦輝這篇回應，可以感覺到他有點動氣。
這完全可以理解。他在〈為甚麼我不能「謙卑」〉裡投入了大量的思想與情感，那篇文章背後是他真實的流亡苦難、對香港的哀悼、對中共暴力的見證。若有人批評他的論證漏洞，而非鼓掌叫好，他感到不舒服是人之常情。
但動氣，其實毫無必要。
我對他文章的批評，從頭到尾針對的是論點，不是論者。我從未質疑他流亡的真實性，從未否認他對中共本質的認識，從未說他的香港見證不值得被聆聽。我批評的，是他在論證上的具體問題：一個錯誤的事實（德國護照）、幾個論證上的跳躍、以及他對龍應台的腦補詮釋與她的原文原意之間的落差。
這些批評，如果是錯的，他可以正面反駁，逐點指出我的錯誤在哪裡。如果是對的，承認並修正，是學術論辯應有的誠信。
但他選擇的方式，是把我的批評淡化，定性為「技術性指控」，然後繞開它，換一個他更有把握的戰場——「秦國」的定義——重新開戰。這個策略，在修辭上是聰明的，在論辯上卻是迴避。
動氣是人性難免有的自然反應，迴避則是選擇。所以，後者值得被認真追問。
一、他做了聰明但不夠誠實的事
張燦輝在文章開頭說，對於我關於德國護照、發言位置、龍應台是要中共謙卑、亞里斯多德修辭學等「較為技術性的指控」，他不打算逐點回應，「讀者若願意對讀兩篇原文，自可作出判斷」。
「德國護照」、「龍應台要受害者謙卑」等違反事實的指控…等，不是技術性問題。
他在原文腳注45把「德國護照」標注為「公開資料」，在正文第十二節再次列舉為龍應台「有退路」的具體證據，並以此論證龍應台的和解呼籲不可信。這個事實是錯誤的——龍應台從未持有德國護照，一生只有一本中華民國護照。一篇引注將近五十條的嚴謹批判文章，在如此容易查核的事實上出錯，並以「公開資料」標注，不是「技術性問題」，而是基本的學術誠信問題。
用「讀者自可作出判斷」迴避，是用一個看起來公允的姿態，遮蔽一個他無法正面回答的問題。這件事，他做得夠聰明，但不夠誠實。
二、「書寫即抗秦」，對龍應台同樣成立
張燦輝的核心辯護是：流亡者書寫即抗秦，不能因為肉身離開了現場就被指為「避秦者要別人抗秦」。他列舉了湯瑪斯·曼、索忍尼辛、米沃什等人——這些都是真實的案例，我完全同意他們的書寫是抗秦，不應被質疑。
但他沒有察覺到，這個論點對龍應台同樣成立。
龍應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描寫的是一九四九年國共內戰中那些被政治權力抹去的無名死亡。這本書在中共治下的大陸被列為禁書十七年，中共海關繼續把它定性為「涉嫌政治性有害書籍」予以查扣。她的書寫，把那些被中共「光榮解放戰爭」敘事壓制的歷史記憶，帶到了封鎖之外：台灣、海外華人社群、日本，現在是繞道東京出版的簡體字版。
按照張燦輝自己的「書寫即抗秦」邏輯，龍應台的書寫也是一種抗秦。她沒有辦法在大陸出版，但她把那些死亡的記憶保存下來，送到了那個歷史記憶被抹去的人群手中。
張燦輝一方面主張「書寫即抗秦」，另一方面把龍應台的書寫定性為「迎秦」——這兩個立場，在他的文章裡同時存在，卻彼此矛盾。
三、「迎秦者」的定義，仍然是宣告而非論證
張燦輝說，迎秦者與避秦者的差別「不在肉身位置，在於論述的朝向」。他說龍應台的論述朝向是「面向北京、要求台灣這邊調整自己的對抗姿態」，因此是迎秦。
但「論述朝向是迎秦」的定性，不能由他單方面宣告，必須有嚴格的論證。
龍應台的書至今被中共列為禁書，她本人被禁止入境中國大陸，中共海關把她的書定性為「政治性有害書籍」。一個書被禁、人被禁入境的作家，如何在張燦輝的框架裡成為「迎秦者」？
張燦輝在第四節說龍應台「用『白骨視角』抹平國共內戰的政治責任」、「要求台灣這一邊調整、放軟、收斂、降溫」。但我在之前的文章裡已經逐節指出，這個詮釋建立在曲解龍應台原文原意的稻草人化和腦補想像之上。龍應台的「六不管」叩問，放回她的原始脈絡，是「我拒絕讓任何一邊的政治權力壟斷對這些死亡的詮釋」，而不是「侵略者與受害者道德責任相同」。
張燦輝在這篇回應文章裡，仍然沒有提出任何龍應台有說過「台灣應該向中共政治臣服」的原文或原話——因為這樣的原文原話不存在。他的「迎秦者」定性，只是他建構的虛假詮釋，而非基於龍應台的真實主張。
四、「迎秦三人行」的指控相當卑劣
張燦輝在第五節提出了一個更加嚴重的指控：他說龍應台、羅世宏、鄭麗文三人構成「論述、辯護、行動鏈條」，三條線的客觀政治效應同向，都在把台灣推進中共「和平統一」的話語框架。
他援引我2025年9月18日在《獨立評論》發表的〈從龍應台談和平：兩岸安全不能外包〉一文，說我以「傳播學者身分為龍應台論述背書，把這套論述包裝為『韌實力』、『主動設計和平路徑』」。
首先，那篇文章的標題已經寫明：「兩岸安全不能外包」。容我反問：難道張燦揮認為可以外包？我的核心論點，是台灣不應把和平的責任外包給任何人，台灣必須主動掌握自己的安全戰略。
其次，「客觀後果同向」的指控，需要更嚴格的論證。我主張台灣需要主動建立自己的安全論述——這個立場，如何在「客觀後果」上與鄭麗文走進北京人民大會堂等同？張燦輝沒有論證這個等同，他只是宣告了這個等同。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把一個學術評論者、一個文學作家、一個政黨主席放在同一條被他刻意污名化的「迎秦鏈條」上，是一種危險到近乎卑劣的論述操作。在民主社會裡，學術評論、文學書寫、政黨外交，是三個不同性質的論述行為，有著根本不同的問責標準和倫理要求。以「客觀後果同向」的武斷將三者合流，不是嚴謹的論證，而是一種修辭連坐。
五、他對我的核心批評，一字未提
我在之前三篇文章裡，對張燦輝論述提出了幾個他完全逃避的核心問題：
龍應台從未說「台灣應該向專政謙卑」。張燦輝在文章第四節引用夏珍說「她的『謙卑』不是衝著台灣，而是衝著強者：中國大陸」，夏珍釐清說明了龍應台的意圖是向北京呼籲——而非要台灣屈服。張燦輝一邊引述，一邊仍執拗地在該文同一節及這篇鏡報文章裡繼續指控她要台灣人向專政「謙卑」，甚至加碼了新的罪名：「迎秦」。
雞同鴨講乎？不可理喻乎？
張燦輝在文中說：「如果龍應台真的相信她的『和解』是衝著強者的，她應該在中共能聽見的場域要求中共謙卑：先解禁《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但正是因為龍應台做不到——中共不允許她做到，她才需要繞道在東京出版簡體中文版，希望更多大陸背景的中國人看到。這怎麼會被他理解為「朝向北京、要求台灣放軟」——她闡述她的反戰、人道主義立場，這個立場是可以被批評的，卻不容被污衊為「迎秦」。
六、真正需要討論的問題
讓我進一步把我們的分歧說得更清楚。
張燦輝的核心立場是：面對中共這個和平罪犯，任何形式的「和解」、「對話」呼籲，無論論述者的主觀意圖如何，在「客觀上」都「服務了中共的利益」，因此都是「迎秦」。
這個立場本身值得討論，而且討論的結果，不必然對張燦輝有利。
因為如果這個立場成立，它的邏輯推論是：在面對中共的問題上，只有一種可以被允許的論述立場——明確抵抗。任何不以「抵抗」為明確方向的公共論述，都將自動成為「迎秦」。
這個框架帶來更大的危險，在於它連「如何抵抗」這個問題都預先封閉了討論的可能。抵抗的形式、代價、節奏、外交配套、軍事戰略、談判底線——這些都是民主社會可以也應該公開辯論的問題。
但在「非抗即迎」的二元對立框架下，任何對抵抗方式的理性辯論，都可能被扣上「動搖抵抗意志」的帽子。若然，台灣不只失去了探索和平路徑的空間，連抵抗本身應該怎麼進行，都喪失了公開討論的餘地。一個民主社會，若連戰爭代價的理性評估與反戰訴求、和平倡議都不被允許，它走向戰爭的條件就已經被預先設定好了。
張燦輝警告台灣不要走向香港的終點。但如果台灣完全按照他的論述框架行事，反而可能把台灣更快地推向另一個比香港現時處境更壞的終點。
七、哀而不傷：為正在消失的公共理性論辯空間
孔子說『哀而不傷』。這場論辯讓我哀傷，但我希望這種哀傷是有節制的——不是對張燦輝的怨懟，也不是對台灣處境的絕望，而是對一個正在消失的公共理性論辯空間的清醒見證。這場關於龍應台、張燦輝、兩岸論述的爭論，讓我感到真正憂慮的，不是任何一方在論證的對錯，而是它反映著一個更大的現實：台灣的公共理性論辯空間，正在被某種不尋常的民粹氛圍席捲與碾壓。
「中共同路人」、「替中共說話」、「迎秦者」——這些標籤，一旦被貼上，就終結了開放自由的討論。它們不是論證，而是論證的替代品。它們的功能，不是讓最好的論點勝出，而是逼人閉嘴。在一個承受真實軍事威脅的社會裡，任意對不同意見者貼上這種污名的標籤很有市場。它投合的，是台灣當下戰爭焦慮下的主流民粹激情與焦慮——那種「此刻不是辯論的時候」、「質疑抵抗就是背叛」、「誰呼籲和解，誰就是中共同路人」的集體非理性情緒。
我理解這種情緒從何而來。中共的威脅是真實的，香港的教訓是真實的，台灣面對的壓力是真實的。在這種處境下，相對於更能取悅民粹激情群眾的「除了抵抗，其他都是投降」的論述，任何被鷹派視為可能「軟化」抵抗意志的論述，都會激起強烈的獵巫或抹紅式的報復。
然而，正因為威脅是真實的，理性的論辯空間就更加必要和珍貴，而不是更加可以或首先被犧牲掉的。一個社會在面對存亡威脅時，最需要的不是論述的齊一，而是論述的清醒。能夠理性評估各種選項的代價、能夠對抵抗的方式進行批判性思辨與辯論，是民主社會真正得以「抗秦」的核心免疫力。當這些能力被民粹激情與忠誠檢查所吞噬，社會對威脅的回應就不再是理性的，而是情緒的；不再是智勇雙全的，而是膝蓋反射的。
張燦輝的文章，無論其論點有多少可以商榷之處，他的流亡處境與香港見證，都值得被嚴肅對待。但他的論述框架——把所有不明確朝向「抵抗」的聲音都貼上「迎秦」的標籤——在客觀上發生壓縮論辯空間的作用，而且它恰好與台灣當下的民粹激情合流，讓這種壓縮顯得理所當然。
自由民主人權的台灣與中共極權政權之間的鬥爭，不是一場可以速決的戰役，而是需要長期抗戰的戰略韌性。在這場長期抗戰裡，最根本的目標不是在戰場上擊敗中共軍隊，而是確保自由民主人權的台灣能夠確實地存活下去，能夠outlive中共極權——因為歷史一再告訴我們，極權政權終將因其內在矛盾而崩解，自由社會的任務是撐過那個時刻，完整無損地活到那一天。
在這個視野下，弱者的武器，不是只有兵戎相見的武鬥，甚至必須盡量避開武鬥——因為純粹的軍事對抗，客觀上是台灣綜合國力最脆弱的一環。台灣真正的強項在別的地方：在全球半導體供應鏈中無可取代的戰略位置；在新聞自由、言論自由、思想多元所滋養的創造力；在自由民主人權體制所孕育的社會活力；在兩岸人民之間那些超越政治對立的善意與溫度；在那些被稱為「台灣最美風景」的人——那種在中共數十年武統威脅下仍然選擇開放、善良、理性的人的素質。
這些，才是台灣在這場長期抗戰中最具優勢的實力。它們不會在一場軍事演習中被展示，也不會因為一篇論戰文章的輸贏而增減。但它們是台灣能夠outlive中共極權的真正理由。
因此，保衛台灣的公共理性論辯空間，不是「軟弱」，不是「迎秦」，而是在維護台灣最核心的戰略資產。一個能夠對抵抗方式進行理性辯論的社會，比一個只允許一種聲音的社會，更有韌性，更有能力在與極權的漫長鬥爭中存活。
這是我對張燦輝，也是對所有參與這場論辯的人，最後想說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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