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箱中的身軀、三顆鈕扣與「刣人埔」傳說──台北植物園遺址出土人骨之謎

2016年3月，台北植物園旁的捷運萬大線工程如火如荼進行，中研院考古團隊也正加緊搶救底下上千年前新石器時代的古文明遺跡，在距離地表1.5公尺下，意外挖掘到一具姿態詭異、非屬傳統墓葬的人骨，計畫主持人中研院研究員郭素秋請來墓葬人骨專家、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副教授邱鴻霖到現場勘查，後續並帶回清大進一步研究。透過遺體姿態、物質分析與空間脈絡，抽絲剝繭的結果，指向可能與二二八事件有關的受害者。
《報導者》獨家專訪邱鴻霖如何解開隱藏在人骨中的時空密碼，並從歷史文獻中考證，還原79年前台北市植物園發生的大屠殺現場。

「像這張桌子大小的箱子，要怎麼樣塞得進去一個人？」

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副教授邱鴻霖指著面前的一張木桌問道。就在清大人文社會學院的這間考古學研究室裡，他與助手猶如偵探般抽絲剝繭，將一具從台北植物園旁出土的人骨逐步清理、測量、記錄，從骨骼位置還原生前姿態，並透過伴隨的鈕扣及鐵釘等物件推論可能的年代，以及時間與空間的脈絡，一步步解開圍繞著這具人骨的種種謎團。

「他是沒有來跟我託夢。之前在整理或晚上在這裡喝酒時，論文寫到快累死，（曾對著人骨說）『你也稍微跟我說一下，到底對還不對』，我很怕我寫錯。」

邱鴻霖輕快的語氣中，隱藏不住近距離逼近台灣近代史上最慘痛一頁的沉重心情：二二八事件。

「衷心希望我的判斷是錯的，我做人骨（考古研究）這麼多年，很不希望看到這種東西。我一直在過濾各種條件，希望能夠排除跟二二八事件的關聯性，雖然因為沒有直接證據，不能說絕對就是，但是最終無可迴避，導向最有可能的還是『它』。」

邱鴻霖父祖輩來自「民主聖地」宜蘭縣五結鄉，大伯在1950年代曾涉入地下黨案件，對黨外運動及白色恐怖並不陌生；然而他的專長為考古人類學，強調自己「滿心就是想要回到史前時代，近代的事情就交給史學家處理」，在他的學術視野中，從未納入二二八相關歷史。

「大伯在1950年代曾涉入地下黨案件」*:指「邱阿猛，生於1924年，原為五結鄉公所職員，被已加入地下黨的羅東紙廠會計員游祥枋（1955年被槍決）吸收，交予《新民主主義》閱讀，邱未告密檢舉，於1952年9月17日被羈押。1954年經台灣省保安司令部裁定交付感化，於台灣省生產教育實驗所（位於新北市土城區仁愛路23號，現為新北市後備指揮部）執行，1958年6月30日感化開釋。重返社會的邱阿猛遠離人群，隱居到南澳鄉，以刻印章、賣米維生，在原住民部落中度過餘生。」

第一道謎：前所未見的遺骨姿態

2016年3月2日，一具不尋常的人骨遺骸，意外開啟一扇通往黑暗記憶的門。

當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郭素秋在搶救挖掘台北捷運萬大線工程底下的植物園遺址，在國語實小一側的考古現場出土的史前器物中，挖掘到一具罕見人骨，挖掘報告記載道：

「植物園遺址」*:指「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距今約2,500～1,800年前。方格印紋厚陶為其代表；石器類型豐富，農具類的釜鋤形等石器占很高比例，石鏃、網墜等狩獵、漁獵的工具則較少，顯示此時期的生活型態以農耕為主，兼營其他漁獵、採集活動。」

「史前器物」*:指「包括玉殘片、鼓腹圜底罐、折肩帶橫把罐、穿孔陶片、石錛、斧鋤形器、石錛粗胚、石紡輪殘件、斧鋤形器殘件、花東石材殘片、多面磨痕砥石數件，另有燒紅之石頭，可能有支腳之功能。」

「植物園文化F65灰坑在國語實小⋯⋯，最大範圍約360x360平方公分，厚度150公分，上層受擾亂，遺物密集堆疊，陶質遺物形體相對小，局部有整器受擠壓破碎，其中有一具日治時期人骨裝於長寬各為70公分、55公分之木匣，為M1，M1打破植物園文化F65灰坑，伴出日治時期鈕扣、鐵釘及人齒二顆。」

邱鴻霖表示：「植物園（史前）文化從來沒有挖掘到人骨， 由於台灣做墓葬考古學的人比較少，郭（素秋）老師就請我去鑑定。我在現場看的時候 ，看得出來人骨位在植物園遺址下方，大約距離地面1.5公尺，因為現場風吹日曬，很深也很暗，就把那一卡皮箱大小的人骨運到我這裡來慢慢清。」

「植物園遺址下方」*:指「植物園遺址搶救發掘計畫最深開挖至地下6.5公尺，大致按照不同深度分布有不同時期的史前文化層，地下0.6～2.95公尺為距今2,100～1,800年的植物園文化層。」

植物園遺址的發現與研究歷程

現今的台北植物園，在9,000～7,000年前淹沒在古台北湖底下，歷經滄海桑田，古台北湖逐漸陸化，約4,500年前開始有人類在此地區活動，開展文明。日本殖民台灣後，日本學者開啟調查和發掘工作，確認為一含有多文化層的遺址，其涵蓋範圍為植物園、國語實小、建國中學至龍口里一帶。

1901年

地質學者佐藤伝蔵首次於《東京人類學雜誌》提到於總督府殖產課苗圃發現「大加蚋堡貝塚」。「大加蚋堡」為平埔族聚落，即現在台北植物園一帶。

1945～1949年

人類學者金關丈夫與國分直一在台北第一中學（今建國中學）校內調查，採集到有段石錛、格子印紋陶等遺物，並發現貝塚。

1980年

戰後首次由台灣考古學者黃士強與劉益昌重新調查，增列為「重要遺址」。

1999年

中研院史語所研究員劉益昌、郭素秋透過考古試掘，初步判定植物園遺址至少有兩個以上的文化層。

2001年

中研院團隊發掘出史前時期的訊塘埔文化、圓山文化、植物園文化、十三行文化，以及從清代、日治到戰後等不同階段的遺物。

2009～2011年

因行政院農委會漁業署及防檢局等機關合署大樓工程，劉益昌團隊在植物園一帶進行大規模搶救考古發掘，出土包含墓葬、牙齒遺骸等。

2015～2021年

因捷運萬大線LGO2車站工程位於植物園遺址範圍內，由郭素秋團隊進行全面性搶救發掘，最深達6.5公尺，為台北市城區一帶首次大規模考古發掘，出土大量史前遺留，包括陶器、石器、瓷、金屬等共約20萬件，以及一具人骨M1。

來到清大考古研究室的M1，在專業的清理與測繪後，多年來經手無數墓葬骨骸的邱鴻霖從未見過如此「不尋常」的姿態：「漢人有撿骨的習俗，撿骨是在disarticulate（關節離斷）的狀態才可以把人塞進去（骨甕），他（M1）卻都還在關節（連接）狀態，骨骸下方伴隨破碎木片與木質纖維、鏽蝕鐵釘，可還原他是被塞進一個木箱內。（手臂的）肱骨、橈尺骨都是在肋骨和肩胛骨的後面，手掌壓在屁股下面，而膝蓋頂到胸口，極不自然，一般不太可能出現這個姿態。」

「肱骨」*:指「人體上臂的長骨，連接肩胛骨（形成肩關節）與前臂的橈骨、尺骨（形成肘關節），是上肢最大的長骨。」

「橈尺骨」*:指「組成前臂的兩根長骨，在手腕與肘部相連，大拇指側為橈骨，尾指側為尺骨，共同負責前臂的旋轉（翻掌）與穩定。」

邱鴻霖完成精細的人骨平面圖後，從骨骼相關位置與特徵推測死者生前最後的樣貌：身高約164.2（±5.0）、40到45歲的中年女性，死亡超過2到3天後被放進木箱，雙手反綁、上半身與屈膝的下半身對折。

邱鴻霖強調，剛死亡後的僵直期，遺體不可能彎折，必定得等到遺體進入腐敗期後才能彎曲，而從骨骸四邊的角度，可以確定被人塞進木箱裡面，才會呈現出近乎貼合四方形的直角。

「僵直期」*:指「一般狀況下，人死亡後遺體會經歷1～2天的屍體僵硬期，約2～3天左右屍體僵硬完全緩解，依環境氣溫與濕度狀況而異，較為濕熱的地區也有一天之內屍僵就緩解，第二天即進入腐敗膨脹的案例。」

三顆扣子，解開第二道謎

還原了人骨的第一道謎──從死亡時間到彎折進木箱裡的姿態，另一個問題橫陳在眼前：他死於哪一個年代？

「那時候在挖掘現場，我就認為他是近代的人骨，但是沒有辦法確定多近，有可能是清代、日本或是現代。出土的遺物裡面，有三顆扣子，掉在頸部下面，材質非常特別，是玻璃做的，我家都還有。」

三顆平凡的鈕扣，使邱鴻霖連結起成長在日治時期阿媽的回憶──她抽屜裡的針線盒仍留有數顆類似的扣子，用在戰前人們的內衣與西服。

邱鴻霖說，玻璃扣子大部分是在日本生產，「台灣是不是有生產，我有去追過，但是沒有追到。」這顆玻璃扣子的技術成分並不高，在某一時期相當普遍，他便進一步透過成分分析與文獻資料，聚焦這些物質最可能生產與使用的年代。

清代與日治早期是用金屬、木頭、電木，甚至是貝殼、骨角去做鈕扣，邱鴻霖解釋，那種玻璃扣子是在一個特定的時期出現：日本二戰末期「統制時期」的產物。

「電木」*:指「化學名稱為酚醛樹脂（Phenolic Resin），是世界上第一種人造合成塑膠，屬於熱固性塑膠。」

當時由於物資缺乏，金屬材質鈕扣都被徵調去做砲彈，所以一度以玻璃材質取代，日本殖民下的台灣也有很廣泛的消費與使用體系，在日治中晚期人類學家的田野影像中，也可看到原住民以此類鈕扣作為裝飾。

「玻璃材質」*:指「邱鴻霖以X射線瑩光光譜儀（XRF）進行半定量分析鈕扣的成分材質，得知成分中矽（Si）、鉀（K）、鋁（Al）的含量較高，研判是以鉀為主要媒融劑的鋁矽玻璃。」

逐一排除清代、日治早期與各種合成物質出現的1970年代，他將死者的年代框限在日治中期到戰後初期，也就是1940年代到1960年代之間。

關於「刣人埔」的模糊記憶

標定出「時間」的範圍，接下來要解答的第三道謎題，是在「空間」尺度上，他的死亡跟所在的地理位置有什麼關聯性？

邱鴻霖再調查植物園遺址的空間脈絡，發現清代曾是南門外的一片義塚（公墓），經過日本時代都市規劃，殖民者於此地設置苗圃（後來的台北植物園）以及台北第一中學校（後來的建中），於1912年進行全面遷葬，周遭多半圍繞著日本人的宿舍與官舍，學校對面、植物園東側有建功神社（現為南海學園）、商品陳列館（現為國立歷史博物館）、武德殿，可說是統治者為台北這座城市設計的重要門面。

「全面遷葬」*:指「根據邱鴻霖考證，《臺灣日日新報》於1912年（大正元年）8月29日，有一篇〈龍匣口庄墓地移轉〉報導：『臺北廳下龍匣口庄共同墓地，即城南醫院、苗圃、中學校後面共同墓地，這次決定廢除，期限到9月20號。須行遷葬他處。遷移費一墓一圓。於期限內不遷移者，視為無主墳墓，合墓一處。移轉墓地指定處，在頂內埔庄及崁頂庄共同墓地。』」

「日治時期遷葬後，出土（M1）人骨之處當時已經是馬路邊了，戰後又是高度管制的博愛特區，都不可能用做墓葬，而且挖那麼深，工程很浩大，若是殺人棄屍，不會找那個地方；而白色恐怖時期，也已有一套標準的流程，拉到新店溪旁刑場執行，」邱鴻霖強調。

排除掉清代、日治時期、戰後白色恐怖的時空關聯性，二戰前後的時間點，當地還有什麼與死亡相關的歷史事件、記憶或傳說，與M1人骨有關？

邱鴻霖的父親從宜蘭到台北做生意，他小時候成長於萬華（加蚋），想起大人總說植物園一帶「很陰」，最好不要去，長輩並以「刣人埔」稱之，然而翻遍所有文獻都沒有類似的記載，僅存在前兩個世代在地人的口傳中。

「刣人埔」*:指「臺灣台語讀音thâi lâng poo，代表當地曾有許多人被殺死。」

知名考古學者、前中研院史語所研究員劉益昌於2011年進行舊林產大樓的發掘時，曾訪談當地耆老，根據歷史超過200年的崁頂永義宮陳老先生說法，「刣人埔」為植物園靠和平西路二段一側，向東南延伸至林業展覽館一帶（剛好與M1人骨出土範圍重疊）；一位住在和平西路二段98巷2弄、1955年生的初先生自小就住在此處，也表示：

「發掘」*:指「緊鄰三元街邊坡的清代地層中發現經撿骨後的二次葬約16處，有一處已遭建築工程破壞，僅存少量無法辨識部位的碎骨，並於附近見有微量的銅飾碎片，其上已布滿銅綠，還有另一處為較完整的墓葬。」

「以前這裡一帶是平房，我父親是林試所的人，所以這一帶以前就是宿舍，你們現在挖的是以前的林產大樓，是這裡最早的大樓，比林試所還高。以前這裡在蓋這些的時候，下面都有挖到人，以前小時候常常來這裡玩，但是大人說這裡不乾淨，後來就蓋大樓，以前偷偷來的時候常常都會撿到一些以前的東西。」

（註：引用自《植物園遺址搶救發掘計畫發掘報告》153頁）

「植物園一帶很陰，在地人都知道，因為最早是清代的墓地，可是人們不會稱呼墓地為『刣人埔』，像我們清華大學後山的『雞卵面』就是公墓，沒有人以此形容，」邱鴻霖解釋。

「雞卵面」*:指「新竹市第一公墓，墓葬年代可追溯至18世紀，歷經清代、日本殖民與二戰後國府遷台等三個時期，墓葬數量多。」

彷彿回到日日夜夜面對這具植物園骨骸，不停思索推敲、抽絲剝繭欲解開其身世之謎的那一段日子，邱鴻霖問道：

那邊發生了什麼不可言說的「刣人」，未曾被記錄，也無人訴說，僅模糊停留在一兩代人的集體記憶中？

回到植物園現場：1947、1995、2024

1947年，來自中國的記者唐賢龍在台灣各地採訪考察途中，意外遭逢二二八事件爆發，他寫下第一手親歷見聞，同年6月於南京出版《台灣事變內幕記》，是史上首度從政治、經濟、文化層面留下的二二八紀錄。

書中，唐賢龍詳細寫下國軍3月8日從基隆登陸後一路掃蕩，整個島嶼陷入一片肅殺後，台北市慘絕人寰的煉獄圖景。他與妻子及一行記者從3月9日到3月11日之間，受困在友人位於植物園的小屋中，3月12日上午，槍林彈雨聲稍歇，他們冒險在戒嚴中走出屋外「到劫後的台北街頭巡禮」：

「一走出植物園，便是博愛路，我們剛踏上馬路没有幾步，就看到有三具僵硬的屍體；一具躺在陰溝裏、像是一個送報的小孩，他旁邊還掛了一個褪了色的報袋；一具横卧在大馬路上，殷紅的血濺满了一地，因爲身體是伏在地上，看不清面部；另一具則是一個送牛奶的青年，很多破碎的牛奶瓶子，還零亂地散佈在死者的身邊。

「當我們走到前日本總督府的附近時，又看見了幾具屍體、橫七豎八的躺在大馬路上，屍旁地上，血跡斑斑、附近爬滿了蒼蠅，發出一陣陣的惡臭、令人作嘔。而有些地方、雖然屍體己被移去，但死者破爛的衣服，依然殘存在地上；没有主子的野狗，更常常啣了一隻人腿或一個骼髏，在荒僻的防空壕旁啃噬；有些野狗更啣着死者的皮靴、鴨嘴帽、内衣等，在馬路上到處奔跑。而在每一條馬路上、幾乎到處可以看到一灘灘的血跡。

「⋯⋯而在台北（建功）神社附近、我們又看到五六具屍體、東倒西歪的睡在路旁，雖然已經腐爛了，也無人聞問。由後門踏進植物園時，我們更看到在有些樹木的枝枒間，竟然掛着十幾塊炸碎的人肉。」

近半世紀後，已故台灣史學者、前國史館館長張炎憲進行大規模的二二八口述歷史計劃，於1995年訪談受難者林麗鏘大姊林麗珊（收錄於《台北都會二二八》），也印證了植物園在二二八事件後的情景：

「林麗鏘」*:指「時年23歲，台灣大學電氣工程系四年級學生。1947年3月9日自台北市自宅外出後，無故遭國府軍逮捕，迄今生死不明。其兄林麗南受到親弟於二二八事件失蹤遇害的刺激，開啟政治關懷，對國民黨深感不滿，於1948年經由魚販高添丁介紹，參與地下組織，組織菸酒公賣局支部，並吸收同事陳海清入黨。1950年，林麗南被保安司令部以「參加叛亂組織」為由，判處12年有期徒刑。」

「戒嚴解除後，我和我先生四處打聽、找尋弟弟的下落。起初我們想他住的地方接近螢橋，就到川端橋（今通往永和的中正橋）下的新店溪尋找。到了那，一片嚇人的景象，河面有許多漂浮的屍體，岸邊也有許多。有的兩三個人被鐵線穿手掌而過，綁在一起；有屍無頭的、眼睛突出的、斷手斷腳的、穿衣服，沒穿衣服的都有，都被泡得全身浮腫。我們一邊走一邊認，都沒有看到弟弟，想起來就傷心。

「這樣到處找，大約找了一個星期後，有人來告訴我，植物園內也有不少陳屍，我就和先生兩人一起去找。植物園裏有許多屍體，遠遠的就聞到陣陣的屍臭味，在大樹下，有的躺在地上，有的靠著樹幹。看起來，有的人可能是在植物園外面被打死，然後拖進去的。各種的死亡慘狀都有，很殘忍。從那次以後，我再也沒有去過植物園。」

再過了近30年，躺在清大考古研究室的人骨M1，猶如被時間封印的黑盒子，經過抽絲剝繭與仔細推敲，邱鴻霖將那「無法迴避的可能性」，寫成〈植物園遺址出土非典型墓葬及人骨遺骸的脈絡分析〉一文，發表在2024年6月《南島研究學報》：

「關於遇難者遺體的處置方式，例如二二八事件發生在台北市南港橋遺址（今日台北市南港區南港路一段）的8位遇難者，綜合了多位地方上的目擊者與家屬的口述記載，死者被發現時，双手双腳被反綁、遺體凌亂、開始腐爛、部分死者只穿內衣褲等狀態，後續透過南港當地居民湊錢，將死者裝入木箱，供人認領以及就地埋葬，從事件發生到遺體處置的過程，也大約經歷2～3天。事件發生後遺體的收屍處置方式與 M1墓葬所見的狀況顯有類似之處。

「換言之，這個區域曾發生殺人與棄屍，而植物園與本文墓葬M1出土地點相距僅數十公尺，接近涉及事件發生的區域。但以上是少數當時的訪談與報導紀錄，呈現出當時該區域的狀況，此處並無指涉或暗示本文出土墓葬M1即為上述的特定個人，這必定需要有更多的證據與研究才能作為推論依據。

「基於以上資料，雖仍無法直接證實M1個體的死因，也無法證實這裡是一處作為『刑場』之處，但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之時，卻曾是一處發生大量死亡與棄屍事件的地點，換句話說，也可以被視為單一事件的刑場，成為台北城南老一輩居民的歷史回憶。」

植物園人骨何去何從？

從2016年挖掘出土至今10年，M1人骨仍保存在清大考古研究室的庫房中，邱鴻霖表示，按照法律規定，人骨（無名屍）歸屬權應該是主管機關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殯葬科，然而北市府一直沒有任何表示，中研院史語所方面，也由於植物園遺址出土物件龐大，無多餘空間存放。
近代人骨涉及倫理問題，因此在2016年做完鑑定之後，邱鴻霖便不再任意展示或對其有更多研究，儘管蘊含許多值得探討的方向，以其牙齒為例，從病理狀況發現有牙周病，其中也包含驗DNA的可行性，但在目前無任何家屬出面的情況下，也沒有進一步進行血緣分析的正當依據。
「植物園遺址的考古資料還在中研院整理中，希望能盡快完成，最後一起在某個博物館或專業的典藏展示空間，（M1人骨）一直在我這裡也不好，因為我的保存條件跟空間並不是博物館等級。未來如果真的有二二八受難家屬或是正式的研究案，也都要由公部門發動，而不是我個人的材料，」邱鴻霖強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