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娟芬：錯兩次──關於加波年科案回應王顥中

針對我的〈細讀歐洲人權法院判決　看劉振亞案〉（以下稱「細文」），王顥中在上報發表〈言論自由界線應取決言論「後果」而非「內容」──回應張娟芬〉。我的回應如下：

加波年科沒有行動

王顥中仍維持其原先主張，說加波年科有行動。他翻譯了加波年科2018年3月5日的貼文，但如「細文」所說，他號召的就是「抗議」（protest）與「公民抵抗活動」（civilian resistance actions）。王顥中說「張娟芬的書寫策略是強調其為『非武裝抗議』」，但是civilian的定義本來就是「非武裝」，加波年科自己說的，不待我強調。無論什麼書寫策略都沒辦法把civilian寫成武裝行動。王顥中卻一直把加波年科的非武裝抗議當成煽動戰爭的行為。

王顥中在臉書上說：「但裁定書第32段顯示，拉脫維亞法院認為這些言論與其具持續性的行為模式（包括其他刑事案件）結合，足以構成再犯風險，進而正當化羈押。歐洲人權法院沒有否定這項評估的合理性。」這是錯誤的。加波年科的「其他刑事案件」，記載於判決第14段，同樣是在社群媒體發表仇恨言論。拉脫維亞法院認為他有再犯風險、歐洲人權法院也同意，但是這些再犯全部都是言論。沒有行動。他們講的再犯風險就是「再度在社群媒體上面發表仇恨與煽動性言論」的風險。

經我於臉書上回應之後，王顥中在刊登於《上報》的文章中刪去了這一小段，但還是不承認自己看錯，繼續曲解歐洲人權法院的判決。

一個錯誤陳述重複說兩次，並不會變成對的，這種事情不會負負得正。你只會錯兩次。

加波年科的言論

王顥中翻譯加波年科的言論段落都如同我在「細文」中所說，是為俄羅斯鋪路、被迫害妄想、幻想俄裔人士會受指控、逮捕。王顥中說加波年科「預告」將有衝突，但「細文」分析已經指出，他並不是威脅要對任何人使用武力，而是幻想拉脫維亞政府將會使用武力。

加波年科的言論是有煽動性的，我在「細文」中亦如此判斷。我在「細文」中論證的是：劉振亞的言論比加波年科「更具煽動性」。（相關段落：「鼓吹戰爭是說「我要打你」，而加波年科的被迫害妄想是說「你欺負我，你馬上就要打我了」；主詞受詞倒置，威嚇程度也完全不同。鼓吹戰爭是直接威脅，被迫害妄想則比較迂迴。」「就言論內容而言，加波年科是「被迫害妄想」式的煽動言論，劉振亞不僅鼓吹戰爭，而且是在中國（偽裝成演習的）模擬軍事攻擊台灣的時候，為解放軍大聲喝采，「這場軍演絕對是迄今為止威懾力最強，最具攻勢的演習，捍衛國家主權，時刻準備著，也許明天早上醒來，寶島上已經插滿了五星紅旗，想想都讓人開心。」劉振亞的言論比加波年科更具煽動性。」）

因此，證明加波年科的煽動性，只是重複了王顥中、我、沈伯洋、拉脫維亞政府與歐洲人權法院都同意的事實而已。

加波年科的通敵行為

王顥中仍堅持把加波年科通敵當作事實。這項證據列在判決第9段，那個部份是「聲請人被捕、羈押與刑事訴訟程序」（The applicant’s arrest and detention and the criminal proceedings against him），單純地記載「政府」蒐集了哪些罪證、做了什麼事情，並不涉及「法院」的判斷。

他說：「歐洲人權法院並沒有駁回這項證據的真實性或相關性，而是因程序焦點未予詳究，這不能否定該證據在案件中的角色或重要性，也不影響我對兩案嚴重性差異的分析。」「法院」沒有駁回，因為此案不是要審理加波年科有沒有犯罪，而是審理「政府」羈押他是否適當，我在「細文」已說。當事雙方沒把資料送來，「法院」就沒把它列為考慮，所以這證據在歐洲人權法院這個案子裡是沒有角色的。（這證據在拉脫維亞審理加波年科是否犯罪時才是重要的。）

在拉脫維亞宣判之前，我們都不知道通敵是不是事實。王顥中迫不及待地認定加波年科通敵，只是為了誇張其嚴重程度，以貶抑劉振亞案的嚴重程度。他說這個證據「不影響我對兩案嚴重性差異的分析」，其實恰好相反，他從頭到尾都強調「加波年科有通敵證據」與「劉振亞無通敵證據」，作為兩案差異的基礎，抽掉這一項證據，他的論證會崩塌。

地緣政治衝突程度

王顥中的論證，在此出現嚴重偏誤。他在〈引歐洲人權法院裁定支持遣返陸配亞亞 沈伯洋錯在哪？〉中寫道：「俄羅斯當時已經軍事入侵喬治亞與烏克蘭部分地區，而兩岸儘管軍事緊張持續升高，總統賴清德也定調中國為境外敵對勢力，可中國大陸迄今確實未實質入侵台灣，與俄羅斯的實際入侵難以相比。」這段話用了一個障眼法：他用「俄羅斯已入侵」對比「中國未入侵」，來製造「台灣狀況尚不危急」的假象。事實是，俄羅斯「已入侵」的是其他國家，不是這份判決的當事國拉脫維亞。

經我指出後，王顥中改說「實質入侵」不是「唯一標準」，也不是「必要前提」。這解釋實令人費解，因為他的文字明明白白擺在那裡，就是對比「俄羅斯已入侵」與「中國未入侵」。

是否為必要前提或唯一前提，根本不是重點。重點是，拉脫維亞沒被入侵，台灣也沒被入侵，用這個標準來衡量拉脫維亞與台灣，會得到「兩邊風險程度一樣」的結論；他推論錯了。

王顥中刻意高估拉脫維亞的風險，以壓低台灣的風險。這一思路，在這次的回應文章又出現了一次。他說：「兩岸目前仍尚未宣戰，台灣也沒有動員戡亂，威脅程度與Gapoņenko案有所不同。」拉脫維亞當時也沒與俄羅斯宣戰，也沒有動員戡亂，用這兩個標準來衡量，還是會得到「兩邊風險程度一樣」的結論；他推論又錯了。

可見，所謂「拉脫維亞風險高，台灣風險低」根本不是對於客觀環境的評估，而是預先設定的結論。無論事實上誰高、誰低、還是一樣，反正他就是要說台灣比較不危險。

刑事處罰與行政處分

行政處分也有濫權與造成人民痛苦的可能性。但是國家的權力行使，刑事處罰較重，行政處分較輕，這是通說。絕對不可能說因為行政處分也可能侵害人權，就反而要求用刑事處罰。而行政處分當然也有正當法律程序的必要。劉振亞就行使了他的權利，向法院聲請撤銷行政處分，然後被駁回。因此，行政處分較溫和，並不意味著行政處分可以不受監督控管。

總結

加波年科真的沒有行動，沒有就是沒有。我願在此重複「細文」的結論：

「王顥中對此判決的誤讀，有嚴重的效果：他把歐洲人權法院的紅線門檻畫得極高，好像非得軍事侵略既遂才能算敵國、非得動手組織武裝團隊和鼓吹核子戰爭，國家才可以限制那種言論的傳播。事實是，加波年科的言論比劉振亞還要輕微，就已經達到了歐洲人權法院認為可以適當限制的門檻。」

「期待《苦勞網》基於媒體求真的本質與天命，惠予更正。如果留存該文於網路空間，則應於醒目之處加上註記，避免以錯誤訊息誤導讀者。」

錯兩次

在「細文」中我寫：「王顥中在很短的時間內發表這篇文章，或許忙中有錯，在所難免。」經過這段相互回應可以看到，基礎事實與論證被糾正錯誤之後，他還是曲解、硬拗，寧可錯兩次。那我明白了：他是故意的。

※作者為廢除死刑推動聯盟理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