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副刊〉名人不等於君子——魏晉士人的廉潔觀
在儒家看來，富貴加身而錦衣玉食是士君子的重標誌吧，而道家則不同。這種不同在莊子身上尤為明顯，當楚王派使者禮聘他時，他說了句千古名言：「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這種寧願「泥中自在」的態度，正是標準的道家風範。
莊子是崇尚淡泊的，但到了魏晉時期，卻變得香火鼎盛起來，因為那時的士人們喝酒、吃藥之外，紛紛空談老莊，作為名士風度亦為仕晉之道吧，而風度之最者便是「竹林七賢」了。「竹林七賢」是名士中的名士，但他們是人不是神，既改變不了五胡亂華，也阻止不了宗室之爭，唯有悲歎，唯有恐懼，絕望中只好放浪形骸，去酒鄉中避難。雖然也可說是一種無奈，但他們為官總是嚴重瀆職，誤國誤民。
「竹林七賢」中做官最大的，應該是王戎，他位列三公，做過尚書令，可他卻難以「賢」始「賢」終。當初，他父親王渾死後，故吏贈錢百萬，王戎辭而不受，由此顯名鍾會評之：「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太康三年（282年）王戎被征為侍中。南郡太守劉肇以十丈細布賄賂王戎，王戎雖然沒有接受，但寫信感謝劉肇，為司隸校尉劉毅彈劾。儘管晉武帝為王戎開脫道：「戎之為行，豈懷私苟得，正當不欲為異耳。」然而王戎從此為清議所鄙。再後來，他身為宰相。卻並不把天下大事放在眼裡，「與時浮沉，無所匡救。」他把政事委託給僚屬，自己輕身外出遊逛，雖然位尊人貴，卻總是獨自出行。巡視田園地產時，以手巾插腰，也不帶隨從。因此，史載王戎「性簡要，不治儀望，自遇甚薄，而產業過豐，論者以為臺輔之望不重。」
《世說新語》記載儉嗇一篇共有九條，竟有四條記王戎事。《晉書》謂王戎「性好利」，多置園田水碓，聚斂無已，富甲京城。王戎早年在荊州刺史任上就曾私派部下修建園宅，因此被免官，後來出錢贖回。據說王戎經常與夫人手執象牙籌計算財產，日夜不輟；同時他又十分吝嗇。家中有棵很好的李樹，王戎欲拿李子去賣，又怕別人得到種子，就事先把李子的果核鑽破；他的女兒嫁給裴頠時，向王戎借了數萬錢，很久沒有歸還。女兒回來省親時，王戎神色不悅，直到把錢還清才高興起來；王戎的侄子要成婚，他只送了一件單衣，完婚後又討回。僅此幾端，即可見其為人貪吝之至。時人謂王戎為「膏肓之疾」。但也有人認為這是王戎避禍於亂世的「自晦」之舉。東晉人戴逵評論道：「王戎晦默於危亂之際，獲免憂禍，既明且哲，於是在矣。」敦是敦非，難以定論，但無論如何不能以清廉視之吧。
其實，王戎那個時代的士人是很難清廉的，因為名士風度須得喝酒和吃藥，那些由五種礦石調製而成的「五石散」，不惟費時費力，當然更費錢財，至於所費之來源，恐非清白俸祿那麼簡單。只是，世風奢侈，大家只好「不能免俗」了吧。
當然，再混濁的世界也總有人出污泥而不染，《世說新語》中有這樣兩個故事：「周鎮罷臨川郡還都，未及上，住泊青溪渚，王丞相往看之。時夏月，暴雨卒至，舫至狹小，而又大漏，殆無複坐處。王曰：「胡威之清，何以過此！」即啟用為吳興郡。
宣潔行廉約，韓豫章遺絹百匹，不受；減五十匹，復不受。如是減半，遂至一匹，既終不受。韓後與范同載，就車中裂二丈與范，云『人寧可使婦無邪？』范笑而受之。」這裡，前者周鎮遠行的工具只是一條小破船，遇上風雨就會連坐的地方都沒有，因此王導感慨於他的清廉，當即再次啟用了他；後則中的范宣連友人的饋贈也拒不接受，直到友人說不能讓老婆沒有褲子穿的時候，才笑著接過從車上扯下來的二丈布。他的風範，比起那些或荒唐、或浮華的名士風度來，讓人心酸，卻更令人敬仰。
「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但魏晉士人們在酒和藥的麻醉下，是迷失了本心的，他們一方面放縱自身，想超凡脫俗；一方面忙求品評，汲汲於富貴。這樣，只有更矛盾、更痛苦，也就永遠無法真正地超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