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昌坪專欄：御史大夫與司法獨立

立法院日前在行使監委人事同意權時，曾擔任扁政府時期總統府秘書長的陳師孟，表示法官只辦綠不辦藍，上任後將專打追殺綠營、縱放藍營的法官，以及若「依照正常程序、用正常法律見解來看」，陳水扁前總統不應構成貪污罪，而是遭受司法迫害。以上種種言論不僅引發高度爭議，更罕見地讓法官協會、檢察官協會及律師公會，同聲對其言行表示抗議。

現代的監察委員某程度類似古代的御史大夫，除分區巡迴監察外，亦秉持古代御史個別行使職權的傳統，例如憲法第98條原規定有監察委員1人之提議，即可提出彈劾案（憲法草案原規定為監委三人以上之提議），如再經9位以上委員之審查及決定，彈劾案即可成立（憲法增修條文第7條修正為須有監察委員2人以上之提議）。若是從歷史而言，早於周代，即設有「御史」此一官職，不過當時的主要職務並不是糾舉百官，而是掌管圖書和頒布法令，到了戰國時代，則成為記事之官。至秦漢之後，御史才真正執掌糾察之職。以秦朝為例，中央政府主要是由行政、軍事、監察三種權力共同組成，最高長官則分別為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由御史負責糾劾各級官吏，可說是監察權的制度化。

漢承秦制，亦設御史大夫，職掌包括輔佐丞相，典正法度、商議大政、草擬天子詔令、考核百官功績，以及查舉人才。漢武帝時，除了在中央設御史府外，更將全國分為十三個監察區，分別設刺史一人，以刺史檢核問事，因應地方監察需要。

隋、唐之御史制度，則是分設「台」、「諫」兩職，御史台的主要工作是監察文武百官，諫官則諫正帝王得失。宋朝中葉以後，「台」、「諫」職掌逐漸混淆，肇致元代以後，「台」「諫」合一之開端。明、清兩代，則是以都察院執掌監察職權，不僅可以明章面奏彈劾，也可以密奏指責缺失，期能發揮揚善除奸之功能。

行憲後之監察院，基本上是以西方國家的三權分立為架構，將原本屬於國會中的若干職權抽離出來，再加上「人事監督權」而成為國家機關，因此憲法原規定，監察委員是由民意機關選出（憲法第91條規定參照）。但依憲法增修條文第7條規定，監察院為國家最高監察機關，行使彈劾、糾舉及審計權，不適用憲法第90條、第94條之規定，而將監察院之同意權刪除，大法官復於釋字第325號解釋指出，監察院已非中央民意機關，一般亦依此解釋認為監察院已改變屬性，而僅行使憲法及相關法規所明定之各種監察權。

憲法增修條文第7條第5項明文規定，監察委員須「超出黨派以外」，依據法律獨立行使職權。諷刺的是，陳師孟在答覆立法委員詢問時，恰好正是以「黨派」（藍營/綠營）作為其行使監察委員職權的標準。但依據憲法規定，法官只要是依據法律獨立審判，即受到憲法之保障。雖然法律見解有文字解釋、體系解釋、歷史解釋、目的解釋、合憲解釋之區分，有時亦可能因為參考外國立法例，而有所謂的甲說、乙說、丙說，甚至是折衷說，因此有統一法律見解，以維護法律安定性及可預測性之必要。但是，不能因此即推論法官所採取的見解是基於「政黨因素」。只要法官在審理案件時，係本於個人對於法律的專業及確信，所採取之解釋方法亦符合法釋義學的基本原則，無論最後所採取的見解為何，都應該受到尊重。

如果個案中的當事人對於判決結果不服，基於憲法保障人民之訴訟權，當事人自可透過審級制度以尋求救濟。如果有具體證據顯示，法官在審理案件時，確實係基於政黨因素而為枉法裁判，或有瀆職或重大違法失職嫌疑，此時監察委員當然應該介入調查，以保障人權。古代要求「御史糾劾，務明著實跡，開寫年月，毋虛文泛詆」。如果一名監察委員在尚未任職，根本未經過任何正當調查程序之前，即事先預斷某些法官是因為黨派因素而選擇性辦案（判決），甚至表示已經判決確定的案件是司法迫害，並公開揚言將針對特定黨派行使職權（即「辦藍不辦綠」），其所為之言行，能夠認為符合憲法要求監察委員須「超出黨派以外」的誡命嗎？如果放任其繼續使用「黨派標準」行使監察委員職權，別說是「彈劾權」了，光是透過監察委員的「調查權」，即可對個別法官之形象造成污名化的傷害，甚至戕害司法最重要的公信力，如此一來，勢必導致司法體系的「寒蟬效應」，法治國家最重要的司法獨立原則，亦將隨之而崩裂瓦解，國人對於此一現象豈能等閑視之。

＊作者為理律法律事務所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