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30周年】我的孩子死在廣場上　天安門母親丁子霖每年為亡子慶生

1989年6月3日，北京市西城區木樨地的洶湧人潮與戒嚴部隊相互對峙，部隊奉命向人群掃射。約莫晚間11時10分，復興門外大街北側29樓前長花壇後方，一名青年語帶輕鬆地朝同伴說，「我可能中彈了」，隨即倒地。

當時，遭流彈擊中的人不計其數，他們成為事件中第一批倒下的傷患與罹難者。而其中一枚子彈射向這名青年的後背，斜穿他的心臟。當他輾轉被送至兒童醫院、被醫生抬上臨時搭建的手術台時，早已沒有生命跡象。

1999年2月，丁子霖以受難者母親的身分寫下證詞。在那個夜晚，她失去了剛滿17歲的兒子蔣捷連，換來的只有一張寫著「來院前已死亡」的醫院證明。

「蔣捷連，男，1972年6月2日出生於北京，遇難時剛滿17歲；生前為中國人民大學附屬中學高二四班學生；89年6月3日晚11點10分左右，於木樨地複外大街北側29樓前長花壇後遇難，後背左側中彈穿胸而過，擊中心臟；骨灰一直安置在家中靈堂內。」

蔣捷連：重在參與而非行動

丁子霖1936年生於上海，現年82歲的她居於北京，曾任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副教授。其丈夫蔣培坤因心臟病於2015年離世，生前曾任中國人民大學美學研究所所長，他們育有一子蔣捷連。

丁子霖在2005年告訴《美國之音》，她當時極力阻止蔣捷連出門，「我當時還說，你一個中學生，除了送死，改變不了這一切。他說，重要的不在於行動，在於參與。」

然而，她不但沒有澆熄蔣捷連熱切想去天安門廣場聲援的心，還反被蔣捷連批評「天下父母都像你們這樣自私，那我們這個國家民族就沒有救了」，拿了她的腳踏車鑰匙便躲進廁所，「我就發瘋一樣砸門。他不忍心，悄悄地把門打開，突然親了我一下」，最終還是從窗戶逃了出去。

他們殺人了！朝人群開槍了！

丁子霖接受《衛報》（The Guardian）專訪時說，30年前的這一天，她站在門口等待蔣捷連回家，卻只等到頭髮散亂、衣衫破舊的學生，喊著「他們殺人了！他們朝人群開槍了！」

「我們越看越感到害怕與絕望……凌晨5點左右，我們看見一輛車上面放著一塊木板，木板上放著一具孩子的屍體。當我看見那個孩子的遺體時，我感覺我兒子的命運也會如此，他再也回不來了。」

丁子霖最後一次親吻蔣捷連，是在他死後兩天，「他的身體那麼冰冷，那麼冰冷。我永遠也忘不掉他冰冷的臉頰」。

天安門母親

當丁子霖經由蔣培坤所屬的中國政黨九三學社的官員，認識與自身同樣因六四事件而失去19歲兒子王楠的張先玲後，兩人相互扶持、安撫彼此的喪子之痛。

她們在1991年開始接受媒體訪問，描述孩子死去的經過，並籌組天安門母親，與多名六四遇害者母親或遺孀發起運動。

天安門母親的主要訴求包括，給予遇難者家屬公開悼念六四事件中遇難者的權利、允許遇難者、傷者家屬接受各方人道援助的款項、停止迫害遇難者及傷者家屬、公開事件真相並且追究責任。

「對我們這些親人、這些手無寸鐵的親人，用武裝到牙齒的軍隊，對我們的殺戮的性質不是明擺著嗎？對本國老百姓的殺戮同樣也是非正義的，也應當受到譴責，也應該道歉、索賠。」

憂共產黨專制毀於一旦

1991年，時任中國國務院總理的李鵬稱，由於家屬認為此屬反政府暴動而不願透露遇難者姓名，因此政府應尊重家屬意願，不得公布遇難者名單。天安門母親為此著手調查，迄今已陸續梳理出202名六四遇難者名單。

然而，天安門母親的聲音總是遭到當局忽視。直至2011年，政府終於首次回應母親們的呼喊，卻是派北京警方「私下」與遇難者家屬溝通，表示願意個別給予金錢援助。

但是，丁子霖直言當局應「公開」為六四道歉，也指出政府應無條件補償六四遇難者家屬 ：「我們是信奉和平理性和非暴力的原則，我們要求六四問題納入法制管道解決，而且要求跟政府平等的對話來解決問題。」

丁子霖認為，中國當局始終堅守鄧小平對六四事件的正當性，是因為其後的掌權者顧慮賦予歷史事件不同的見解將會牽一髮而動全身，進而導致共產黨建立的一黨專制毀於一旦。

遭到拘留與嚴密監視

2004年3月，丁子霖、張先玲及另一名天安門母親成員遭到當局拘留。此舉引來國際社會強烈譴責，3人才順利在被捕5天後遭到無罪釋放。

張先玲告訴《美國之音》，在她遭到拘留期間，警方稱她是違反國家安全法，每天都會提審她數小時、反覆偵訊同樣的問題。

而蔣培坤受訪時則表示，丁子霖在1995年便曾遭當局拘留43天。當時的罪名為「重大經濟犯罪嫌疑」。儘管不清楚此次較快獲釋的原因，卻也發現除了中國之外，國際社會對天安門母親的處境也相當關注。

然而，自獲釋的那一刻起，她們開始受到當局嚴密監視。每逢六四將近，身穿制服或便服的警員便會在天安門母親成員的住家外監進行視，她們電話也遭到監聽，甚至被切斷與外界的聯繫並軟禁於家中，被限制不得與支持者、媒體或人權組織往來。

事隔18年的首次祭奠

蔣捷連遇害以後，丁子霖依然會在每年的6月2日替他買生日蛋糕，翌日又在家中或前往他的遇難地點進行祭奠。

但是，丁子霖夫婦首次前往木樨地為蔣捷連祭奠時，已經是2007年，而且會有大批警力會在現場戒備，看著他們取出花束、點燃蠟燭，悼念他們永遠17歲的兒子。

此前，每逢清明至六四期間她都被軟禁於家中。在此期間，丁子霖只能去醫院看病、拿藥，即便要買日用品也只能去指定的店家。

丁子霖曾為此向《衛報》提到，警方過去多次禁止她為蔣捷連祭奠，「你們殺了我兒子，還想阻撓我祭奠他？你們做得還不夠嗎？」

「對我來說，這份傷痛不僅沒有隨著時間的過去有絲毫減退，反而隨著我年齡越來越老，這份傷痛可以說年甚一年。我會帶著這份傷痛走完我人生的最後的路。」

六四前夕被迫離開北京

美國雜誌《時代》（Time）曾在2006年選出「60年來的60名亞洲英雄」（60 Years of Asian Heroes），並以「一位心碎的母親為揭發天安門事件的真相而戰鬥」形容獲選的丁子霖。

近年來，她曾因心臟不適而住院治療。丁子霖在2017年說，由於她當時身體狀況不佳，整日臥病在床，當局也因此提前撤崗，並恢復她與外界的聯繫。

據悉，如今六四30周年將近，儘管丁子霖並未遭到軟禁，卻仍在20日被迫離開北京，暫時回到位於無錫的老家居住，直到6月上旬才能回到北京。

時光倒回1989年9月，那是蔣捷連遇害百日之際，丁子霖與蔣培坤將其骨灰迎回家裡。蔣培坤隨後在安置骨灰的豎櫃正面刻下碑文：

「這短暫的十七年/你像真正的人那樣活著/又像真正的人那樣死去/你將以人性的高貴與完整/刻印在歷史的永恆記憶裡　永遠愛你的爸爸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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