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烏龍檔案：這些高院法官就這樣扭曲卷證睜眼說瞎話
黃錦嵐／資深司法記者
筆者3個月前甫在本報評述高院審判長林柏泓、受命法官葉乃瑋睜眼說瞎話的顛倒論證離譜誤判，文中，筆者開宗明義說道：「睜眼說瞎話、信口雌黃的，並不限於政客，法官睜眼說瞎話、怠忽審判職責的離譜論證案例，也是時有所聞，只是，這些論證烏龍大都潛藏於案卷中，不像政客的言行那麼受媒體輿論關注罷了。」。
甫過完春節，言猶在耳，筆者隨手檢索最高法院的撤銷指摘案例，赫然又發現以下2件扭曲卷證、睜眼說瞎話的離譜論證案例：
壹：代檢察官舉證被告累犯、突襲裁判
累犯事實是對被告不利之刑罰加重事實，應由檢察官負主張及具體指出證明方法之實質舉證責任。對於職司刑事審判法官而言，這是「刑事基本功」，對於高院審判長、法官而言，更是毋庸贅言，可惜的是，審判實務上，「戲都演到老了，鬍子還拿在手上」的案例，還是時有所見，筆者2年前曾嚴詞評述過的、知名的「博士法官」廖建瑜與兼任東吳法律系講師的林呈樵法官，即是其一。
綜觀裁判資料，薛哲輝可說是毒品慣犯，在本案中，即涉及共同運輸二級毒品4罪、販賣二毒品3罪及販賣三級毒品1罪，台北地院原定8罪應執行刑10年，被告薛哲輝對於犯罪事實與罪名均不爭執，但他不服量刑─即論累犯加重其刑部分，提起上訴。（其餘2名共犯，因與評述主題無關，不贅述）。
案經高院審判長廖建瑜、受命法官林呈樵於114年7月判決認定，北院認定薛哲輝構成累犯部分固有微瑕，但因被告另有構成累犯事由，故認定被告構成累犯之結論仍屬妥當，當屬無害瑕疵，而駁回被告上訴，薛哲輝不服再上訴。
案經最高法院審判梁宏哲於115年1月14日判決，認定廖建瑜與林呈樵的判決已影響被告防禦權，難認屬於無害瑕疵，將薛哲輝部分發回高院更審（參見114年台上字第6244號判決）
本案若僅檢視高院判決書，未檢視最高法院發回指摘所引述的卷證資料，絕對無法發現一、二審檢察是如何的怠於累犯事實的舉證責任，也無法發現廖建瑜與林呈樵是如何的代檢察官舉證累犯事實，以及如何的睜眼說瞎話的幫檢察官掩飾怠於舉證累犯事實，再以離譜的「院檢協力」突襲裁判方式，加重被告其刑。
首先，先談檢察官的舉證累犯烏龍。台北地檢署檢察官許文琪起訴薛哲輝時，原本舉薛哲輝另犯販毒案，經高院以109年度聲字第3367號裁定定應執行刑有期徒刑1年6月確定（下稱甲案），於111年12月11日假釋期滿未經撤銷視為執行完畢為由，主張薛哲輝構成累犯。
可是，依卷證資料顯示，甲案因假釋撤銷而未執行完畢（已入監執行殘刑1年3月11日），有法院在監在押簡列表可查，根本不符合累犯要件，許文琪檢察官搞錯了，台北地院承審法官不察仍採為量處累犯加重其刑的依據，已有可議。
可是，待被告上訴質疑北院依累犯加重其刑，量刑有誤之後，在高院審判長廖建瑜、受命法官林呈樵審判中，高檢檢察官蔡偉逸到庭執行職務時，還是怠於舉證累犯事實的職責，致使廖建瑜與林呈樵在「幫忙舉證」過程中，犯下十分離譜論證謬誤。
其次，即是廖建瑜與林呈樵代檢察官舉證累犯事實，並代為掩飾所犯的睜眼說瞎話、突襲裁判違誤。
據高院判決，廖建瑜與林呈樵是援引經桃園地院判刑確定（薛哲輝另犯賭博、販賣毒品案），並以109年聲字第1218號裁定定應執行有期徒刑2年1月確定（下稱乙案），於110年8月17日執行完畢，認定被告薛哲輝是乙案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件8案，構成累犯事實，而加重其刑。
以上累犯事實認定，廖建瑜與林呈樵於判決理由中明確指出，是「業經檢察官起訴書主張其具累犯之事實，並舉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為證明方法，核與其法院前案紀錄表、法院在監在押簡列表、台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09執庚字第2131號執行指揮書相符…均為累犯。」
可是，依卷內筆錄記載，以乙案執行完畢作為累犯基礎之事實，並非許文琪檢察官在起訴時所主張，也非到庭執行職務檢察官蔡偉逸於審理中的具體主張，廖建瑜與林呈樵如此睜眼說瞎話，幫檢察官的怠職擦脂抹粉，筆者不知其所為何來？
當然，更為嚴重影響被告防禦權的離譜謬誤是：據卷內筆錄記載，廖建瑜與林呈樵於逕行幫檢察官補正「乙案已經執行完畢構成累犯事實」時，並未踐行必要的調查與辯論程序，即採為加重其刑事由。如此離譜的論證謬誤，不啻法官與檢察官協力、聯手圍毆被告！如此恣意裁量審判，「是不是累犯？法官我說了算！」，此等離譜情節，比20多年前刑事訴訟採職權進行主義時代還要嚴重！廖建瑜與林呈樵竟然還好意思認定其論證是：「當屬無鲷瑕疵」，真是奇也怪哉！
貳：扭曲卷證，放水被告
本件共同運毒案的犯罪事實與適用罪名，也均無疑義，4名被告一審分別被判刑10年、5年6月不等有期徒刑，被告均不服一審量刑而上訴高院後，高院審判長連育群與受命法官劉為丕於114年9月改判4名被告均有期徒刑3年，改判的關鍵是，連育群與劉為丕認定，4名被告均符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據連育群與劉為丕認定，113年10月6日，財政部關務署台北關查獲THITANAN MILIN（下稱T嫌）及Ｋ嫌、Ｓ嫌、Ｐ嫌等4名泰籍毒犯共同運輸二級毒品大麻，4名被告於台北關詢問及翌（7）日航警局警詢時，均一致指出本次來台機票、住宿費用，均由同案另一被告CHAIYA SOMPHON（下稱Ｃ嫌，已由桃園地院依共同運輸二級毒品罪判刑6年確定）處理，遭查獲的行李箱也是由Ｃ嫌在泰國機場交付，並指認Ｃ嫌，後經航警局於113年10月7日5時10分，拘提到案，移送檢察官偵查後提起公訴，經第一審判處有期徒刑6年，因認被告4人供出Ｃ嫌，使偵查機關啟動偵查程序，進而查獲該員，符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均應予減輕其刑。
以上高院判決書所載，若未詳加比對卷證資料，也很難發現有何不妥或謬誤之處，不過，案經高檢署檢察官洪敏超提起上訴，最高法院審判長李英勇於115年1月21日發回更審，赫然發現：依據台北關詢問筆錄、拘票、航警局調查筆錄，連育群與劉為丕的論證，指認與拘捕的順序顯然顛倒了。（參見114年台上字第6677號判決）
首先，被告4人於6日晚間接受台北關人員詢問時，均未供出或提及Ｃ嫌為共犯，警方持拘票於7日上許5時10分許拘提Ｃ嫌到案後，被告4人於7日上午7時起，始陸續接受航警員警詢問並製作調查筆錄，於警詢中均供出共犯Ｃ嫌，並予指認。
以上的拘提與指認時序顯示，被告4人是Ｃ嫌遭警方拘提後始供述並指認，連育群與劉為丕的論證，顯然與卷證資料顛倒，又充滿疑點（例如，被告4人於台北關員詢問時既然未供出Ｃ嫌，警方憑何認定Ｃ嫌為犯罪嫌疑重大之被告，而報請檢察官核發拘票？），可是，判決書中均未詳予調查釐清說明。
其次，卷內的航警局移送報告書與航警局偵查員孫承懋製作的偵查報告，與卷內上述筆錄資料，也不相符合。
例如，航警局113年10月7日的解送人犯報告書記載：「另經T嫌、Ｐ嫌、Ｓ嫌及K嫌指認，本案毒品係C嫌於泰國交付，專案小組遂持貴署拘票於逮捕時地（三）拘捕C嫌到案」，此一指認程序顯然是在拘捕之前，與上述台北關詢問筆錄、拘票、警方調查筆錄內容不符。
解送人犯報告書的撰寫依據，按理，應是台北關詢問、拘提、警方調查筆錄等資料，報告書所載的指認與拘提的時序不可能違反筆錄時序，因此，其間究竟是何環節出差錯？實在有必傳喚台北關及航警局承辦人員到庭說明、釐清。
可惜的是，連育群與劉為丕對此一重大疑點，並未調查釐清，即逕行作有利於4名被告的認定─減輕其刑。
再如，航警局偵查員孫承懋所製作的偵查報告，只載明：「另初步詢據Ｋ、Ｓ嫌發現另有一名泰國籍C嫌（押貨）已順利入境，經專案小組循線調閱監視器，經貴署李主任家豪指示，於7日5時10分執行逕行拘提逮捕。」，也未提及警方查獲Ｃ嫌，與Ｔ嫌、Ｐ嫌供述間之關聯性。
所謂「詢據Ｋ、Ｓ嫌發現另有一名泰國籍C嫌…」，既未提及Ｃ嫌的共犯情節，也未提起具體指認，能否遽認2嫌符合「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已有可議，其次，即使這位孫承懋偵查員的偵查報2告可採，減刑規定也僅能適用於Ｋ嫌與Ｓ嫌，不能及於Ｔ嫌與Ｐ嫌。
總而言之，本案4名被告是否符合指認共犯因而查獲的減輕其刑要件，依據卷證資料，並非顯而易見，是有諸多疑點有待詳查釐清的，可是，連育群與劉為丕卻怠於詳查釐清，即輕率採信，並減輕其刑，這若不是放水，什麼才是放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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