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文革：從革命禮制到文革禮制

人類禮制最古老的源頭之一，是人對神明的敬畏與祭拜：感恩神明賜予福祉，祈求神明護佑平安。普通百姓家中供奉的，通常不是皇帝像，而是祖宗牌位或民間信仰的神像。

新文化運動倡導新文化、新道德，也告別甚至抨擊舊禮制。進入革命年代以後，隨之產生了新的「革命禮制」。革命禮制最初標榜平等，革命者彼此互稱「同志」；但革命黨人長期處於戰爭與地下鬥爭狀態，所謂「革命敬禮」又帶有濃厚的軍事色彩，在同志平等的理念之下，仍然包含上下級秩序，以及指令與服從的關係。

到了文革時期，革命禮制把人民與領袖的關係推向極端。「早請示、晚彙報」、跳「忠字舞」、手舉《毛主席語錄》祝禱等政治儀式，甚至比一般宗教儀式更具排他性和強制性。紅衛兵赴北京接受毛澤東接見，也如同宗教信徒遠赴聖地朝聖，充滿狂熱崇拜，甚至陷入集體性的精神迷狂。

近代政治革命通常以自由、平等和解放為號召，共產黨革命卻通過頌歌、畫像、口號與儀式，製造出新的領袖崇拜：始於造反，終於造神。

一、從「革命的敬禮」到「毛主席萬歲」

今年九月九日，是毛澤東去世五十週年。湖南韶山毛澤東銅像前，仍然聚集著大量遊客與紀念者。有人高喊「毛主席萬歲」，不時甚至有人焚香跪拜。

「萬歲」原是帝制時代的敬祝詞，與「九千歲」、「千歲爺」一樣，體現著嚴格的等級與尊卑。毛澤東在世時，對「萬歲」的歡呼受之泰然。1950年的「五一口號」中，已出現「偉大的中國人民領袖毛澤東同志萬歲」；現存檔案顯示，他審閱並批准了這套口號。

新文化運動以後的革命者既然要告別封建舊禮制，就必須創造一種新的交往禮儀。傳統文人寫信，結尾常用「順頌時祺」、「頓首」、「再拜」，新式書信則改用「此致敬禮」。革命黨人為了強調自己的革命身分，又在「敬禮」之前加上了「革命」二字。

1937年，毛澤東寫給徐特立六十歲生日的賀信，結尾是：

此致
革命的敬禮！

到了1940年代，「致以革命的敬禮」、「緊緊地握你的手」之類的書信語言，也逐漸流行於革命者之間。握手禮取代拱手禮，「同志」關係也試圖取代傳統的身分關係。

然而，從1937年毛澤東向徐特立「致以革命的敬禮」，到1966年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接受萬眾歡呼、揮手致意，不過三十年。最初象徵平等、團結與理想主義的革命禮儀，已經膨脹並異化為一套以領袖為中心的革命宗教儀式。

文革期間，無數徐特立那樣的「革命先賢」，也在毛澤東發動的政治運動中成為革命對象，遭到紅衛兵揭發、批鬥與迫害。此時不再享受「革命的敬禮」，而是「打倒在地，再踏上一隻腳」。

二、我親歷了兩種禮制

即使在文革時期，我們村裡在春節以前，家家戶戶仍然會焚香祭祖。大年夜或大年初一，孩子們照例到長輩家拜年，討一些糖果、花生和瓜子。婚喪嫁娶、鄰里往來，也仍然遵循舊有習俗。

這些禮制未必平等，卻把不同家庭、不同世代的人連結起來，使村莊成為一個有親情、相互關照、長幼有序的共同體。我們村裡沒有發生文革中那些慘烈的揭發、批鬥和迫害。這當然不能完全歸因於傳統禮制，但傳統倫理可能如同一道堤岸，多少阻擋了政治仇恨的洪水。

尊敬老人、尊敬老師，是傳統村莊最基本的倫理。所謂孩子「有家教」，首先意味著懂得長幼，知道有些事情絕對不可以做。當政治要求一個人揭發父母、批鬥老師時，殘存的親情、師道與羞恥感，有時仍能構成最後一道抵抗。

1970年，我進入小學，每天都被迫接受文革禮制的薰陶。

課本裡充滿「毛主席萬歲」、熱愛天安門和國旗的內容，也反覆講述舊社會的苦難，以及對「階級敵人」的仇恨。

小學期間，我一直擔任班長。每天上課，老師走進教室時，我都要喊：

「起立！向毛主席致敬！」

全班學生立即站起來，與老師一同面向教室前方的毛主席像行禮。我再喊「坐下」，課堂才正式開始。放學以後，同學們還要先到操場集合，唱完紅色歌曲，再排隊回家。

清明節，學校則組織我們到革命烈士墓前祭掃。

多年以後我才明白，這不僅是政治教育，也是一套完整的「文革禮制」。它有畫像、口令、站立、敬禮、合唱與祭掃，已形成一套日復一日的革命禮制教程。

我們兒時並不理解什麼是政治，卻在每日重複的儀式與課本教育中被塑造：誰是「紅太陽」，誰是「大救星」，誰被稱為我們共同的「母親」，又有誰應該被共同仇恨。

三、革命反對舊禮制，又創造了自己的禮制

中共建政後不斷摧毀宗教建築、宗祠與民間信仰空間。到了文革時期，傳統社會用來敬神祭祖的儀式、情感與象徵，幾乎全部被「敬獻」給毛澤東。

「多少心裡的話兒要對你講」、「一顆顆紅心向著北京」之類的歌曲廣泛傳唱；毛主席像章、語錄、畫像和雕塑被大量製作。寫信時要先抄錄一句「毛主席語錄」，信封上印著「最高指示」，甚至到供銷社買東西，也曾出現買賣雙方先各說一句毛語錄的荒誕情形。

「早請示、晚彙報」是其中最典型的形式。它幾乎把個人的私生活時間，也鎖定在崇拜毛澤東的政治儀式之中。1967年以後，這種做法從工廠迅速擴散到機關、學校、農村和農場。

據一位曾在軍管農場接受教育的大學生回憶，人們面對毛主席像，手舉《毛主席語錄》，祝毛主席「萬壽無疆」，再唱《東方紅》或《大海航行靠舵手》，背誦一段語錄，幾乎成為每日例行儀式。一天三餐以前要唱歌、舉語錄，晚上睡覺以前還要「晚彙報」。有人錯過集體儀式，甚至必須單獨補做，否則不能吃飯或睡覺。

從延安時期《東方紅》的流傳、「毛澤東思想」政治地位的確立，到學雷鋒運動，再到文革時期的「四個偉大」與「三忠於、四無限」，對毛澤東的崇拜被一步步推向巔峰。這是一場借助現代組織、印刷、廣播、電影和群眾集會完成的政治造神運動。

傳統皇帝主要在宮廷與國家典禮中接受跪拜；現代領袖卻可以藉助政黨組織與大眾傳播，進入每一間教室、每一座工廠、每一個村莊，甚至每一個家庭。

文革禮制具有雙重作用：一方面，它通過頌歌、敬禮、祝禱和集體儀式製造神聖領袖，以政治權力馴化人的情感與思想；另一方面，它又通過劃分「同志」與「敵人」，取消一部分人作為「人」所應享有的尊嚴。

結語

文革並沒有真正消滅禮制，而是摧毀了敬神、祭祖、尊親與敬老的傳統禮制，把人的敬畏、感恩和忠誠，全部集中到一位政治領袖身上。
革

命原以自由、平等和解放為名，最終卻以畫像、頌歌、口令和集體儀式製造出新的等級與神權：一人高居神壇，億萬人接受教化；一部分人成為「同志」，另一部分人則被逐出人民的共同體。可以說，革命禮制始於造反，文革禮制終於造神。

反思文革，不只是清算一場政治災難，更要警惕任何權力藉助儀式與思想教育壟斷信仰、侵入私人生活，並以政治意志重塑一代人的靈魂。

作者》吳祚來 獨立學者，專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