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構「問A答B」—蔣萬安的政治行情為何量縮回檔？
倪世傑／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兼任助理教授
嘲諷、揶揄甚至考證蔣萬安市長的「問A答B」的現象，一時之間在網路世界蔚為風潮。
不僅一瓶號稱「問政必備 官場神飲」的「保證答B」提神飲料，將蔣市長「問A答B」的三大功效：轉移焦點、模糊焦距與氣勢壓制表達得活靈活現；Threads帳號「米姊姊の度」（@mi_mi_jie）近日也在Threads蓋起一幢蔣萬安「問A答B」的樓，搜羅蔣市長自2024年起「問A答B」的影視新聞片段。從中不難發現，蔣市長「問A答B」的範圍，舉凡市政議題、政治攻防與選舉動員都包括在內；對象除了記者與在野黨議員以外，就連國民黨籍議員鍾沛君針對校安問題的議會質詢，也同樣以「問A答B」伺候。《鏡報》總主筆陳嘉宏批評蔣「什麼都敢講，就是不願講市政」、「逃避市政檢驗」；灼見文創執行長趙曉慧則指出，蔣市長絕非笨拙，他採用的是「典型的『資訊斷鏈』同溫層封閉戰術」，用意是剪成短影音，以看似高大上的發言鞏固目標受眾。蔣萬安的問A答B，堪稱當代台灣在短影音大行其道與分眾傳播環境下的政治傳播教科書。這種操作對負責任的民主政治顯然帶來負面影響；然而，站在政治人物行為識讀的角度，解構「問A答B」現象實刻不容緩。
從「問A答B」到規避損失型政治
若說網路嘲諷揭露了蔣萬安「問A答B」的表演形式，那麼政治心理學則能進一步說明，這種答非所問絕非什麼口才問題，而是一套以規避損失、轉嫁責任與維持權力位置為核心的政治防衛策略。
特沃斯基（Amos Tversky）與康納曼（Daniel Kahneman）在 1970 年代發展的展望理論（Prospect Theory）指出，同一種客觀情況，會因「獲得」或「損失」框架而導致不同的風險傾向。蔣慣常「問A答B」，正可理解為一套規避損失型（loss avoidance）的政治防衛機制。當提問者要求他回答具體市政責任時，正面回答A會讓咎責對象變得清楚，也會開啟持續追問的政治風險；改答與A關聯薄弱的B，則能把焦點轉向中央政府、民進黨、高市府、前朝柯文哲市府，或其它抽象的政治口號。對蔣萬安而言，承認行政疏失、被迫補充細節、甚至面對下一輪追問，都是他認為必須避免的政治損失。因此，他寧可承擔問A答B下形象受損的風險，也要爭取把焦點轉移到B，以迴避直接承認疏失所帶來的具體代價。
在規避損失的目標下，人可能傾向維持現狀的，也可能出現尋求風險（risk-seeking）的趨向，蔣萬安則是兩者兼而有之。尋求風險表現在當議員或媒體追問具體市政責任歸屬時，蔣萬安沒有選擇低衝突的補救式回答，例如承認施政有缺、承諾檢討期限或說明改善方案等；他反而以反問、轉移戰場與攻擊中央政府的方式，把地方治理問責拉高為藍綠攻防。這種策略本身帶有風險，因為它可能讓他被貼上「沒有肩膀」或「逃避市政」的標籤，也可能疏離中間選民。然而，若操作成功，原本針對市府責任的追問就會被轉化為支持者熟悉的政黨對抗（藍綠對抗）。也就是說，蔣萬安寧可承擔形象受損的風險，也要爭取移轉選民注意力的機會，這正是損失框架下的尋求風險。
相對地，維持現狀則表現在「萬用模板」。沈伯洋在7月初接受TVBS專訪時點名蔣萬安有一個特色：「很多事情是不做，所以市政沒有突破。」他也觀察蔣萬安除了問A答B之外，還會以「萬用模板」回應提問，例如：「這個事情的討論度非常的高，我們也很希望有這個蒐集各方的意見，那我們就會用最審慎的態度，然後再來做相關的評估和執行。」這種說法把不立即回應問題包裝成「審慎評估」，把具體承諾延後到不確定的未來，從而模糊責任邊界，讓不作為看起來像審慎治理，實際上降低了改變現狀的壓力，市政又焉能進步？
因此，「問A答B」與「萬用模板」其實構成同一套政治防衛策略的兩個面向。問A答B使責任外部化，萬用模板使政治責任瞬間消失、市政改革無限期延宕，兩者共同造成治理收益上的不對稱，首長依舊掌握市政最高的權柄，卻在治理疏失浮現時，將責任分散到不同層級的單位中，表面上好像各方都有責任，實際上沒有人承擔完整的責任。
這種政治防衛策略並不新鮮，西方學術界對此早已累積數十年的研究果實。首先是「不作為偏誤」（omission bias）。斯普蘭卡（Mark Spranca）等學者在1991年發表的論文〈判斷與選擇中的疏忽與過失〉中指出，人們傾向把「不作為造成的傷害」看得比「主動作為造成的同等傷害」較輕，也比較不容易追究行動者的責任；其次，傑尼斯和曼恩（Irving Janis & Leon Mann） 於1977年提出的的決策衝突理論提出「防衛性迴避」（defensive avoidance）的概念，指人在壓力、威脅與高度不確定性下，常透過拖延、推責與自我合理化來逃避決策衝突；最後，巴維拉（J. B. Bavelas）等學者於1988年提出的「模稜兩可理論」（Equivocation Theory）說明政治人物面對難以直接回答的問題時，會採取含糊、轉向或答非所問的回應，在語言降低行為當事人的可咎責性。這些策略，在趨吉避兇的利益驅動下，偶一為之也就罷了，但若長此以往，便會從一時的危機處理手段，固化為政治人物的行為慣性與人格標籤。
蔣萬安的信任負債效應開始發酵
以上的分析說明趙曉慧所說：「蔣萬安對媒體『問A答B』，絕對不是笨，也不怕你笑他，他是在演戲。」是言之成理的。然而，其負面效果也來得快。
近期台北市長選情民調可作為民意反應的檢驗試紙。TVBS於5月公佈民調中，蔣萬安以 58%對30%的支持度大幅領先沈伯洋；但TPOC台灣議題研究中心在8月進行的民調顯示，蔣萬安降至48.4%，沈伯洋為33.0%，差距縮小至15.4個百分點。重點在對候選人的欣賞度上，而知道蔣、沈兩人的受訪者，對兩人的欣賞度都是46.8%，其中43.6%不欣賞蔣萬安，37.1%不欣賞沈伯洋。由於兩份民調機構與方法不同，這不能被視為嚴格的同一趨勢線；但它至少顯示，蔣萬安的領先優勢並非不可撼動。
從政治心理學來看，這正是損失規避策略的悖論。政治人物為了避免在單一事件中承擔損失，會傾向採取「問A答B」；但當公眾把這些行為辨識為蔣固定的為政模式，原本用來保護形象的防衛機制，反而構成形象受損的根源。
死道友不死貧道—責任外部化下驚醒的國民黨台北市議員
現在，國民黨台北市議會黨團似乎也意識到受到蔣萬安「信任債務」帶來的危害。8月17日黨團決議，未來市長蔣萬安只會替民眾黨「聯合造勢」站台，不會單獨站台，避免藍營議員被分票而遭遇落選的命運。這則燒燙燙的新聞也顯示，蔣萬安的損失規避並不限於市政問責，也延伸到選舉資源分配。身為尋求連任的市長，蔣萬安自然希望同時吸納國民黨與民眾黨支持者的選票；然而，對國民黨籍市議員而言，這種「藍白兩邊通吃」的策略確實可使蔣萬安獲得個人選票紅利，卻讓藍營議員承擔白營候選人分票的風險。尤其在市議員選舉的複數選區單記非讓渡投票制（SNTV）下，同陣營與相近陣營之間容易形成票源競爭。
這也說明，損失規避的為政風格一旦長期運作，不只會形成公共信任赤字，也會形成黨內信任赤字。蔣萬安力主倒閣的操作，正是同一邏輯的延伸。倒閣若進一步走向解散國會與立委改選，真正需要重新投入直選戰場的並非蔣萬安，而是現任立委與地方組織。蔣萬安作為台北市長，不必親自承擔立委重選的實質支出與落選風險，卻可以藉由倒閣議題拉高全國政治能見度，利用首都市長光環在各地輔選，進一步塑造自己作為藍營全國政治明星的形象。對蔣而言，倒閣可以把焦點從台北市政轉向中央政治，迴避沈伯洋在市政議題上的步步進逼；但對立委而言，這可能意味著在大罷免之後，短期內再次面對選民、再次投入金錢與組織資源並在兩年半內第三次承擔選舉風險。換言之，市政上是責任外部化，選舉上是風險外部化，倒閣則是把這兩者推到全國政治層次。蔣萬安企圖將「倒閣」拉高自己的政治聲望，卻把重選成本外部化給立委與地方基層。這種「死道友不死貧道」的自私自利，正構成損失規避策略的另一面：為了避免自己在地方治理問責中失分，寧可推動一場由同黨的「他人」承擔主要成本的高風險政治賭局。
三槍齊發，蔣萬安的黨內信任開始鬆動
從政治人格的角度出發，蔣萬安的「問A答B」並非單純的媒體應對技巧，而是一種值得警惕的反民主政治人格展現。回顧國民黨近年的重要政治人物，像是曾經參選總統的朱立倫、韓國瑜與侯友宜，印象中幾乎不曾見過像蔣萬安這樣，把「答非所問」系統化為日常政治溝通模式。無論是單純地出於「自利」的目的還是別有居心，面對議員質詢毋須認真面對，將代表第四權的記者的提問瞬間轉化為可供剪輯的政治表演，換言之，蔣正試圖改編民主政體下責任政治的想像。
此刻，誰又能保證「敵在本能寺？」的疑問未在國民黨內浮現？戴錫欽議長在「索資佛地魔」事件開出了第一槍，藍白陣立委在「倒閣」議題上給蔣的冷屁股等同開了第二槍，前些日國民黨台北市議會黨團則是開出了第三槍。三槍齊發下，國民黨內部似乎也逐漸意識到，若不設下停損的紅線，蔣萬安的個人政治收益將可能建立在整個黨籍市議員、黨籍立委所要承擔的成本之上。當蔣萬安選擇親赴花蓮擁抱傅崐萁，他失去的將不只是中間選民的信任，也可能是國民黨內部對他的耐心。
現在，你看懂蔣萬安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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