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拘留所到編輯室：新聞風險內部化的制度考驗
談到新聞自由，我們往往會把注意力投向最清楚、也最令人不安的場景：威權國家、街頭抗爭、記者被拘留或驅逐。這些畫面具象而直接，也構成了新聞自由敘事中最熟悉的一部分。然而，近兩週發生的兩起事件——美國 CBS News 內部因編輯決策引發的爭議，以及委內瑞拉媒體工作者在政治動盪中遭拘留——卻提醒我們，新聞自由所面臨的真正挑戰，正在悄悄改變位置。
美國 CBS News 近來引發爭議的編輯自主問題，已由多家國際媒體揭露。根據英國衛報《The Guardian》與美國媒體產業評論指出，新任高層管理方向介入新聞選題與節目配置，引發內部對政治化與編輯獨立性的質疑（The Guardian, Jan. 2026）[1]。爭議焦點並不在於是否違法，而在於新聞判斷是否被重新納入品牌與政治風險的計算之中。這類案例之所以值得關注，正因為它們並未觸及傳統新聞自由的紅線，卻足以在制度內部改變新聞的可見性與優先順序。
至於委內瑞拉，國際通訊社與新聞自由組織在近兩週內證實，多名多國本地與外國媒體工作者在採訪政治事件時遭到短期拘留或驅逐（中央社、國際新聞自由組織通報，Jan. 2026）[2]。值得注意的是，相關事件發生在外國勢力高度介入的過渡治理背景下，使得責任歸屬更加模糊——拘留行為往往無法清楚對應到單一主權政府或明確決策鏈。
根據近兩週多家國際媒體與新聞自由組織的描述，「美國接管／突襲帶走馬杜羅」之後，委內瑞拉新聞工作者的處境沒有變得更安全，反而更不確定：路透引述委內瑞拉全國記者工會（SNTP）表示，至少 14 名媒體工作者在加拉加斯採訪政治相關集會與立法機關就職活動時遭到拘留（之後多數獲釋，但有外籍記者被遣返），顯示執法對採訪現場的壓力仍在。[3]
同時，《衛報》在現場報導中提到，親政府武裝團體（colectivos）上街設置臨檢、查手機內容，並在緊急命令下針對被認為「支持美國行動」者採取拘捕，使民眾與記者面臨更高的任意風險、資訊留存也更敏感。[4]
在此脈絡下，CPJ 等多個公民社會與新聞自由團體已公開呼籲過渡情勢中的委國當局必須保障表意與新聞自由，並警告當地記者擔憂新的法律工具可能被用來壓制批判報導；RSF 的即時監測頁面也仍顯示「被拘留記者」的數字，凸顯壓力並未因局勢變動而解除。[5]
這種情境凸顯了一個新的風險型態：新聞自由並未因「民主介入」而自動獲得保障，反而可能在權力分散的過程中失去清楚的保護對象。
以上兩個案例凸顯了，問題已不再只是「誰敢不敢報」，而是新聞風險是如何被重新分配、被模糊化，甚至被制度性轉嫁的。
風險仍在，但壓迫不再單一
在委內瑞拉，新聞風險依然是赤裸的。即便在外國勢力高度介入治理與安全結構之後，記者仍可能因拍攝、提問或記錄政治現場而遭拘留、驅逐，或被貼上政治標籤。差別只在於，這種風險不再總是來自單一、可清楚指認的主權政府，而是發生在一個權力高度混雜、責任難以歸屬的治理過程中。
這一點尤其值得警惕。當壓迫新聞的行為不再由明確的威權政權承擔，而是分散在過渡政府、地方執法單位、安全部門與外部顧問體系之間，每一個節點都可以否認直接責任，卻沒有人真正為新聞自由提供保證。對記者而言，風險沒有消失，只是變得更難申訴、更難對抗。
民主介入，並不自動等於新聞自由
這也迫使我們修正一個過於簡化的想像：認為民主國家的介入，必然會帶來新聞自由的改善。
當治理被外包、權力被技術化，新聞自由反而可能陷入一種「去責任化」狀態——壓迫仍在，但沒有人承認自己是壓迫者。這樣的情境，並不只存在於動盪國家。
當新聞風險進入編輯室
在 CBS News 的案例中，沒有警察、沒有拘留所，卻同樣浮現新聞風險的轉移。節目被抽換、選題被否決、編輯方向被質疑政治傾向，這些行為在形式上都屬於合法的管理與編輯判斷，卻在實質上改變了新聞的可見性。
這是一種現代媒體特有的風險型態：不是因為報導「不能做」，而是因為它「不值得冒內部成本的風險」。
當媒體組織愈來愈重視品牌控管、政治風險與市場反應，新聞的公共性便容易被重新排序。久而久之，新聞室內會形成一種無須明說的默契：哪些議題「麻煩」、哪些報導「不划算」。自我審查不必來自命令，而會自然發生。
風險的共通點：責任被轉嫁
把這兩起事件放在一起看，重點不在於比較哪一方「比較自由」、哪一方「比較悲慘」，而在於看清一個共同趨勢：新聞風險正在被結構性地轉嫁。
在威權或動盪國家，風險轉嫁給前線記者；
在民主媒體組織，風險轉嫁給最沒有決策權的編採人員；
而最終，真正承擔後果的，往往是觀眾——因為他們所接收的世界，已在多重風險計算中被提前過濾。
台灣媒體的對照：當風險以「流程」之名出現
如果說委內瑞拉的新聞風險發生在街頭與拘留所，美國主流媒體的風險出現在編輯室，那麼在台灣，新聞風險往往呈現為另一種更熟悉、也更難指認的形式——它隱身在流程裡，而不是命令中。
在多數台灣新聞室，極少有人會明確要求「這條不能報」。取而代之的，是一整套看似中性的判斷語言：「證據不夠完整」、「現在報時機不對」、「怕引發不必要爭議」、「對平台不友善」、「主管機關可能會有意見」。這些理由本身未必不合理，但當它們反覆、選擇性地作用在特定議題上，新聞風險便悄悄完成了轉嫁。
在這樣的結構中，沒有單一壓迫者，也沒有清楚的責任歸屬。編輯可以說自己是在把關，主管可以說是在風險控管，經營層可以說是在保護組織，而真正承擔後果的，往往是第一線記者與觀眾——前者學會自我節制，後者則逐漸接收到一個被「預先降溫」過的公共現實。
這正是「新聞風險去責任化」在台灣最典型的樣貌：新聞不是被禁止，而是被消磨；不是被刪除，而是被延後、被縮小、被轉述。這也是新聞傳播理論中所謂的「新聞室的社會控制」[6]。
新聞自由的戰場，已經換了位置
新聞自由沒有消失，但它的戰場正在移動。
它不再只存在於邊境、街頭或拘留所，也存在於會議室、節目表與風險評估簡報中。
當我們只對明顯的威權壓迫感到憤怒，卻對民主體制內的風險管理習以為常，新聞自由就會在我們自認安全的地方，一點一滴地被消耗。
真正需要警惕的，不只是誰被抓走了，而是誰開始覺得，有些新聞不值得再承擔風險。
[1] 《The Guardian》報導：Bari Weiss 擔任 CBS News 主編後引發內部矛盾與編輯自主性討論
https://www.theguardian.com/media/2026/jan/05/bari-weiss-cbs-news
[2]中央社報導：馬杜洛被捕後政局震盪 委內瑞拉媒體工作者遭拘留 https://www.cna.com.tw/news/aopl/202601060141.aspx
Reuters 報導：委內瑞拉至少 14 名媒體工作者在政治事件報導現場被拘留
[4]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6/jan/07/caracas-venezuela-paramilitary-groups
[6] 「新聞室的社會控制」指的是：新聞並非單靠外在審查或政治壓力被規範，而是透過組織文化、專業常規、升遷制度與同儕期待，在新聞室內部被日常化地篩選、修正與自我約束。 有興趣的讀者也可以參考翁秀琪（1992）。《大眾傳播理論與實證》，台北：三民。特別是第八章〈傳播者研究〉的第四節「新聞室的社會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