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佑宗專欄：台灣人民為什麼能容忍政治菁英破壞民主憲政的行為

民主社會最弔詭的一幕，往往不是「政治菁英想擴權」，而是「相當多的公民願意替擴權找理由」。台灣近年政治菁英的惡鬥，無論是國民黨與民眾黨在國會中主導法案審查、預算審查，或是民進黨使用大罷免、不副署與大法官釋憲做政治攻防等，都讓人不免要問：為什麼台灣人民明知民主憲政需要政治菁英「程序自制」與「權力節制」，仍能容忍政治菁英不斷把制度推向極限，甚至踩線或越線？

要切入這個問題，Somer與McCoy兩人（2025）最新的研究，可以提供我們部份的解答。他們針對世界各國「情感極化」（affective polarization）與「民主倒退」（democratic backlash）」的研究提醒我們：民主倒退不只發生在「有人想當獨裁者」時，更常發生在「選民把對方視為威脅」時。當政治競爭被認為是零和、道德化、生死存亡的戰爭，民主規範就會被重新定義成「可有可無的奢侈品」。

Somer and McCoy兩人認為情感極化會引發一系列對民主不利的心理機制，包括動機性推理的加劇、對陰謀論的接受度提高、對外團體的不信任、以及對內團體偏誤性的寬容，並進一步合理化對程序違規與制度侵蝕的行為。在此情境下，政治認同被壓縮為相互排斥的「超級認同」（mega-identities），阻止對方執政往往被視為高於民主程序本身的正當目標。

台灣政治中的情感極化，並非源自傳統左右或政策分歧，而是與國家認同、國家主權、安全威脅等議題高度交織，使政治認同更容易被整合為「超級認同」。此一結構使台灣在比較上可與美國、部分東歐民主國家，以及面臨外部威脅的新興民主政體進行理論對話，檢驗在不同制度與地緣政治條件下，情感極化是否同樣削弱交叉分歧、強化零和思維，並降低公民對民主程序的規範性承諾。

台灣的政黨競爭已經從「政見不同」，到「你我不是同一種人」的階段。情感極化的核心不是意識形態差距，而是對「對方陣營支持者」的厭惡、恐懼與不信任程度。當這種情感成為政治認同的主軸，制度討論會被吞沒於人際與群體情緒，對方不再是「可以輪替的競爭者」，而是「不配執政、甚至不該存在於共同體中的敵人」。在這種氛圍下，程序正當性會被工具化。本來，程序是限制權力的護欄。但在高度情感極化裡，程序會被視為「阻礙我們自救」的障礙物。只要能阻止「危險的他們」上台（或繼續執政），臨時性、例外性、灰色地帶就變得可接受。Somer與McCoy指出，情感極化與民主倒退之所以相互勾連，關鍵在於它改變了人們衡量政治手段的標準。從「是否符合民主規範」變成「是否能讓我方贏、讓對方輸」。

司法、監察、媒體、獨立機關，本應是分權與問責的裝置。但在陣營對決的語言裡，它們很容易被貼上「誰的人」的標籤。於是，當我方受制衡，就被描述為「被政治迫害」；當對方受制衡，就被描述為「罪有應得」。久而久之，公民對制度的信任不再源自制度本身，而是源自「制度是否站在我方」。

我們要特別注意的是，當菁英的「憲政硬鬥」被常態化，踩線變成日常，公民逐步麻木時，今天的離譜，明天就被更離譜的行為蓋過。McCoy與Somer在討論「惡性極化」（pernicious polarization）時指出，一旦政治被鎖進二元敵我邏輯，制度危機會變成自我強化的循環。每一方都相信自己必須更強硬，否則就會被消滅。很多人對民主的理解，停在「我有投票」與「政黨能輪替」的印象裡。但自由民主的精髓還包含：少數權利、權力受限、程序正義、尊重反對者的正當性。當公民把民主縮減為選舉技術，菁英就更容易以「民意授權」為名，侵蝕制衡與憲政界線。

情感極化讓台灣人民「看不見民主規範」，要談捍衛民主憲政就必須讓民主規範重新可見、可感、可被捍衛。民主倒退往往不是一夕之間，而是一點一滴把「不該做的事」變成「大家都在做」。Somer與McCoy提醒我們，情感極化會讓公民把民主規範視為可犧牲品，這正是民主最危險的時刻。不是有人喊著要推翻憲政，而是我們在掌聲與怒吼中，默許它被拆解。

今天，台灣民主憲政面臨的考驗是：我們能不能在「我方也可能犯錯」的前提下，把憲政規範當作不可交易的公共財。能不能在「我很討厭對方」的時候，也承認他也有權利在規則內競爭。當公民願意把這條底線拿來要求所有菁英，情感極化才不會繼續把我們推向民主倒退的道路。

※作者為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