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專欄：農民無產化對中共統治構成的風險

近些年，中國農村正在經歷一場深刻的變化：農民迅速失去土地作為「最後保障」，整體走向事實上的無產化。這不僅是經濟結構調整的結果，更在動搖中共長期維繫統治穩定的社會基礎。

長期以來，中國農民雖收入有限，但擁有一塊土地作為生存底線：即使進城務工失敗，至少可回鄉務農，避免徹底陷入危機。這種「半工半農」的模式，在很大程度上緩衝了經濟波動、失業衝擊與社會不滿，對中共而言是一種無需大量投入的穩定機制。但如今，這一模式正加速瓦解。根據國家統計局2024年數據，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23119元，其中工資性收入占比已達主要部分（農村居民人均工資性收入9799元，經營淨收入7845元），農業經營性收入比例持續萎縮。2024年全國農民工總量達2億9973萬人，比上年增加220萬人，越來越多農民家庭完全依賴城市務工維生。這意味著農民正從「有退路的邊緣勞動力」轉變為「無土地保障的產業無產者」。

這一變化對中共統治構成的風險，至少體現在三個層面。

第一，失去土地保障後，農民工對經濟波動的承受力急劇下降，社會不穩定風險大幅上升。土地是面對失業或危機的最後防線，如今這道防線正在消失。城鎮就業高度依賴宏觀經濟，而中國的宏觀經濟短期內無法擺脫下行趨勢，一旦出口下滑、房地產收縮或製造業外遷的問題更加嚴重，大規模失業將直接演變為生存危機。過去，中共可透過「回鄉務農」吸收衝擊；如今，失業壓力將直接積聚在城市底層，形成易於集體行動的不穩定群體。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24年農民工總量近3億人，其中外出農民工1億7871萬人，一旦經濟繼續探底，這一龐大群體的脆弱性將被放大。

第二，農村「空心化」正演變為系統性衰敗，削弱基層治理能力。隨著青壯年長期外出，農村主要剩老人與兒童，土地撂荒、低效流轉，公共生活萎縮，傳統互助網絡解體。村莊從有機社會淪為「人口容器」。 2024年末，全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67%，農村常住人口僅約4.65億人，青壯年外流加劇空心化，土地撂荒現象雖經治理但仍普遍存在於山區與偏遠地區。這對中共是最危險的信號：農村曾是其最堅固的政治基礎，如今卻成治理能力下降、不滿累積的灰色地帶。當老人失去照料、公共服務進一步收縮時，基層政權的不信任將逐步積累。

第三，無產化農民工的代際問題正製造長期不穩定因素。據相關數據，2020年留守兒童規模約6693萬人（其中農村留守兒童4177萬人），雖近年有所下降，但父母外流影響仍深遠，代際傳遞的不滿潛伏已久。這不僅是家庭倫理困境，更會產生結構性後果: 教育資源分割、城市融入障礙，使下一代起點劣勢明顯，難以實現階層上升，反而易形成制度疏離感。當一代人在工廠消耗青春，下一代仍被排除在城市公共體系外，不滿將從個人轉為集體認知，這是極權體制最忌憚的狀態。

從統治邏輯看，中共長期依賴一種隱形交換機制：你可以不富裕，但有退路；你可以不公平，但維持基本生存。而農民無產化的現象正系統性破壞這一基礎。更關鍵的是，這並非偶發政策失誤，而是長期制度選擇的必然：戶籍改革滯後、土地權利不完整、公共服務城市傾斜，使農民被迫「離地進城」卻無法真正入城為民。2024年城鎮化率雖達67%，但戶籍人口城鎮化率與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差距仍存，數億農民工未能充分市民化。他們既失去土地，又未獲得完整的城市居民的權益，成為制度夾縫中的龐大群體。

短期內，這一群體或被高強度勞動與生存壓力壓制；但從中長期來看，一個規模近3億，失去退路，對未來缺乏預期的無產化農民階層，勢必成為統治穩定中最不可控的變量。若趨勢持續而配套制度遲遲不跟上，問題將不止於農民日子難過，而是中共能否依賴原有社會結構與治理方式，維持低成本穩定。對於中共的統治基礎來說，這才是農民無產化背後真正的的統治危機。

※作者成長於80年代的北京，1987年考入北京大學後即從事學運，參與和組織了1989年民主運動，後為此兩次坐牢達6年多時間。1998年被流放到美國，得以進入哈佛大學10年，先後得到東亞系碩士和歷史系博士學位。現在擔任「對話中國」智庫所長。政治上的溫和堅定反對派，思想上的理想主義者，生活中的資深閱讀者。出版有政治評論和詩歌散文等書籍20餘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