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展開新一輪「打黑」 牽動地方權力重組

回收地方利益鏈 緩解財政危機

中國宣佈展開為期一年的新一輪「掃黑除惡」專項鬥爭。據新華社7月31日報導，中共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法委書記陳文清近日在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視頻會議上表示，要「按照黨中央、國務院部署，扎實開展為期一年的深化掃黑除惡專項鬥爭」。掃黑重點領域，包括打擊鄉霸、村霸、街霸、市霸、礦霸，整治黃賭毒黑、打擊「輿情敲詐」、深挖黑惡勢力保護傘等。

這些目標看似是治安治理，但如果放在中國政治運作的脈絡中觀察，就會發現一個更值得注意的現象：這是中共國家權力與利益格局在地方基層的重新調整。

中共在啟動這次打黑運動時，強調打擊「鄉霸」、「村霸」、「街霸」、「市霸」、「礦霸」，表面上是清除基層黑惡勢力，實際上也反映中央權力持續向城鄉基層延伸。改革開放後，毛澤東時代的「一條鞭」式垂直權力結構被改變，地方自主性變大。中國不少地方形成具有地方色彩的利益共同體。有的是依附礦產資源，有的是控制土地開發，有的壟斷市場經營，也有的掌握地方工程、物流或農村集體經濟。這些力量與地方公權力形成了政治、人際網絡與經濟利益共同體，甚至結合為有組織犯罪集團。在廈門遠華走私案中，賴昌星集團最大的保護傘就來自福建地方當局和宗族勢力。

在目前地方財政日益緊張、土地財政難以為繼的背景下，中共更加重視對基層資源與地方經濟利益的掌握。打擊各類「霸」勢力，本質上是要使原本掌握在地方政府手中的利益創造機制，重新納入北京直接掌控的管理體系中。從而重新整合地方資源、強化基層效忠服從中央的效果，加強對地方財政與行政權力的控制。

打擊「輿情敲詐」 控制民間維權

打擊「輿情敲詐」，是這次掃黑的重點內容之一。

中國現實環境中，網路輿論長期扮演了特殊的功能：不僅是資訊交流的平台，也是部分民眾尋求救濟、推動問題解決的重要渠道。由於傳統司法、行政申訴、媒體監督等管道的限制，民眾在遭遇侵權、糾紛或其他利益衝突時，往往選擇透過網路曝光、尋求輿論關注，藉助公共壓力促成問題解決。這在中國被稱為「輿論維權」或「網路維權」。

這次中共將「輿情敲詐」作為整治對象，使原本依靠公開曝光來尋求維權的民眾面臨更大風險，降低了社會對問題的揭露能力。打擊「輿情敲詐」，潛台詞是民眾利用互聯網來「敲詐」政府。

問題是，中國的民眾卑微到只想守住自己的利益，哪可能去敲詐官府？自古民不與官鬥，這是中華民族的光榮傳統。「輿情敲詐」的定性，反映出中國官方以極為負面的心態去看待民間自主形成的輿論力量。

打擊「保護傘」 洗牌地方人事

中共此次打黑，再次提出整治黃、賭、毒、黑及其「保護傘」，更是劍指尾大不掉、表面忠誠的地方基層權力結構。

中國歷次掃黑行動中，一個重要內容就是查處黑惡勢力背後的「保護傘」。所謂「保護傘」，大多涉及公安、司法、基層政府，甚至部分地方首長。現實中，黃、賭、毒等地下產業長期存在，往往不是單靠犯罪集團自己維持，而需要地方權力的默許、包庇，甚至利益交換。

每一次掃黑除惡都意味著地方政法系統、人事網絡和利益格局面臨新一輪整肅。當年重慶打黑，薄熙來打掉了原公安局長文強和前任市委書記的勢力，扶植了王立軍。從中共自身角度來說，掃黑有助於削弱地方形成的獨立利益集團，進一步強化中央層級對地方政法系統的掌握，而且還能獲取部分民意的認同。

從1983年中共展開「嚴打」（「嚴厲打擊違法犯罪」的簡稱）開始，細數中國運動式執法的歷史，可以發現每一次治安專項整治，最後都變成了地方權力重組的血雨腥風。而且固定不變的劇本，是先從打黑開始，進而掃蕩地方官場。2000年前後，遼寧審陽赫赫有名的黑幫頭目劉涌，在掃黑運動中被拘押。他的霸道遠播海外。但案件很快指向了遼寧省副省長慕綏新、審陽市副市長馬向東，二人作為黑惡勢力的「保護傘」而下台受審。這表面是打黑的深化，但實則是中共從十五大向十六大進行權力過渡的寫照。

中國當代官場有句話：忠誠不絕對，就是絕對不忠誠。在宣告打黑的前一天，中共政治局7月30日確定今年10月召開二十屆五中全會，並以「整黨」為主題。民間要掃黑，官場要整黨，這是非常猛烈的權力變動力道。很顯然，中共當局認為黨內、國內對北京的服從不夠，大有陽奉陰違的不忠誠和偽忠誠，所以要透過專項運動深入基層、整頓地方利益網絡、強化網路空間治理，同時重新調整地方政法系統的權力結構。臨近明年的中共黨代會，這是中共治理體系重塑的縮影，也勢必伴隨著案上一點墨、人間千里血的動盪。(編輯：程寬厚)

作者》石一同 時事評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