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座評論：習近平反腐為何必然撕裂權力共同體

（德國之聲中文網）張又俠、劉振立——一位軍委副主席，一位軍委聯合參謀部參謀長，被當局官宣被抓，仍讓輿論有驟然一擊之感。海外前幾天雖盛傳二人被控制，但參照何衛東的先例，外界並沒有預期會這麼快走到“公開點名”這一步。

首先是“政治問題”，“反腐”只是外衣

中共政治語言的要害，不在於說了什麼，而在於什麼時候說、對誰說。解放軍喉舌指控張、劉二人存在“五個嚴重”，尤其是“嚴重踐踏破壞軍委主席負責制”，幾乎和通常意義的貪腐沒有什麼直接關系，而是一種政治指控，與對前軍委副主席何衛東的指控如出一轍。倘若這種指控屬實，那說明抓捕此二人（還有何衛東等）首先是“政治問題”的處置；而把它歸入“反腐”，更像是為處置行動披上一件可被公開敘述的合法性外衣。換言之，在嚴格的政治—司法敘事中，只有以“腐敗”名義，才更容易讓“為什麼要動他”說得過去。

在中國的政治語境中，反腐確實成了一件無往而不勝的“利器”。然而，當把任何對官員的懲處都放在“反腐“這個框裡，就必然同腐敗成性的權力共同體本身產生尖銳沖突。這並非說那些被查處的官員沒有腐敗，而是指反腐被作為政治合法化的工具後，它在邏輯上必然要走到撕裂權力共同體這一步。

因為中共官場的腐敗是權力運行的副產品：許可、審批、土地、金融、項目、監管，幾乎無處不可變現。當權力高度集中且不受外部監督，資源高度行政化後，權力本身就天然具有變現沖動。習近平若以近乎“聖人式”的道德標准要求官員人人干淨，政治上或許無懈可擊，現實卻幾乎無法實現。無法實現，就只能不斷抓人來兌現這種“道德潔癖“，反腐於是不再只是治理腐敗，而會轉化為對權力共同體的持續重塑。時間一久，它必然撕裂習近平賴以統治的結構基礎。

習近平打破“政治局委員一般不動，紅二代高官一般不動”的底座

我曾提出習式反腐有三個“底座”式判斷——政治局委員一般不動，紅二代高官一般不動，退休政治局常委一般不動。它們不是制度承諾，卻像官場默認的“物理定律”，維持了五六年的穩定預期，這本來是維持權力共同體向心力和體制某種彈性的“籬笆牆“，但從去年開始，前兩個底座被打穿，幾乎等於告訴整個體系：原先那套“層級越高越安全、關系越近越保險”的經驗法則不再可靠，安全邊界被重新劃定在“風險評估”而不是“資歷護身符”上。過去那種“站隊正確就大體安全”的心理錨點，被拔掉了。

對習近平而言，抓捕軍隊的最高領導和核心角色，尤其考慮張還是他的“兒時玩伴”，兩家關系很早建立，這當然像極了一次“權威展示”：否定了反腐的“例外”，等於向全黨全軍宣告——我連最靠近的人都能動，誰還敢挑戰？但這種展示越強，對其政治權威的傷害也越深——它會在兩個方面極大沖擊習的權威：

一個方面是，反腐搞了這麼多年，最核心圈層的重臣仍然成串倒下，這會把“反腐成功”的敘事反向扭轉為“腐敗頑固”的證明。你可以說這是刮骨療毒，但體制內外都會生出更刺耳的理解：如果連你身邊最重要的人都腐敗成片，那要麼腐敗已成為權力共同體的常態，要麼你的控制並沒有宣傳中那麼有效。反腐越往上走，這種反噬越不可避免。

另一方面更致命，這些人恰恰是你挑選的，是你長期信任並委以重任的。反腐的鋒利在此刻會轉化為對習識人用人能力的拷問，既然你以“正確路線”和“自我革命”自居，為什麼最關鍵的位置總是選中腐敗的人？既然反腐是治理核心，為什麼你的用人鏈條反而成了腐敗鏈條的展示櫃？從而戳破官方對其“一貫正確”的塑造，並在官場心理層面投下一道陰影：不再相信“忠誠就安全”，而更相信“什麼時候需要切割、誰會被切割”。當官員開始這樣思考，組織的黏合劑就從信任變成恐懼，從合作變成防範。

恐懼一旦成為共同心理，權力結構就會發生微妙而深刻的變形：表面更整齊，內部更松散；表面更統一，實際更原子化。官場之所以能運轉，靠的從來不是人人廉潔，而是利益與資源的交換，以及對邊界的共同理解。前者讓體系有黏性，後者讓體系有預期。反腐若只是“打擊腐敗”，主要破壞的是利益交換；但當反腐動到政治局委員、動到紅二代、動到“兒時伙伴”，它破壞的就不只是利益，而是邊界本身。邊界一破，官僚行為就會集體轉入避險：能不拍板就不拍板，能不擔責就不擔責，能不出頭就不出頭。習能夠看到的，是更整齊的掌聲、更一致的口徑、更高亢的忠誠；而他看不到的，是決策鏈條的遲疑、執行環節的拖延、真實信息的消失，以及干部體系的集體“裝死”。

中國有句俗語，“水至清則無魚”，這是對千年官場規則的至理名言，用來解釋當今官場也非常恰當。這裡說的不是為腐敗開脫，而是揭示了一種結構性的悖論——在一個權力變現已成習慣的共同體裡，把“人人干淨”當成硬目標，只能導向兩條路：要麼永遠達不到，反腐淪為永恆運動；要麼為了達標，只能不斷抓人，以抓人維持達標的姿態。前者意味著反腐成為常態化政治動員，後者意味著反腐變成持續不斷的權力清洗。無論哪一種，都會讓干部群體形成更冷酷的認識：問題不再只是你是否做錯事，而是你是否會在某個時刻被需要做成“錯的人”。當“錯”越來越由政治需要決定，官場就會進入極端自保：真正能活得久的，往往不是最干淨的，而是最會躲的；不是最能干的，而是最會裝的；不是最講原則的，而是最擅長稀釋責任的。治理能力就在這種“集體避險”中被掏空：經濟下行時不敢改革，社會問題時不敢擔責，外部壓力時不敢拍板，軍隊建設時不敢創新。機器看似更穩，實則更遲鈍、更脆弱。這正是他發起大規模反腐的反面。

可能引發政治地震

習的致命問題還在於，他的反腐不是盲動，而是一種過度自信，他以為只要持續不斷地推進反腐，就可以把一支被腐敗污染的官僚隊伍改造成道德模範標兵，讓所有官員規規矩矩行權做事。毛澤東當年發動文革，目的之一是要改造人性，習的反腐某種意義上也是要改造人性，但是他高估了其權威，低估了人性。這是他的認識盲區。在此意義上，他有點像希臘神話中的西西弗斯，把石頭一次次推上山，石頭又一次次滾下來，周而復始，永遠做著徒勞的事——而他每一次用力，都會讓“反腐“這塊石頭在官場的恐懼與僵化中變得更重。

習抓捕張、劉的後果很可能會在二十一大的人事布局上集中顯形。大會不是簡單換屆，而是重畫權力結構的承重圖。兩個底座被打穿後，用人的第一標准勢必前移到“安全”，也即風險是否可管理，它包括官員的背景是否復雜，圈層是否獨立，資源是否過厚，家族是否可控，以及是否具備形成小共同體的能力。在這種“安全”邏輯面前，能力強、資源多、網絡廣的官員不再天然加分，反而更容易被視作風險；背景單薄、可替代性強、姿態穩定的官員更容易被認為安全。短期這會帶來體制更高的服從度，但中長期會造成兩個後果：其一，政策更保守、執行更機械；其二，權力更集中，但對真實情況的感知更差；權威更尖銳，卻也更孤立。

我傾向於認為，第三個底座——退休政治局常委一般不動——大概率仍會被保留。那是最後的“象征性穩定線”，一旦突破，代價將從“紀律—反腐”直接跳到“路線—合法性”，成本過高。也正因為這一底座大概率不破，才更凸顯前兩個底座破裂後的現實：真正的安全邊界已被重新劃在是否影響當下權力結構上——能影響，就危險；不能影響，就安全。反腐在這裡呈現出它最真實的政治屬性：它不只是對過去的清算，也是對當下風險的清除。

而在極端高壓環境下，甚至不排除出現更激烈的生存選擇，比如個別高官在外訪時預感凶險而選擇滯留不歸。是否會發生，取決於許多技術性約束，但只要這種可能性進入高層心理預期，就足以引發更強互疑與更嚴控制；而一旦真發生，其沖擊絕非“跑了一個人”，會觸發安全鏈條追責與連鎖震蕩，造成真正的政治地震。

真正的問題是“抓到這個層級之後，體系還能靠什麼運轉”

因此，抓捕張又俠這樣的“兒時伙伴”，並不能簡單寫成習近平“六親不認”的道德故事。它更像一種權力政治的自我吞噬：為了證明權威無可挑戰，必須否定過去維持結構穩定的安全墊；安全墊被否定後，權威短期看似更強，但合法性敘事與用人信用被削弱，權力共同體也被迫從“利益—預期”結構退化為“恐懼—控制”結構。

反腐走到今天，真正的問題已不再是“還能抓到誰”，而是“抓到這個層級之後，體系還能靠什麼運轉”。如果答案只能是更高強度的控制、更密集的切割、更漫長的人人自危，那麼二十一大不僅將決定習近平下一步的權力布局，也將決定這套高度緊繃的權力共同體還能維持多大的韌性。屆時他會發現，他需要更多“絕對安全”的人來填補更高權力的位置，可又越來越難找到既安全、又能干、還敢負責的人。故而，他面對的可能不再是誰會挑戰他，而是一個更麻煩的問題：機器還在，但誰敢替他把它繼續往前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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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聿文為政治評論員，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兼中國戰略分析雜志共同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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