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報導／當他們在法庭上失語 司法通譯的難解困境
外籍移工與跨國婚姻人口快速成長，語言不通的當事人，早已成為司法現場的常態。
然而，我國的司法通譯制度卻始終沒能跟上需求，從偵查到審判，翻譯人員缺席、或翻譯品質不一、或越俎代庖，導致影響判決結果的亂象，屢見不鮮。
當語言成為障礙，不善國語的當事人在法庭上不知不覺失去聲音，一場公平的審判便如緣木求魚。
表訂下午3點10分開庭，實際開庭約莫3點15分。所有人就位，卻遲遲未見通譯人員。法官忍不住開口：「怎麼會有通譯遲到？」
書記官連絡通譯人員，從通話內容聽來，通譯弄錯日期了，並稱馬上趕來，法官無奈點頭說最晚等到3點40分。最後1分鐘，通譯終於趕到法庭。
挨告知三當三 竟由元配朋友當翻譯
通譯，俗稱翻譯。這位通譯坐在越南籍移工Cherry的旁邊，替她翻譯。Cherry被指破壞家庭、知三當三，告她的是同樣來自越南、與台灣男性A先生結婚的B小姐，B小姐中文能力比Cherry好得多，可用中文表達。一審B小姐勝訴，Cherry上訴。
這天是二審開庭，法官問Cherry，與A先生發生性關係時，知不知道他已婚？這是今天的重點。
通譯將法官的話翻譯給Cherry，Cherry以越南文回答，通譯再翻成中文：「我跟A先生發生關係，是在我知道他有老婆之後。」
眾人錯愕，包括法官。怎會有人強調自己明知故犯？
然而，Cherry的上訴書明明白白寫著，起初不知A先生已婚，知道後再也沒與A先生來往。我們無法確認是翻譯錯誤，或Cherry太緊張而答錯，畢竟，開庭結束書記官將一份文件遞給Cherry時，只見她拿著文件的雙手頻頻發抖。
但，二審開庭有通譯已經算好了，一審開庭時，Cherry連通譯都沒有，幫忙翻譯的竟是B小姐的朋友。Cherry對我們說：「所以開庭時我不太敢講話，我怕她的朋友亂翻譯。」一審只開那一次庭即宣判，判決書寫著，Cherry明知A先生已婚，仍與他發生四、五次性關係…。我們將這句話唸給Cherry，她又驚又怒：「是二次。」可惜她不知道可要求勘驗法庭錄音，以釐清自己的話是否被B小姐的朋友誇大。
Cherry被判賠25萬元，這是她工作好幾年都未必能存到的數字，她月薪2萬9千多元，離婚的她要養兩個女兒，每月只給自己留5千元生活費。Cherry為了官司多次請假，為此還被工廠資遣，失業一陣子，3月底才找到新工作。
Cherry的中文能力有限，我們與她的二次訪談都由越南神父在旁翻譯。有時Cherry忍不住以中文回答，但很快我們就發現經常雞同鴨講。Cherry是天主教徒，得知自己被告後找阮高智神父求助，阮高智再找長年協助越南移工的阮文雄神父求助。
Cherry曾在台南工作兩年半，後來工廠解僱越南移工，沒宿舍可住的Cherry北上新竹投靠好友，並在新竹找工作，此時認識A先生，A先生熱烈追求，說可幫她找工作，甚至幫她租屋。那是2024年11月底。A先生替Cherry租屋後，Cherry找來同在台灣工作的弟弟、弟弟女友，三人共住那間套房。
Cherry說，當時不知道A先生已婚，「我想如果他還不錯，以後可以考慮跟他結婚。」兩人一起出去過幾次，起初弟弟、弟弟女友也同行，例如逛夜市。後來她與A先生發生過二次性關係。但短短二個月後，她發現A先生居然有老婆，那是2025年1月底，「我馬上請（人力）仲介幫我買機票，2月6日回越南。」弟弟及其女友也搬走。
半年後Cherry再次來台工作。許多衣物仍留在竹北那間套房，來不及帶走，一週後她回竹北取回，物品太多一次帶不走，9月6日她再次回去，這次全部取回。第一次時A先生拚命挽留，不肯分手，神父阮高智說：「第二次全部拿走了，A先生知道她以後再也不會跟他聯絡，就把她的包包、手機搶走，然後趕她出門。」Cherry坐在房門口不肯離去，想追回物品，對門鄰居夫妻聯繫房東，讓她住進一間旅館，隔天鄰居陪她至派出所報案。
警察有給妳報案三聯單嗎？她搖頭，似乎不知何謂報案三聯單，只說，大約一、二週後警察才通知她取回包包、手機。終於拿回手機，Cherry卻愣了，手機已被重置，過去與A先生的大部分對話，都被刪除。
幾乎死無對證。Cherry的話是真的嗎？這天，記者與Cherry同至竹北這間派出所，表示希望員警開報案證明之類。員警先是說，Cherry當時沒有報案，後來又揶揄：「她說她被詐騙，我們問她什麼東西被詐騙，她說感情被詐騙，那我們怎麼幫她？她就只有講這個。」Cherry解釋，報警時除了說包包與手機被A先生搶走，確實也對警察指責A先生明明有老婆還騙她。
員警否認她報案，卻意外證實Cherry確實被A先生所騙，而非後來被提告才謊稱不知A先生已婚。記者再自行聯繫Cherry的仲介求證，仲介則說，感情糾紛她難斷是非，只記得那天Cherry用同事的手機打電話給她，說手機被A先生搶走了，有報警。
收看不懂的信 經翻譯才知開庭通知
事件過後2個月，Cherry收到一封看不懂的信，透過翻譯才知是法院開庭通知單，她被A先生的老婆提吿。依《民法》184條，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195條也規定，不法侵害他人的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也可求償。儘管《刑法》已廢除通姦罪，配偶仍可依《民法》主張「配偶權」被侵害並求償。
一審，Cherry被判賠高達25萬元。然而她對司法程序毫無概念，直到二審開庭我們去旁聽，才知一審已宣判。
阮文雄請律師替Cherry寫上訴狀，澄清Cherry並非明知對方已婚。這類案件究竟「故意」或「過失」，牽繫著賠償金額，但一審時Cherry毫無機會辯解，也不知這是攻防重點之一。
不止如此，直到第二次訪談我們才知，Cherry早在剛認識A先生時，就主動問他是否已婚。Cherry說，A先生頻頻示好並要求加LINE，「我問他有沒有老婆，『如果有，我不要給你LINE，這樣麻煩。』他說：『放心，我沒有。』我給他LINE，他每天、每天都打電話給我。」A先生35歲，並不老，又追得勤，Cherry有點動心。
她以中文斷斷續續說：「他（每次）晚上打電話給我，他在外面，沒有在家裡，我懷疑他，我（又）問他，因為我害怕，『如果我是外人（第三者），如果你這樣（有老婆），我要回越南，不要找工作了。』他騙很多很多，問什麼，他都說『沒有啊』。」
Cherry說著忽然想起一事，某次兩人視訊，A先生特地將手機鏡頭轉向，拍攝周邊環境，Cherry一邊說，一邊示範A先生將手機轉了一圈讓她看仔細周遭環境，「他說，妳看看，我在家裡，一個人啊，沒有人。」A先生以此證明自己一個人住。
但，之後A先生打電話給她時仍多半在外面，Cherry很快再次疑心，去年2025年1月底，Cherry忍不住再問A先生到底有沒有老婆。這次，A先生終於承認，「他說：『我有老婆了，我們準備離婚了，因為我們沒有愛。』」
她怒極，2月6日就回越南。如此果決，我們後來才知道，原來她離婚正因為先生外遇，「他在台灣工作8年，交女朋友！沒回來。」半年後8月17日，Cherry才再度來台工作，在新北汐止一間工廠，住在宿舍，與另一名越南同事同住一間房，僅二次回竹北取回物品。元配B小姐卻說，Cherry回台後8月17日至9月6日期間，仍與A先生「交往且同居」在小套房，一審法官也判定B小姐說法屬實。
若是如此，等於Cherry那三週每天搭火車從竹北往返汐止，二個火車站都是區間車，加上摩托車往返車站，單趟至少兩小時，她每天來回要四、五個小時。
而若是Cherry的說法屬實，那三週沒再與A先生交往，那麼依法她並非「故意」，而是「過失」。甚至，從認識到交往短短兩個月內，她一再主動詢問A先生是否已婚，是A先生蓄意欺騙，法律上Cherry可主張已「善盡注意義務」，連「過失」都未必有。無奈這些她全不懂。
逛街被指偷竊 以為認罪沒事卻遭判
Cherry沒律師，一審時連翻譯都沒有，由元配B小姐的朋友替Cherry翻譯，這樣的司法程序真的沒問題嗎？
《法院使用通譯作業規定》第7條明白寫著：「當事人或關係人如自備傳譯人員，法院為選任前，應主動瞭解該傳譯人員之身分、傳譯能力及其與受訊問人之關係。」以避免通譯立場偏頗，未如實翻譯。無奈一審開庭無人質疑B小姐的朋友有利害衝突之嫌。
神父阮文雄早在2017年司改國是會議，就針對「司法通譯」提出多項建議。他說，如今刑事案件都有通譯了，但民事案件就他的經驗仍然沒有通譯。Cherry的案子直到二審，法院才在阮文雄的要求下找來通譯，費用還得由Cherry負擔。
通譯的爭議不只在法院審判時，更多是出現在刑事案件的偵查階段。例如菲律賓移工Bersabe Rechilda Consorte，她曾在台北某國大使館擔任幫傭，2020年5月，她至北市一間服飾店逛街，服飾店在大馬路上，有兩間相臨、但內部不相通的A、B店面，移工逛完A店面，走到戶外騎樓想繼續逛Ｂ店面，她站在騎樓上，翻看B店面最靠近騎樓的貨架上衣物，服飾店並無玻璃阻隔，站在騎樓便可挑衣服。
此時老闆娘走過來，看到移工拿著手提袋，問移工：「妳去逛街買東西嗎？」移工以手指著另一方向：「在那邊。」老闆娘卻發現移工的手提袋內露出疑似自家商品的衣褲，手提袋沒拉鍊，她一翻，裡頭放了二件上衣、二件長褲，其中二件衣褲還連著衣架，確是自家的。老闆娘指移工偷竊，移工急忙拿出皮夾付款並澄清：「沒有啊，我有錢，我跟妳買。」店家報警，移工被判拘役10天。
以上是判決書的說法。替移工義務辯護的律師林煜騰卻說，店內沒有購物籃，因此移工將想買的衣服先掛在手上，至於後來有沒有將衣褲放到手提袋？移工在法庭上說，真的忘記了，不確定。但檢警偵訊時，移工皆承認有。
林煜騰問移工，當時為何認罪（confess）？移工答：「檢察官跟我說，我這樣做，案子就會結束了。」原來，檢察官告訴移工，只要confess（坦承、認罪），「They will help you to finish your case。」移工便以為承認就沒事。沒人告訴移工，一旦confess，就會被起訴。
移工有沒有把衣褲放進手提袋？至今是謎，律師主張沒有，店家稱有。真相不明，但林煜騰分析，移工如果真是偷竊，「她怎麼不拿了就趕快離開，還站在騎樓繼續挑衣服？」
此外，偵訊時通譯人員用英文與移工溝通，「不是每個菲律賓人的英文都很好，她的慣用語是菲律賓語，後來法院開庭，找的通譯是說菲律賓語。」另一問題是，檢警找來的通譯人員是外事警察，並非客觀第三方，同樣有著中立性的疑慮。
但即使警察都私下替那位移工講話。林煜騰說，後來勘驗偵訊錄音，他才發現有一段對話沒記在筆錄，「有個警察說，他沒有想幫移工辯護，但偷東西的人一般不會特別去記價格，可是移工對於那幾件衣服一共多少錢記得很清楚，說3千多元。警察還分析，如果今天一個女生拿著衣架上這些衣服，要再去挑其他東西，會不會不方便（因此暫放手提袋）？另一個警察就說，那筆錄要更改嗎？但最後他們說，就交給法官處理吧。」
缺乏其他證據 仍判竊盜留永久汙名
林煜騰說，移工幫傭的大使館十分關心此事，「他們覺得台灣的法律怎麼會這樣，一審時大使還派祕書出庭作證，二審我們聲請傳喚大使本人，大使願意出庭證明那位移工的品性很好，不會偷竊，並證明移工的中文、英文能力都沒有好到可以理解複雜的法律概念。但法院覺得沒必要，駁回聲請。」
林煜騰說，案發現場無監視畫面，全案從頭到尾都沒有其他證據，僅憑老闆娘一面之詞。「最高法院有講過，不能用被害人的陳述作為唯一證據。」法院另有引用服飾店老闆的證詞，但，老闆根本沒有親眼看到，全是聽老闆娘轉述的二手訊息。
林煜騰說，他認為整件案子是店家對外籍移工的刻板印象，加上語言不通產生誤會，「店家歧視外勞，先入為主認為她偷東西。」移工解釋衣褲「在那邊」，應是指在A店面拿的，老闆娘卻解讀為移工謊稱在別家店買的。
無奈二審依舊無法翻案，「但讓移工緩刑，這比較少見，通常緩刑的前提是認罪、和解，移工在法庭上並沒有認罪，也沒有跟店家和解。」這表示法官也覺得怪怪的？「所以乾脆判她緩刑吧。」但怪怪的不就應該判無罪？「對，但他們就判緩刑，折衷處理。」偷竊是輕罪，無法上訴三審，「折衷」的結果即便緩刑，依然竊盜罪定讞，一個永久汙名。
語言從來不只是語言，更放射出階級、權力。司法通譯的困境並非台灣獨有，已故波蘭導演奇士勞斯基的名作《白色情迷》，正是探討司法通譯的經典作，電影中，法國女主角高傲站在法庭，口持優雅法語，來自波蘭的丈夫卻神色惶恐，他聽不懂法文，更不會講，兩人離婚官司在法國開庭，法官像神公平審判，神卻只懂法文， 法庭也只講法文。富國與窮國、強勢語言與弱勢語言的對比，一覽無遺。
不認運毒指控 通譯竟然幫他認罪了
通譯引發的爭議不乏更嚴重者，曾任外事警察的台灣司法通譯協會創辦人陳允萍告訴我們，南部就有一件案子。
印尼移工布飛（化名）被控替朋友運毒，布飛說，2023年12月起，曾替一個同鄉送貨共3、4次，但不知道裡面是安非他命。販毒同鄉卻堅稱布飛一定知情。布飛一審被判5年，二審由義務律師賴盈志接手。
賴盈志去看守所見布飛，「他一直哭。」賴盈志覺得不對勁，又問布飛知不知道自己一審被判5年多？「他說他看不懂中文判決書，也沒有印尼文的判決書給他。」賴盈志看卷宗，發現檢察官的偵訊筆錄有一處異樣，「布飛在警察偵訊時沒認罪，檢察官偵訊剛開始也沒認罪，但在筆錄的最後，他忽然就認罪了。我在新北地檢署當過緝毒組的書記官，一看覺得不太對勁。」二審開庭時，賴盈志請法官當庭勘驗偵訊錄音，「我說就聽那一句話就好，布飛認罪那一句。」
法庭上，印尼語通譯協助翻譯檢方的偵訊錄音，結果，筆錄上那一句話，實際時間長達3分鐘。檢察官問：「你到底知不知道？你承認的話，是你知道裡面是毒品。」檢方找來的通譯以印尼文對布飛說：「三號那天那個是有毒品的，你知道嗎？」布飛答：「我不知道，我沒有使用過，我不知道。」通譯以印尼文說：「你就承認吧。」接著通譯以中文對檢察官說：「他知道。」
檢察官大驚：「蛤，他知道？」通譯說：「他知道，他不可能不知道。」檢察官不放心：「真的嗎，你再幫我確認一下…那幾次他都知道裡面是裝毒品嗎（以下略）？你知道○○要賣毒品，你是去幫他送，這個你知道嗎？」通譯對布飛說：「那你知道你幫他送裡面是什麼非法東西？」布飛答：「我什麼都不知道。」通譯轉頭以中文對檢察官說：「知道。」
實況太驚人，通譯造假。通譯在法庭上屬證人，若偽譯，觸犯「偽證罪」。不過賴盈志分析，那位通譯未必有惡意，「通譯可能把自己當成律師了，覺得叫布飛認罪，對他比較有利，畢竟運送毒品是10年起跳，只要偵查中認罪，刑期減半。」賴盈志又說，他也曾提醒布飛，被判5年是因為認罪，若現在翻供不認罪，會變回10年。布飛聽了依舊不願認罪。
案子後來轉給另一位義務律師陳昭成，陳昭成問布飛，為何一審時在法庭上也不否認？「布飛說，他以為雖然自己不知道包裹裡是安非他命，但只要裡面是毒品，他就有罪。他不懂法律，誤認了這件事的法律效果。」
二審法官改判布飛無罪。陳昭成說，幸好布飛遇到一個好法官，願意勘驗偵訊錄音，並非每個法官都如此。但檢方上訴，案子目前仍未定讞，因此我們以化名方式報導，真相如何仍未知，可確定的是司法通譯若不謹守專業分際，可能釀成重大冤案。
國台語交雜講 被法官認定說辭不一
語言釀成的冤案不只發生在移工，也發生在本國人。著名冤案「后豐大橋案」纏訟二十多年，除了因為毫無證據、僅憑一位日後翻供的目擊者之詞，多多少少也與被告慣說台語有關。
被告王淇政的律師邱顯智說，王淇政「再審」後終於改判無罪，准許再審的法官後來在某次研討會中分析，先前的法官們之所以不相信王淇政，可能因為他供詞不一。邱顯智說：「那些法官認為女友在你面前摔下去，你親眼看到，這輩子都不會忘，只會有一種版本，為什麼會講得前後不一？」
邱顯智解釋，說詞不一，只因王淇政不善國語，「他講國語就是災難，會讓人家覺得你是不是隱瞞什麼，因為講得非常不順。」
2002年冬日一個夜半，王淇政與友人洪世緯在夜市吃飯，女友突然打電話要他馬上到后豐大橋，洪世緯開車送王淇政到后豐大橋。男女朋友吵架談分手，洪世緯說輪胎沒氣，要去加油站打氣，開車離開。15鐘後洪世緯返回現場，卻發現王淇政趴在橋上護欄往下看，說女友掉下去了，趕快叫救護車。女生送醫後仍不治。
檢察官認為死者是自殺，王淇政、洪世緯不起訴，但一年後，當晚遠方的目擊證人忽然改口，說那時看到橋上有二人將死者丟下橋。案發之初，目擊證人原本的說法是，只看到有個黑影從橋上掉下來。
王淇政、洪世緯各被判刑15年、12年多。但，毫無證據，只有一位目擊證人，且是案發1年後才改口，為何法官們不相信王淇政？
王淇政目前仍住后豐大橋附近，採訪時我們以國語發問，他總是一開始以國語回答，講沒幾句覺得卡卡的，不知不覺切換成台語，後來再努力換回國語，如此一路不斷卡住、切換。他說，現在國語說得比從前好多了，「吃過虧，後來進去監獄時，我請同房的人都跟我講國語，不要跟我講台語。」
案發那天，王淇政趕到后豐大橋，女友提分手，情緒激動，他勸她冷靜，先回家再說。女友也是開車到現場，王淇政說車子他來開，女友挪身到副駕駛座，王淇政才坐上駕駛座，右方忽然一陣風，他往右看，副駕車門打開了，女友正跨坐在橋上護欄，接著馬上掉下去。
王媽媽補充，案發後救護車將女方送醫，王淇政陪同，她趕赴醫院時，女方已宣告不治，兒子因為情緒太激動，在急診室被保全綁起來，「我叫護士趕快幫他打鎮定劑，他才平靜下來。」王淇政則說，那一段自己毫無記憶。
王淇政只記得女友跌落的畫面，他以台語解釋，當年對法官說女友「摔落去」，有時說「跌下去」或「落下去」，「台語這三個詞都是同樣的意思。」有時他以國語回答，「從頭到尾我要表達的都是同一個意思，但因為我們不會講國語，說出來之後就變成…法官說我說辭不一，我也不知道怎麼解釋啊。」
判決書寫到，王淇政也曾說是「跳下去」。律師邱顯智推測，有可能王淇政台語轉國語時不會形容，用錯動詞，或書記官記筆錄時誤翻。記者聽過王淇政的國語發音後認為還有一種可能，王淇政是說「掉下去」，卻被聽成「跳下去」。
不只口語困難，聽力是另一問題，王淇政形容開庭時跟法官「對不上」，「以前我真的國語很不會講，法官問話的時候，換我講（回答），他說的意思是什麼，我要猶豫一下，因為法官說的是法律上的一些專有名詞，我也不知道他在說什麼，所以他要我緊緊（快點）回答，我也實在是…我還在想到底他剛剛說的是什麼意思。以前我都講台語，陣頭沒有在講國語的。」
說詞反覆，回答又慢，王淇政被法官認為在說謊，真相是女友提分手，王淇政不甘，怒而與洪世緯聯手推女友下橋。
台語轉成文字 過程又是另一道風險
我們採訪的地點在他的老家，他出獄、結婚生子後搬到豐原，母親仍住這裡，這天母親切了滿滿的水果招待我們，客廳後方及隔壁宮廟都放有許多醒獅布偶裝，這裡不只是住家，也是醒獅團「中台灣振興團」的陣地。王淇政自小對打鼓、陣頭有興趣，才13歲就自己創立中台灣振興團，擅長跳高難度的梅花樁。他對我們回憶，當時「九天民俗技藝團」還沒邁向國際，「那時候我的夢想就是這一塊，把醒獅團弄成一個學院，邁向國際。」案發時，他的團員光是住在隔壁鐵皮屋的，就多達四十幾位。
所以案發前你一直在做陣頭嗎？他說對。是否法官對這個行業有偏見？王媽媽一聽搶答：「一定有！一定有！」
律師邱顯智也對我們說：「卷宗裡有一張照片，我一看就知道慘了，他是脫衣服讓警察拍照，身上有刺青。他跳陣頭是非常出色的，入獄前苗栗的國小就邀他教學生打鼓。」
為了申冤，王媽媽曾向監委下跪，「我姊的床上都是我的卷宗，只要聽到哪裡可以陳情，她就抱著卷宗去，差點得憂鬱症。」終於，監委、司改會、冤獄平反協會開始關注此案，連後來擔任大法官的律師黃虹霞也替兩人辯護，她半夜至后豐大橋現場探勘，以確認目擊證人在同樣的時間、地點，是否能看得如此清楚，結論是無法。也有專家以力學推測，若女子是被推落橋下，墜下的位置不會是那個地點。全案直到去年，終於無罪定讞。
目前王淇政接手經營朋友的燒烤店，振興團仍在，我們問他怎麼不繼續做陣頭、圓夢？他微微感傷說：「體力不夠了，出團是體力活。」振興團交由同樣有興趣的姪子打理。
當年女友為何墜橋？他不認為女友真的想自殺，可能只是想嚇他，不料意外墜橋。他不怨女友爸媽指他是凶手，只覺得對友人洪世緯十分抱歉，「我跟我女朋友還有一段情，他只是載我去，就被判12年多。」
王媽媽記得開庭時法官有問是否通國語，「我想說我們讀書有學，他講我們也是聽得懂，但不知道要用國語回答，會這麼吃力。」王淇政卻沒有批評法官，「不能怪法官，是我們自己不會講國語的缺失。」他又聊到，記憶中二審的法官甚至幾乎聽不懂台語，但即使如此，他也沒想過可以要求請通譯。
台語轉成中文的文字紀錄，是另一道風險。王淇政說，開庭結束時，「開庭的時候有打字（筆錄）嘛，最後讓你簽名，可是碰到官司煩得要死，誰會再一個字一個字去看，趕快走就好了。」所以你沒仔細看筆錄？「沒有，我心情很亂，不會一個字一個字看，我也沒想過字會跟我們講的不一樣，不知道會變得那麼嚴重，一字之差的嚴重性。說真的，也是我自己的問題。」
王淇政的狀況，法院通常稱「略通國語」，別說當年，至今法院對這類「略通國語」者仍不時認為沒必要請通譯，尤其在Cherry被控侵害配偶權、或其他金錢糾紛的民事案件上。只是，民事訴訟法也規定「如不通中華民國語言，法院應用通譯」，都寫了「應」，為何法院可以不遵守？
原民遭控買票 略通國語反倒更吃虧
法律扶助基金會法務處主任朱芳君替我們解惑，「前提是『不通曉國語』，通不通曉是法院來判斷啊。」因此這類「略通國語」者，有時反倒在法庭上更吃虧。
朱芳君舉例：「就像要我們講英文，如果人家用中文問昨天去哪裡，你可以講昨天去信義區逛哪一家百貨、看了哪些櫥窗啊幹嘛幹嘛，但如果換成英文，你可能只會說去shopping，不會講那麼多細節，但有時候這些細節在訴訟上就是很重要。」她補充，如果當事人積極要求通譯，「我相信大部分法院比較不會拒絕。」只是，當事人未必懂得要求，例如Cherry的案子一審時。
更深層的因素還包括社會文化，語言不只是語言，更是階級。例如王淇政，法官曾問他是否通國語，他點頭。朱芳君分析，「有的人不好意思承認自己不太會說國語，怕被認為書念得少，被歧視，這是社會氛圍塑造出來的。」當弱勢語言碰上強勢語言，王淇政甚至一再自我檢討，自行以「自我缺失」，定義這場顯然是制度缺失的審判。
類似困境也發生在原住民族群。原住民通譯的另一困境是語言凋零，原住民族語言種類多，朱芳君說：「原民的通譯不是很好找，年輕一代不是很會說母語。」
冤獄平反協會理事長羅秉成就提到，協會救援中的案件之一，是一樁原住民被控選舉買票案，也涉及語言問題。
2014年的鄉鎮市民代表選舉，花蓮原住民李秀花被控幫候選人朱必定買票，拿2千元請小姑夫妻支持朱必定，證據是小姑夫妻的證詞。李秀花被判刑3年多。
然而，小姑夫妻是太魯閣族，慣說族語，警方訊問時卻沒有請翻譯，夫妻只能以國語回答。後來監察委員王美玉勘驗偵訊錄音，發現偵訊時夫妻倆用太魯閣語交談的內容，與用國語回答的內容並不一致。冤獄平反協會執行長羅士翔解釋，小姑夫妻向警察承認有收到二千元，致李秀花被判有罪。然而夫妻以太魯閣語交談時，小姑卻說：「我沒有拿，好像我有拿一樣。」「神知道我沒有拿。」
小姑夫妻為何稱自己收賄？羅士翔說，也許是害怕司法程序，當下只想趕快認罪、緩起訴。他又說，朱必定後來坦承買票，因此判兩年但可緩刑，「全案只有李秀花判最重，因為她不認罪。可是連朱必定都說他沒有請李秀花買票，只有請她幫忙拜票。」李秀花在花蓮監獄服刑近兩年，假釋後至今一直喊冤。
政府預算太少 通譯酬勞不高人難找
羅秉成曾任行政院政務委員，十分關心司法通譯議題，他拿出手邊資料指出，以2020年為例，法院審理「涉外」案件中，民事案件已達1萬5千多件，且逐年迅速增加，至2024年已達2萬7千多件，「案件量非常驚人。」刑案較少，但同樣成長迅速，2020年為3787件，至2024年已增至8281件。
我國目前並無統一聘用司法通譯的機關，警局、地檢署、法院各自有特約通譯名單。羅秉成說，法院特約通譯的待遇最佳，出庭一次通常可領2、3千元，檢察機關則通常1千元，警察機關前二小時共1千元，第三小時起每小時500元。
相較一般口譯員，這金額實在不高，因為預算太少，羅秉成說，以警察機關為例，2020年全國一整年的通譯預算僅245萬元，但實際使用了451萬元；2024年預算提高至634萬元，但實際用了1250萬元，「幾乎多了一倍，也就是『短編』。」羅秉成坦言，通譯預算該增加了。
比路邊種花圃的預算還少。預算短編，警察機關不時得請外事警察支援通譯工作，卻又有著中立性疑慮。羅秉成解釋：「假設特約通譯很好用也很能配合，外事警察忙自己的事情，幹嘛來做翻譯？」
說到底仍是資源不足、或說資源分配的問題。真的無解嗎？羅秉成說，他擔任政委期間曾檢視「醫療通譯」現況，「我記得是台大還是哪個醫院來報告，他們說診間通譯有使用視訊，他們跟某家通譯人才公司簽約，比如一年多少錢，按時數去扣款。醫療跟法律一樣有術語與專業，口譯公司也會提供通譯人員一些相關訓練。我那時是希望借取診間的即時視訊通譯做法，讓司法機關參考。」
視訊通譯不免涉及保密性問題，羅秉成說：「特別是偵查中要不要用視訊通譯，警政機關唯一疑慮是偵查不公開，我是認為還好啦，不要因噎廢食。」他說，司法通譯需要具結，有保密義務，「只要是訓練過的，有進場、退場機制，萬一被發現洩漏偵查祕密，就取消資格，他們也得不償失。」
AI或成解方 另可培訓僑生
AI也是可能的解方。羅秉成說，AI確實有一定的錯誤風險，尤其每個人口音不同，若由AI通譯，必須讓錯誤的風險可控，例如double check，「AI的口語化通譯，我認為遲早會來臨，它確實有發展的潛力，應該好好去做。」
司法通譯有其特殊性，不只正確，還得保持中立，並有可及性（近用性），可及性在偏鄉最難達到。羅秉成說，若AI發展得夠好，「幾乎可以同時滿足這三件事，可及性（無實體距離問題）、中立性，正確性也相對高，可能比真人更高。國家處理事情來到這個階段，應該善用AI技術，可以相當程度降低司法通譯面臨的各種問題。」
律師朱芳君也說，比起現場實體翻譯，「視訊的效果畢竟打了折，但如果能請到很專業的通譯來視訊，會比請一個不合適的通譯到現場來得好，尤其在非都會區，不見得找得到適合的通譯。」
司法通譯的報酬不高，需要的語種卻極多，還須略懂法律專業，朱芳君說，「人才庫」一直是大問題。「我接觸過的很專業的通譯，都是華僑，他們在家講中文，在外面講當地語言，兩種都熟。」她建議國家可積極培養僑生成為通譯人才。她也提到，為了提升通譯專業、培養必要語種等，可考慮參考澳洲作法，建立國家級的通譯機關。
朱芳君直言，通譯是老問題了，「講很現實的，這群人是沒選票的。新住民歸化後還有選票，移工根本沒有投票權。」千頭萬緒，至少有些事得先做，「最基本的文件翻譯，例如判決書，至少翻譯『主文』給人家看，讓被告知道他被判什麼罪、判多久、上訴期間是幾天。」
印尼移工布飛就看不懂自己的判決書，被告共三人皆為印尼人，但洋洋灑灑8千多字中，僅三人名字是印尼文。判決主文也沒寫布飛的刑期，放在最後附表的一堆字海中，懂中文的記者也得尋覓許久，才看到小小幾個字寫著「伍年貳月」。
看不懂的判決書、開庭通知，也讓Cherry根本不知案子已一審宣判，至今，官司的所有事務只能仰賴神父有空時協助。連先前手機被男方搶走、她報警，後來派出所卻否認她有報案，那一刻她瞪大眼睛不可置信，神情又急又氣，卻像被人掐了喉嚨，想說些什麼又不知如何開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