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是怎麼冷卻的 E03】被社會主流價值反噬的普通人—談醫學生縱火案
本集的《血是怎麼冷卻的》將帶著各位聽眾從一年前的一場醫學生縱火案，討論社會主流價值觀和封閉的醫學教育體制，是如何帶給許多醫學生心理上的矛盾與糾結。
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聽由《鏡好聽》與《鏡文學》共同製作播出的節目《血是怎麼冷卻的》。我是鏡文學文化組主任胡慕情。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社會案件，是發生在二零一九年五月的一起縱火案。這個縱火案發生在台南永康，有一戶四人小家庭的民宅半夜失火，這場大火毀了一個家庭：父親死亡、母親下肢嚴重燒燙傷，兒子則是嗆傷。而縱火的兇手，是當時才二十七歲的劉姓女生，她是北部某醫學院的學生，也是這家人的女兒。
【血是怎麼冷卻的 E03】被社會主流價值反噬的普通人—談醫學生縱火案
一開始，沒有人知道這是刻意縱火。所以新聞報導只是將這個事件描述成一起普通的失火案件。不過兩天後，檢方在客廳發現有汽油潑灑痕跡，調閱監視錄影器以後發現，這位劉姓醫學生，曾經在火災前，開她母親的車到加油站買汽油。她拿著汽油進到屋裡，過一會後離開家門，接下來，房子就起火了。檢方認定，就是劉姓醫學生縱火，所以羈押她。因為殺死父親，又是醫學生，又是女性。讓這個案件備受矚目。尤其劉姓醫學生在案發當天晚上，在她的臉書寫了很奇怪的文字，所以媒體就拼湊這些她在臉書上寫的話，把她形容成一個屢屢無法通過醫師國考，和家人關係破裂，所以縱火燒死家人的冷血女子。
後續所有的追蹤報導，大致上也是從這樣的角度切入，由於這個女生疑似有精神疾病，所以媒體再一次地將精神疾病當成她可能因此逃過嚴重刑責的藉口。開庭的時候，媒體都會特別描述這個女生失常的表現，比方在法庭吐法官口水、咒罵法官、律師、叫法官去死等等。隨著開庭進度，發現這女生曾經不那麼想念醫學系，卻因為父母建議而去唸，因此，也讓社會大眾把她倖存的母親，形容成虎媽。
當時，我會開始關注這個案件，跟一般媒體比較獵奇的切點，不太一樣。選擇這個個案的第一個原因，其實是來到鏡文學後，要開始規劃報導方向，當時，剛好讀到一系列跟女性犯罪統計有關的報告，這個報告數字引起我的好奇，也就是三十多年來，女性犯罪者的比例幾乎沒有什麼波動。幾乎沒有變化的數字讓我感到有趣，所以開始搜集女性犯罪的案例，想藉由這些犯罪案例，去檢視社會結構的問題。
在閱覽眾多判決書以後，我決定了幾宗案件進行追蹤，包括媽媽嘴、日月明功、驚世媳婦、新莊水泥封屍案，另外一個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醫學生縱火。在這些個案中，已經完成的是日月明功，在之前的節目裡曾經提過，會選擇日月明功是因為我在研究隨機殺人案的時候，曾經調查國內外不同的犯罪案件，發現許多以組織型態犯罪的個案，在某些點上有共同因素，其中一個就是政治文化對人所造成的影響，尤其是政治文化的變化，可能對某些組織的形成推波助瀾。但是所謂時代背景或是政治文化對人所造成的影響，並不單單是日月明功所有。因此，如果我在每一個個案都只討論所謂的龐大的社會背景，那這些個案就看不出任何的差異。所以，我得去思考每一個個案主角的生命史，能不能分別安插在這橫跨三十年的時間流裡，她們之間，有沒有可以相互呼應的點。換句話說，我在想，當這些個案組成系列報導時，有沒有可能拉成一個時間的軸線，或者是相互關聯的圖形。
在確定了這個大框架後，接下來要確認的是，這個題目是不是真的值得寫？值得指的不是會不會有點閱率。而是我在寫每一個個案的時候，都會思考：當我寫它，會是消費，還是這個個案的確有所謂的公共性？之所以要確立個案的公共性，有幾個原因，一個是基於報導倫理，因為對我來說，故事是受訪者身上的一個切片，當那些故事再一次地被敘說，出現的後座力，都會是那個人而不是寫作者去負擔，因此，如果沒有公共性，就我個人而言，那會是我認為不應該寫的界線，因為那會接近消費別人的痛苦。第二個原因是，如果這個個案沒有公共性，那書寫很難取得共鳴，轉換到形成報導的其中一個原則，也就是要面對公眾的這個元素，也不成立。最後，是就算有公共性，這個個案能不能夠被立體地處理，而不是只是多寫了一點故事，卻依然呈現二元對立的觀點。
在片段的真實上繼續提問 試圖拼出故事全貌
那麼我為什麼認為醫學生縱火這個個案該寫呢？
主要有兩個原因。
首先，我們要意識到，媒體的報導雖然斷章取義，但斷章也有部分真實。這個醫學生雖然沒有屢屢國考落敗，但她的確落榜一次，而且國考壓力的確很大。但媒體說她因此報復父母，是真的嗎？我不確定，這個說法可能真，也可能假，而更可能的是，這並不是一個真假的問題。所以我的做法是，在這個片段的真實上繼續提問，試圖讓延續的提問可以把故事的全貌拼出來。
會在這個點上著墨，某個程度，也和我長年追蹤的北捷隨機殺人事件有關。北捷隨機殺人案發生後，我雖然沒有直接訪問到加害者家屬，但在能力範圍內，找到了鄭捷從小學到大學所認識的同學、好友跟老師，乃至於跟鄭捷年齡相仿的倖存者進行側訪。在側訪過程中，發現了一件有意思的事，就是這些跟鄭捷年齡相仿的人，無論書讀得好不好，就算已經念到台大研究所，他們依舊對自己的人生充滿迷茫。他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讀書，為什麼選擇這樣的科系，這些科系所接軌的未來，為何跟當初大人告訴他們的一點都不一樣。
後來有一次，有機會跟一些高中老師談話，發現他們在教育場上的觀察也是相同。這樣的現象對比到鄭捷死前所寫下的網誌，就有一些呼應。在後來有機會訪問更多時，我發現鄭捷的父母並不是高壓管教的父母，但鄭捷卻在網誌裡寫下了「恨讀書」、「恨補習」，同時，他是一個擔心未來，也希望不要帶給父母經濟負擔的小孩，所以當他被軍校退學時，才會感到十分挫敗。
我們可以想像，鄭捷對補習的描述，是因為很少有父母會完全不在意孩子的未來。而我們也都曾經經歷過不知道該怎麼決定下一步的時刻。我們也許會請過來人提供建議，而過來人怎麼知道要提供什麼看法？一是基於他們自己的經驗，另一種就是遵照社會目前的主流價值。但這些建議終究都是隔空抓藥，孩子可不可以適應，順利長大成人，有許多變數，我認為鄭捷就是在這個轉換過程中極度不適應的人。可是整個社會運作的方式，並不容許他們停下來喘息，甚至重來。那麼，這個醫學生是不是也可能跟鄭捷有一樣的困境？
另外一個讓我想關注的點，是這個劉姓醫學生出自台南，是資優生，以及她本來擅長化學，卻選填了醫學系，並且在開始審判後，發現她可能罹患了思覺失調症。這些元素，讓我想到了幾年前自殺的作家林奕含。
林奕含受到社會關注，主要有三個時間點，一個是她結婚的時候在自己婚禮上，揭露自己精神病史的影片；第二是她出書時，以真實事件為宣傳而開始引發主角遭遇是不是她的討論。最後是她自殺身亡的時候，社會將她作品中主角遭遇連結到她精神病發乃至於死亡的原因，而引發了後續關於權勢性侵的風波。
為什麼會想到林奕含，是因為我不認為她的苦痛僅只來自情感的挫敗。她的閨蜜在被指涉性侵的補習班老師獲判不起訴後，曾經直播表示，林奕含以前寫給她一篇小說，告訴她，那就是自己的遭遇，說她十八歲愛上自己的老師，高中畢業後被強暴。所以儘管這起事件最後並不被認定為權勢性侵，有許多關心林奕含的人，因為這些證據，依然深信。
我沒有在林奕含是不是遭遇性暴力這件事上深入採訪，所以沒辦法判斷權勢性侵的事實究竟如何。可是，如果我們假定林奕含親友的認知根據是真的，那麼對比林奕含接受媒體採訪，說自己的精神病史其實是從十六歲開始的，那顯然就跟她感受被欺騙或被誘姦也好的這種情感挫敗，並不是最初始的連帶關係。
當初社會大眾集中討論到底是不是誘姦，我去追溯了過去她曾寫下的文字，現在那些文字大多都消失了，所以我無法清晰地、一字不漏地在這裡轉述內容，但當時我所理解的，她的病的其中一個根源，是她的家庭，家庭對她因為罹患思覺失調，導致功能喪失的這件事情，與她產生了情感隔閡，另一個壓力，則是社會對某些特定形象女性的投射。
有一篇還能找到的文字，她曾經這樣說：
我永遠記得高中學測放榜那一天，大概是中午，總之太陽很熱烈。考前幾個月連飯都不想花時間吃。那一天，等成績單回教室，全班靜得像一面髒鏡子。同學拿成績單回教室，第一句話是：全校只有一個七十五級，是奕含。大家轉頭來看我，眼神如蟻。旁邊是河河，她推我一下：欸，是妳欸。那時候已經開始吃藥。早上，成績出來之前，發現忘了帶藥，請爸爸幫我送到警衛室。下午，知道了成績，溫吞吞走去校門口，白色信封袋上寫著：「孩子，恭喜妳，太厲害了！」信封折著腰吐出藥錠。咬碎，口腔麻麻辣辣。還沒習慣那味道。心裡只有一個想法：太好了，不用考指考了。當然後來還是考了指考。
滿級分的她，被媒體報導。她在鏡頭前燦笑如花，背地裡卻一再表示，不喜歡別人稱呼她漂亮寶貝，又或者是對滿級分、名醫之女這種偏見式的標籤感到痛苦。但如果觀察她的文字，我們又可以發現，她的文字也充滿對那個曾經因此被關注的自己的形象，有著哀悼跟追思。甚至在出書以後，她展露給外界的形象，也不免帶有試圖維持她所否定的標籤的狀態。
我不是在說，林奕含很虛假，而是在指出，這種複雜或矛盾，每個人都有。像是我不喜歡、也不擅長面對大眾，但作為一個寫報導的人，理所當然希望有影響力。而影響力就避免不了一定程度的曝光跟對外言說，甚至是被定義。其實標籤或框架就像是雙面刃，每個人在社會中都扮演著多重角色，說穿了終其一生就是在跟如何適應這些標籤或者是社會想像進行搏鬥。
有苦難言的成醫之路
林奕含的事件，讓我在鄭捷事件的基礎下，對資優生的身份以及社會框架所產生的影響，進一步產生好奇，並且聯想起，為何從我這個世代，到林奕含這個世代，教改已經歷經多年、醫界勞動條件每況愈下了，醫生竟然仍是一個社會高度推崇的職業？而這些好奇，就在醫學生這個個案中，獲得了開始探問跟印證的過程。
一開始做田野，我先大量地閱讀各式文獻，在國內外論文閱讀的過程中，確立了醫學生與精神病史、醫生世家的價值代間傳承，還有精神疾病間有密切關係的資料。
無論是國外或是台灣的研究都顯示，醫學生的學習過程其實非常辛苦，醫學生的專業社會化過程，基本上是處在一個僵化、權威性還有去人性化的醫療環境中進行。所以醫學生的人格發展、專業認同跟身心健康，會深受人格特質、健康狀態、環境因素、還有因應策略的互動影響。
在台灣，對醫學生精神健康狀態的研究起步比較晚，但歐美在1980年代起，其實就很關注醫學生的心理健康。國外研究顯示，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一年級醫學生，都有心理障礙，他們會感到焦慮、憂鬱，而且這個焦慮跟憂鬱的狀況，在經過一年的學習後，還會加倍增加。這些情緒障礙，源自於壓力，而壓力的來源則會隨著學習階段有所不同。
相關研究還發現，一般來講，我們都認為社會支持會緩衝壓力對精神造成的傷害，但這對醫學生來說，卻沒有太顯著的幫忙。因為在醫學環境內，這些為了獲得社會支持系統的社交行為，反而會排擠掉醫學生的時間跟精力，更加有害他們的健康。
這樣的研究，使我確立了可以切出不同面向讓大家理解這個縱火女生的基礎，也就是整個醫學教育的系統性問題，可能會使某些人格特質的人，在接受醫學教育的過程中，引發精神疾病。這樣的切點，就不是完全出自於對這個個案的同情的辯護，而是具有公共性，這能使我有信心，去跟受訪者提出採訪的請求，因為我能確保這樣的討論方式，可以盡可能降低這起案件重新被報導時，社會對這個個案的過度關注。
這個個案中，被害者家屬跟加害者家屬是同一個人，因此，跟家屬的接觸是困難的。尤其是這一家人遭遇的幾乎是物質與精神支撐都全毀的狀況。所以我一開始只是出席旁聽，告知他們我旁聽的來意，給他們我寫過的報導，沒有期望他們立刻就會接受我的採訪。但我並不會因此就不參加審判，因為聆聽審判的過程，就是第二個階段的田野，在這個階段，我聽到了不同的證詞，透過不同的證詞，開始建立起這個事件的背景框架。
在聽審過程中，我首先注意到的是，這個女生開始出現精神疾病的症狀，是在大五開始實習之後，也就是在大四，以學習基礎課程為主的這段期間，她的適應狀況其實還算不錯。為什麼會注意這個時間斷點，是因為課業學習，與實習這種操作型為主的學習，基本是兩回事。我是一個很喜歡動物的人，曾有一段時間撿流浪動物回家都被罵所以幻想過要當獸醫，但我數理太差所以這個願望沒有實現。但就算我數理很好，我想我也可能當不了獸醫，因為國中生物課要解剖時，我下不了刀。換句話說，要成為醫學生，可能需要具備的並不僅是對抽象知識能快速吸收領略的能力，這樣的現場觀察，對應到了第一階段紙上田野的研究結果。
社會主流價值觀 如何成為束縛
過去在處理社會案件時，我都會盡可能去訪問到當事人，因為對我來說，當事人本身的話語才是最貼近真實的。就算這個當事人，可能有精神疾病，或者他會說謊，但無論說謊或生病，這都會反應這個人的某些狀態。說謊可能是為了保護，為了隱藏，那麼在這個基礎上我們依然可以去探索，他為什麼隱藏？是什麼樣的原因導致他要隱藏，而在這個探索過程中，我們可能會發現他不是真的有意要說謊，而是她可能根本沒有認知到，自己真實的狀態。
不過，在這起縱火案件中，我沒有訪問到這位醫學生，主要是因為看守所的精神醫療資源不足，她的精神狀況愈來愈差，所以她有時連家人都幾乎拒見。不同於過去我接觸的精神疾患，這位醫學生的狀態比較防備，充滿攻擊，擔心接見反而會更刺激她，有害健康，所以放棄。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就必須有更多側訪，才有辦法去確認一開始的假設。所以我透過關鍵字的搜尋、社群媒體的比對，找出了數十個她的同學跟朋友，一個一個去詢問，有哪些人願意談談這件事。很奇怪的是，九成以上的人都拒訪，就算後來家人已經接受我的訪問，他們還是拒絕。這件事讓我很疑惑，因為在審理時，可以發現這位醫學生並不是人緣不好，同學也都發現了她的狀況，為什麼大家都不願意呢？後來，找到了一位跟劉姓醫學生關係較遠的同學，才發現這些同學可能除了顧慮劉姓醫學生隱私外，對於討論這件事的疑慮，跟是否會影響自己的職涯有密切關係。
影響職涯，讓我聯想這個劉姓醫學生遲遲不肯接受精神治療，會不會也有所關聯？所以，我請協助精神障礙者的民間團體，替我介紹也曾經有相關困擾的醫學生進行訪談，確認了這個關聯性。並且，也進一步印證，台南這個從日本殖民時期就大量出產醫生的古都，確實對醫生這項職業有某種程度的執著，地域的文化讓資優生被束縛，讓成人對他們未來發展的想像被限縮，而醫學教育環境則讓他們就算後悔了，也不敢下車。
比起一般人，醫學教育很長，以這個劉姓女醫學生為例，她在實習後，發現自己的特質在實際的醫療場域，會感到痛苦。據她母親形容，她是一個心很軟的女生，看到金魚死了也會痛苦好幾天，還會替金魚埋葬。在醫學生訓練過程中，也想要當無國界醫師，去協助貧困國家的人，但這個心軟，在發現醫療其實是有限制的，沒辦法拯救所有人的時候，使她產生了深深的無力感。她看著病患哭，自己卻無能為力，而有了對自己的否定。
劉姓女醫學生不是唯一一個有這樣困擾的人，但是有些醫學生懂得在自己的夢想跟現實間妥協，所以選擇了可以不用直視痛苦的科別，比方病理科。但她沒有這樣做，也無法放棄不讀，因為她的家庭並不是一個特別富裕的家庭，最疼愛她的父親有小兒麻痺，而她親愛的弟弟當時也面臨自己生涯的十字路口。她的父母也曾勸她，若真的很累，可以不要念。但她們一家深厚的感情，反而成為她堅持要把醫科念完的理由，因為她從小學習著堅韌的母親，習慣照顧別人，把家當成她重要的責任，而在這個普遍低薪的年代，醫生的勞動條件雖然變差，終究還是相對高薪的職業。
因此，這並不是一個虎媽養出神經病的故事。這也不是一個爛草莓慘忍殺父的故事。這是一個極其普通、可能生活在我們週遭的一個普通家庭，以為社會主流價值是某一種庇護，卻被反噬的悲劇。
這樣的故事，並不少見。2009年，中山醫學大學許姓醫學生，對醫學系實在沒興趣，但又不知道興趣在哪，最後割腕明志；2012年，出生醫生世家的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陳姓女大生，因為受不了課業壓力，家人又不准她休學，從住家大樓20樓樓頂跳下身亡。2019年，一位就讀高雄某醫學院的黃姓女生，也是跳樓身亡。
而今天故事的主角，其實也歷經自殺。只是她被救活，但拒絕就醫，最後因為她的思覺失調症，而放火燒了家。她的母親，到今天依然深深自責，並且為了她遲遲因為司法審判的僵化，不讓她能先就醫、改善健康狀況，而接近崩潰。
教育跟職涯想像，能不能分開？我們的社會，可不可以容許資優者像個普通人過活？以及，社會對人生的想像，能不能容許有除了單行道以外的可能性？過去二十年，台灣社會其實持續地針對這個問題做思索，但狀況沒有改善。我們真的想要改變嗎？我並不知道。因為，台北車站的補習街、各校的榜單，都在每年夏天的考季，持續宣傳著有多少人考上醫學系。
九月了，大學即將開學，希望今天這個縱火案的分享，可能可以成為一種緩衝，或者支撐，讓即將成為大學新鮮人的聽眾以及家長知道：繞遠路，並不可怕，我們不要因此毀了一個獨特的存在。
謝謝大家的收聽，也請繼續鎖定由《鏡好聽》與《鏡文學》共同製作播出的節目《血是怎麼冷卻的》。
節目中所討論的報導為〈她燒了她的夢 一位醫學生的縱火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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