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前奏曲》惡化中的私人教育投資競爭 背後原因是貧富差距擴大？
據統計，1945年台灣人15-64歲人口的教育平均年數僅有2.5年，到了2020年則成長至12.8年，2023年台灣高等教育的粗在學率也高達90.3%，都些數據都顯示台灣的教育發展已經達到已開發國家之水準。然而台灣雖然已經實現各階段入學機會的平等，但是在資源分配上仍存在明顯的不平等與階層化現象，這個現象主要來自教育擴張過程中制度的不平等。
新的教育公共性危機：私人教育支出增長
從台灣的教育擴張過程來看，僅有在國小與國中的階段，採取增加政府支出擴張公立學校的手段，因此在1968年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以後，有超過九成的學生就讀公立國民中小學。然而在後期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政府則改以鼓勵私人興學實現教育擴張，1980年代之後，後期中等教育階段有接近一半的學生就讀私立學校，專科與大學教育則有6-7成的學生就讀私立學校，其中許多私立學校開辦的類科又以技職教育為主。
長期以來，在後期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階段的私立學校，學費較公立學校高2-3倍，同時獲得的政府補助較少，而技職體系的私立學校其排序與聲望也較差，就讀的學生社會經濟地位都較為弱勢，反而是家庭背景較好的學生能考取政府補助較高的公立學校，經濟學者駱明慶將這一現象稱之為「反向的所得重分配」。
針對上述的反向重分配現象，近十年來的教育政策正逐步增加其公共性與補救其教育階層不平等問題，例如2014年開始推動的高中職免學雜費，還有2023年的減免大專學雜費3.5萬元，縮短公私立大專學雜費差距，主要在拉平並且降低學生就讀公私立學校的差距與負擔。另外繁星推薦計畫也以外加的方式，增加偏鄉學生就讀公立學校的機會。再加上少子化效應造成許多私立學校退場，目前後期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階段就讀公立學校的人數比例確實在增加當中，2022年的高中職學生有超過6成的學生就讀公立學校，大學或專科學校的學生也有超過三分之一就讀公立學校。然而整體而言，要從入學機會的平等邁向資源分配的平等，仍然有很長的路要走。
更多父母將子女送往私立中小學
雖然近期有多項補救後期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階段的教育資源不平等的重要措施，過去相對低落的公共性有緩步改善，但是新的教育公共性危機卻也在浮現當中，這主要顯現在私人教育支出的增長。
首先從私立中小學學生數來看，1990年就讀私立小學的學生有25920人，僅佔所有小學生的1.1%，到了2022年，在少子化的浪潮下，就讀私立小學的人數卻逆向成長至44227人，比例提高到3.6%。國中的情況則更為明顯，1990年就讀私立國中的學生人數為63310人，佔所有國中生人數比例5.4%，到了2022年，就讀私立國中的學生人數成長至82572人，佔有國中生人數比例的14.7%。這個數據變化顯示在國中小階段，家長更有能力與意願將孩子送至收費較高的私立學校就讀。
課後學習支出越來越高
教育部從2014年後開始公布的教育消費支出調查，包括國小、國中與高中階段校外教育投資情形，也可以視為是課後補習的統計指標。在這三個階段的不同時間調查，都顯示學生參加校外學習的比例與支出金額在增加。
例如2015年小學生參與校外學習的比例上下學期大約在7成5左右，到了2019年則已經超過80%，平均每人支出金額從60033元提高至73806元。2016年中學生參與校外學習的比例上下學期則接近6成左右，2020年則上升至63.6%，平均每人支出金額從51824元提高至71249元。2014年高中生參與校外學習的比例，上學期為34.9%，下學期為27%，2018年則分別提高至37.5%與34.9%，平均每人支出金額從35923元提高至57033元。國小、國中到高中的校外學習人均支出金額，分別成長22%、37%與59%，
這份調查除了顯示出不同階段的私人教育消費支出成長外，也顯示出明顯的內部群體差異，例如在國小階段，私立學校學生在校外學習參與藝文運動的比例，高於公立學校學生，公立學校學生在校外學習參與學習類科的比例，則高於私立學校學生。在國中階段，私立學校學生所有參與的校外學習活動比例都高於公立學校學生。到了高中階段，則變成公立學校學生參與校外學習活動比例高於私立學校學生，就讀學術學群學生參與校外學習活動比例高於職業學群。
這顯示就讀私立國小與國中學生的家庭，不僅更有能力校外學習，而且投資在藝文運動等屬於文化資本的比重，會比公立學校學生的家庭還高。過了第一次升學分流後，這個消費支出差異從公/私立學校的區分，轉變成以學術/職業分流的區分。
私人教育支出的增長，意味著家庭經濟對子女教育成就的影響在增加，教育帶來平等的公共目標正在降低（特別是國小與國中），這也形成一種競爭無底洞，某些沒有那麼寬裕的家庭將無法跟上軍備競賽。難怪許多人抱怨教育改革並沒有達成解放壓力的許諾，教育機會普及後，學生的學習壓力和父母的教養壓力仍未緩解。
教育競爭惡化的根源恐與貧富不均擴大有關
為什麼教育機會平等的措施，未能有效降低教育競爭的壓力？近年來教養經濟學（economics of parnting）的研究成果，提供了新的洞見。
經濟學家Matthias Doepke與Fabrizio Zilibotti在《金錢如何影響愛與教養？：貧富不均下的育兒經濟學》一書中，指出父母對子女的教養，很大程度受到環境中的經濟因素影響，當教育能得到高度回報時，父母就更有動機採取密集教養（intensive parenting）照顧子女，密集教養則包含了父母投入的時間與其他額外的費用，反之，在教育對收入不平等影響力沒那麼高的社會（例如北歐國家），父母的教養策略和態度會更寬鬆。
因此近年來台灣私人教育支出與比例的增長，除了反映了採取密集教養的父母正在增加外，背後更大的因素很可能與勞動市場薪資不均，以及貧富差距持續擴大有關。
由此來看，如果我們仍然期待建立寬鬆學習的教育環境，降低父母的教養競爭與孩子的學習壓力，那麼就應該區分教育體制內與體制外的策略。
在教育體制內的策略，不能只單純追求教育機會的均等，例如現在雖然有普遍的高等教育，但是其中仍然有很大的資源落差，因此必須積極地檢視教育資源不均，以及針對弱勢更積極地投放教育資源。
從國際比較來看，2019年台灣公部門教育經費佔國內生產毛額比率僅有3.6%，跟OECD國家平均的4.4%相比，政府的教育經費支出仍然有很大的進步空間。同時我們也必須要注意到教育體制內的策略有一定的極限，整體社會的不平等，很可能會抵消在教育體制內追求平等的努力，這就需要體制外的策略，包括勞動市場改革，以及更積極的稅收與福利政策實現重分配來達成理想的教育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