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眼淚浸濕的土地》（2）：抗議同化—罷課與罷餐

(承上篇)

1959年，新疆醫學院穆斯林學生抗議為他們準備的可食用食物供給有限，穆斯林司務長質問學校當局為什麼少數民族學生沒有與漢族學生獲得同等的伙食補貼？學校回應這些抗議，宣稱所有學生都享受同等待遇，並允許食堂可以製作這個地區穆斯林特色食品爐烤薩莫薩，但餡料只有腐爛的苜蓿。一些學生將腐爛苜蓿扔掉，唐院長指責這些學生不愛惜食物，一位學生請院長嘗嘗腐爛苜蓿作為餡的薩莫薩，院長非常尷尬，幾位學生問，這種腐爛苜蓿動物都不吃，為什麼讓我們吃？學校為什麼不為民族學生分配蔬菜以及他們可以食用的油和肉，如同漢族學生一樣，院長輕蔑回答，這不是他的責任。學生反問：學校管理部門難道不是保障所有學生平等待遇的機構嗎？

隨後，大學當局為穆斯林學生提供的食物更加匱乏，以迫使穆斯林學生們被迫轉向中餐；同時，校方通知所有學生必須在中餐食堂用餐，並要求各年級負責人記錄穆斯林學生是否遵守。部分學生接受了這一規定，但蘇雲古麗和一些同學拒絕服從，堅持認為作為穆斯林，飲食關乎信仰與權利，在中餐食堂就餐等同於失去信仰自由。她們因此開始罷餐，同時繼續要求中文授課的教師放慢語速，並為少數民族學生單獨授課，但這些訴求始終得不到回應。於是，蘇雲古麗所在年級的學生對反對校方措施的人數進行了統計，並以海報公佈，更多學生加入了罷課。

校方針對提出抗議的穆斯林學生，組織批鬥會，通常由十幾名漢族學生對一兩名少數民族學生進行公開批判，試圖查出大字報的作者，並借此壓制抗議。然而，這一做法並未使蘇雲古麗和她的同學屈服，反而引發更多少數民族學生參與罷餐和罷課。校方指控這些學生「受地方民族主義者和反革命分子影響而被誤導」，並請求教育部門和公安局介入，對參與罷餐、罷課的學生進行監視，搜查宿舍，企圖發現與抗議相關的秘密集會或文字記錄。但抗議學生之間保持默契，嚴守秘密，當局始終未能找到組織者。最終，學校決定提前結束學期。新學期開學後，校方繼續執行原有政策，並威脅任何不遵守者將面臨開除或逮捕。出於完成學業的考慮，參與罷課的學生最終被迫停止行動。

1961年6月，蘇雲古麗與持相同觀點的同學——阿不力孜（Abliz）、麥麗克（Melike）和阿不力克木（Ablikim）——共同交流當時的局勢，認為在人民公社成立後，當局沒收了農牧民的生產工具和日常生活用品，致使生活更加貧困。饑荒逐漸常態化、持續化並普遍化。即便是伊寧等較為富饒的農業區，大量糧食仍被政府徵收，導致當地居民連維持生存的口糧都難以獲得，同時還缺乏來年播種所需的種子。這種規模和持續性的饑荒在當地前所未有。與此同時，克拉瑪依油田已被大規模開採，石油源源不斷運往內地，而當地主要民族群體的生活依舊貧困，民族矛盾也日益加劇。她們認為，政府以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承諾欺騙工人和農民，而農牧區辛勤勞作的人們卻在饑餓中死去，唯有聽命行事的官員才能獲得額外利益。在討論中，他們決定採取行動，首先向各行業人士傳播官方意識形態背後的真相，並嘗試尋找有意願改變現狀的人或可能存在的地下組織。但在是否要自行成立組織的問題上，同伴意見不一，因此暫時擱置。

1961年8月，高層得知新疆醫學院罷課，擔心引發進一步「動亂」，滿足了罷課學生的部分要求，專門為民族學生設計課程，補上此前未學的課程，並安排她們集中居住。這是蘇雲古麗在大學時期唯一一次感受到學習進步的經歷。

然而，這種「讓步」並非出於對穆斯林學生訴求的認可，而是中共在特定國際局勢下的權宜之計。彼時，中共與印度和蘇聯的衝突不斷升級，而新疆正處於兩國之間的戰略要地。為了避免罷課事件被外界利用，進而攻擊中共所宣稱的「民族自治」政策，高層在處理新疆醫學院罷課時選擇了暫時妥協。但這種讓步並未改變自佔領新疆以來持續推進的漢化措施。從建設兵團到動員青年赴邊疆，從少數民族地區的開發到人口遷移，政策依舊不斷加強。尤其是1957年至1961年，大量漢族人口自內地遷入新疆。蘇雲古麗和同伴在烏魯木齊車站等地的見聞，更使他們擔憂：隨著漢族人口持續遷入，原本在該地區占人口多數的突厥民族將在未來數十年逐漸淪為少數。

請讀續篇《被眼淚浸濕的土地》（3）：從尋找地下組織到建立東突厥斯坦人民黨

作者》邵江 1966年出生。北大數學系期間，是北大「民主沙龍」主要成員，八九民運爆發後成為北高聯常委，「六四」後被捕入獄十七個月。1997年輾轉流亡海外。為英國威斯敏斯特大學政治學博士，現居英國倫敦。2017年曾來台在中研院擔任訪問學者。是「華維藏團結會」發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