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基隆河撈起的紅色特工：洪國式死亡之謎

1961年的「光輝十月」，10月31日「偉人誕辰」當天，在台北縣北投鎮下八仙的基隆河面上（今天台北市北投區八仙里的下八仙河岸），距離岸邊三公尺處，發現一具男性浮屍。屍體已腐，全身赤裸，僅餘頭部、肋骨、右手及左腳，胸部及腹部均空虛，內臟全無。

一具浮屍，挑起敏感話題

陽明山警察局獲報，除派員前往現場處理，還向警備總部保安處報告。該處正在尋找一位失蹤多日的重要人物「洪秀升」。保安處當晚將屍體運到警務處刑警大隊，經過指紋比對，確認洪某無誤，隔天即請法醫楊日松相驗。由於屍體殘腐，楊日松無法斷定自殺或他殺；但根據解剖腦、頸部無骨折出血及扼痕來看，「推定生前窒息死亡可能性較多」。但這份謹慎的報告，警總基於政治考量，對內對外以「自殺」定調，甚至對國安局的報告也稱自殺。

檔案顯示，洪秀升於5天前，也就是10月26日，從住所外出後失蹤。當時他的對外身分是教官。10月30日《新生報》刊登短訊「警總一教官，失蹤待查尋」；同日美聯社也發出類似短訊。及至屍體發現，11月3日《民族晚報》以「教官不知何處去，淡水河邊現半屍。失蹤已旬日驗為自殺，核對指紋知為洪秀升」為題大幅報導。同日「洪故諮議治喪委員會」在《中央日報》刊登訃聞，說他「久罹痼疾……遽遭大故」，這時外界才知道他不只是警總教官，而且是警總諮議。

1961年11月3日《中央日報》刊登洪秀升（洪國式）的訃聞。由於事涉敏感，訃聞不僅排在左下角不起眼的位置小幅處理，而且擺在「香港梁濟時海狗丸」的大幅廣告旁邊，以取得遮掩效果。（圖片由作者提供）

戒嚴年代，警總是神祕的「軍警特三合一」怪獸，只要無關宣傳，大小活動都保密到家，何以一個教官的失蹤和死亡，會走漏消息，並引起媒體重視？但媒體又遮遮掩掩，最關鍵的部分欲言又止。直到11月6日，《徵信新聞報》（中國時報前身）發行人余紀忠，囑記者蔡策向警總政治部主任王超凡求證：「洪秀升是不是洪國式？」其實這只是走一個新聞的求證流程，因為余紀忠已打算發布「此洪即彼洪」的重磅爆料。這讓警總傷腦筋，總司令黃杰行文國安局：「余紀忠為人執拗，甚難與其協調」，「本部不能承認，亦未便否認，答復甚難措詞」。

國安局幹部有人主張：「此項消息，宜採取一切方法防止見諸新聞報導，並查究消息來源。」也有人認為報紙雖不刊登，社會亦必流傳，「若警總再加否認，益足啟人疑竇」，建議由警總主動而簡略報導為宜。局長陳大慶裁示後者。警總有沒有照辦？檔案未載。但不免令人好奇：洪國式究竟是誰？何以他的死亡，能挑起情治官員的敏感神經，甚至想不擇手段封鎖消息？

來台滲透，踏上風暴之旅

情治單位的反應可以理解，因為洪國式確實大咖。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台灣地下組織的負責人，在所有貨真價實的「匪諜」中位階最高；於白色恐怖所牽連的人數，僅次於中共中央社會部派來的于非。不同的是，于非在台灣蹲點一年多，1950年3月逃回中國，2005年以94歲高齡去世；洪國式來台才兩個月，就在1950年2月被捕，從此被「運用」了11年，44歲魂斷台北。他的故事，對於現今被中共強烈滲透的台灣，具有重大參考意義。

洪國式，1918年生，遼寧海城人，重慶大學數理系三年級肄業。1938年加入中共，歷任學運、教育、組訓、社調等工作，先後受董必武、陳雲、李克農領導。1949年奉中央政治局聯絡部長李克農之命赴港，12月12日轉來台灣。誰知才過幾天，就被當局盯上，這趟台灣之行，一開始就註定失敗。

原來在洪國式來台之前，保安司令部已接獲港、台情資，謂中共將派遣幹員潛台活動。12月中旬，洪國式出現在空軍新生社，打探軍官楊文亮的住處。由於「面目生疏、言語唐突，為狀可疑」，很快被保安司令部鎖定，並派楊文亮與他熱絡寒暄，探知虛實。幾次會面，建立交情後，洪竟表明身分，要吸收楊加入組織，結果鑄成大錯。

問題出在資訊。楊文亮是其投共的軍校同學趙德明介紹給洪國式的，楊在大陸有紅色經歷，被趙視為「自己人」，建議洪可策反他；殊不知楊來台後向當局自首，立場已經轉變，但洪對這至關重要的「資訊更新」渾然不知，仍照計畫行事，且交派他在空軍建立小組的任務。

反間大戲，當局甕中捉鱉

洪國式雖然自投羅網，但保安司令部不急著收網，反而放長線釣大魚。該部找了三名軍人：楊文亮、陳琦、包文有，組成演技精湛的影帝級團隊，和洪國式假意交陪，個個都是一副「自己人」的樣子。結果很快取得洪的信任，並掌握洪的工作計畫，包括情工（情報調查）和敵工（策反軍隊）的細節。

這場諜對諜「反間大戲」的高潮，發生在1950年2月28日，地點是台北車站。按照保安司令部的劇本，楊文亮和洪國式要在這裡碰頭。保安處調派大批軍警充當臨時演員，假扮散兵遊民和一般旅客，然後讓真軍警以取締「散兵遊民」為由發動突擊檢查，將所有人（包括洪、楊）通通逮捕，送到警局審問，能證明身分者始予保釋。保安處早就從「影帝」口中得知洪的身分證有問題，因此命洪覓保，以證明身分，還暗示「有錢好辦事」。洪為了盡快脫困，急忙找人來保，請人送錢，於此牽扯出郭秉衡、鄒曙等十幾個關係人。

接著保安處收網，直接攤牌，說服洪國式坦誠配合、坦白交代（其餘台詞請自行想像）。事已至此，洪縱有萬般懊悔，在保安處掌握絕對的主場優勢下，只好又供出劉全禮、胡玉麟等15名關係人。如果洪的故事拍成諜報片，那麼驚悚的畫面是，他每交出一個名單，就有一人被戴上手銬，由特務押上吉普車載到保安處刑訊，逼他們再交出其他人。整個雪球滾到最後，最後被辦成一個「劉全禮等叛亂案」。全案除洪以外，共有69人被捕，大部分為軍公人員；其中郭鐸、徐俠等46人交保；劉全禮、郭秉衡等23人交付軍審。交付軍審者中，死刑多達9人，其餘都在3年以下，包括7人獲判無罪。

灌水大案，隱藏白恐黑數

這些數字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交保者46人，佔全案67%，表示濫捕嚴重。而查促轉會《任務總結報告》的「政治案件當事人資料彙整清單」（這是目前收錄最齊全的政治犯名單），幾乎都未列入，表示這些人迄今仍為「黑數」。筆者研判，這種黑數最少還有幾百例。如今《威權統治時期國家不法行為被害者權利回復條例》已經通過，如何將黑數進行總清查是當務之急，以免衍生「有人領兩次，有人都沒領」的不合理情形。

第二、本案交保46人，無罪7人，合計53人，佔全部被捕者77%，比例驚人。表示這是一個灌水型、虛胖型的「大案」，全案核心分子只有洪國式和9名死刑者。這個不是冤案的案子，竟有許多冤枉被捕者；或者說，它既非冤案，又是冤案，真相就這麼奇怪。

這個怪案連名稱也怪，照理應稱為「洪國式案」，卻變成「劉全禮案」。原因就是洪某的來頭太大了，官方要掌握中共中央政治局（黨中央）、李克農（特務頭子）、董必武（後任國家副主席）、陳雲（後任國務院副總理）這些敵情資訊，制訂相關計畫，放眼全台「匪諜」，只有洪某能夠提供。因此和蔡孝乾一樣，洪某由於「知道很多」，得以免死。資訊害了他，也救了他。1950年8月蔣介石批示：洪國式准予留置，交保安司令部看管運用。洪不受審判，本案案首遂由排名第二的劉全禮遞補。劉為東南長官公署上尉參謀，其父劉多荃是投共的國軍二級上將。

驚濤駭浪，機密情報攻防

洪國式在資訊的貢獻上，主要有兩點：第一、他向當局提供許多機密情報，包括中共的派系鬥爭和高幹分析、情報系統的各級組織和領導人、在台地下組織和如何對台工作等。譬如他透露中共在台情報系統共有7個：中央局、華東局、華南局、福建軍區、台灣民主同盟、情報總署、民革；又說，中共認為台灣戰役就是海空作戰，所以對台灣的海空軍特別注意（想想蔣介石的「大陸軍主義」編制；以及台灣今天如何飽受共機、共艦騷擾等）。這是「開源」部分。

第二、他向當局透露，劉全禮曾提供他多項軍事情報，包括全台駐軍戰力、裝甲兵戰車數量、團級以上駐軍地點、基隆高雄要塞砲台陣地，以及「台灣人事問題，尤其長官與孫司令官之感情」（這句翻成白話，就是陳誠與孫立人的矛盾）等。這些軍事機密因為洪國式的供述，及時被當局「截流」；否則落入中共之手，後果難以想像。

這就凸顯1950年代白色恐怖中，「中共遣台／外省共諜案」和「非中共遣台／台籍涉共案」的巨大差異。劉全禮提供的軍事情報，放眼所有台籍人士，即使是中共遣台的「省工委」領導班子蔡孝乾和張志忠，沒人能拿得出來。外省共諜，包括洪國式案、吳石案、蘇藝林案等，和國民黨的鬥爭都是刀刀見骨的殊死戰，沒在跟你唱麥浪、貼標語、搞護廠、開讀書會、沒有加入名加入、不是黨員號黨員。他們才真正在做驚濤駭浪的國共鬥爭，真正在「著手實行顛覆政府」，也才真正被中共重視和承認。吾人看待這段歷史，宜善分辨，不必膨脹台灣左翼政治犯（如省工委諸君）對中共、「祖國」的重要性。

絕境求生，配合運用11年

回到本題。機密情報的「開源截流」，只是當局「運用」洪國式的第一步。接下來11年，當局不斷給他工作，也不斷對他觀察考評。他在保安處考管7年多，「生活言行從無越軌」；1951年當局破獲重整省工委，「其中部分頑劣匪徒曾運用洪國式予以說服」。後協助保安處研整「肅防」線索，「工作情緒甚佳」，「協助偵訊工作，用以現身說法，亦具績效」。

1958年派往新生訓導處，擔任主任教官兩年，教授「蘇俄侵華史」。上過課的陳英泰（台大畢業，坐牢12年）說：「他腦裡真有東西，一講課就滔滔不絕，風趣十足，言之有物。故他講課很受大家歡迎，但管理人員看來不是味道」。雖然如此，官方檔案還是記載：「工作認真負責，考評優良」、「沉默寡言，富於情感，學識豐富」、「工作認真，成績卓著，殊堪嘉許」。

1960年11月又調回保安處，擔任反滲透偵訊工作，職稱為諮議，待遇比照上校。對內聯絡使用本名，對外接觸使用「洪秀升」，這是他的別號。1961年2月又被國民黨中六組（陸工會前身）借調，擔任匪情研究委員。該組的考核是「洪秀升同志老成持重，工作認真，成績良好，良足告慰」。

從「洪匪國式」到「洪秀升同志」，從洪教官、洪諮議到洪委員，這條運用之路讓洪國式起死回生、漸入佳境；尤其幾乎「零負評」的考核，也終於在1958年3月讓蔣介石放心，准其自新。洪國式至此才獲得自由（當然是有限自由），結束「留校察看」的歲月，變成國民黨的自己人。

這看起來很「勵志」嗎？不，非常驚悚！從這些「沉默寡言」、「老成持重」、「工作認真」、「生活言行從無越軌」的考評來看，洪國式其實是提心吊膽走鋼索，戰戰兢兢過日子。筆者懷疑，「富於情感」才是他的本性，其他都是拚命ㄍㄧㄥ出來的。其實「運用」這招相當陰險，不乏兔死狗烹之例。高一生、湯守仁、陳顯富、李媽兜等都曾被當局運用，後來都判死刑。別的不講，光是本案的劉全禮和另案的劉光典（中共交通員，協助洪蒐集情報），也是先被運用，後因「無運用可能」和「無運用價值」而送上刑場。這些血淋淋的例子，洪國式看在眼裡。

悔恨恐懼，寧做孤獨隱士

洪國式的內心戲有一例證。1960年雷震案發，洪國式被警總交派任務，化裝成人犯，入住軍法處看守所，與雷震同押一房，對其進行臥底工作，為時104天。黃杰稱許洪的臥底，使「雷震陰謀企圖盡在掌握之中，此項豐碩成果，端賴於洪員堅忍敏慧之工作精神，尤堪嘉尚」。

是這樣嗎？恐怕是演給警總看的。因為雷震在回憶錄也提到這件事。雷震也知道洪國式前來臥底，而且說特務機關要洪誣他是匪諜，但「洪國式不但不肯誣陷我，反而同情我，要我說話當心」。為什麼當心？洪說：「那些軍法官都是衣冠禽獸，不曉得將來如何編織。」雷震認為，由於洪不肯誣他，當局才找上劉子英，利用劉將雷入罪。

1960年《自由中國》雜誌創辦人雷震（如圖）被當局誣以叛亂罪入獄，並派洪國式臥底。洪不忍出賣雷震，但又要對當局交代，可謂煞費苦心（圖片取自網路）。

洪國式即使恢復自由，依然沉潛低調。保安處觀察，他被捕後11年以來，「平日除散步及與本處或新生訓導處人員外，甚少交往；非情面難卻，不涉足娛樂場所。惟愛圍棋，故常至圍棋之家與本處已退役之梁宗禹中校對弈」。他當然知道「老大哥」無所不在的窺視，因此以極簡的人際關係作為保護色。但除此之外，或許還有不為人知的掙扎。畢竟他曾因「富於情感」，一入敵營就對敵人推心置腹，才兩個月就天翻地覆，69人被捕，9人喪命。對這無比震撼的發展，正常人應該會被悔恨之情啃嚙一輩子；如果覺得「生無可戀」，那是情理之常。

死因成謎，留下反共遺產

但這一點，不能解釋洪國式死於自殺。如果他想輕生，早在1958年自新後，在行動相對自由、監視相對放鬆的新生訓導處，多的是機會。官方檔案顯示，他晚年為病所苦，肺已穿孔，心臟有病，胃又欠佳，但失蹤前仍「情緒甚佳，未發現有厭世跡象」。何況楊日松的驗屍報告只推定「生前窒息死亡可能性較多」，窒息死亡不一定要自己投河，也可能是被人投河。

如果洪死於他殺，那凶手又是誰？警總和國民黨中六組應可排除嫌疑，因為他們需要洪國式。戒嚴年代，調查局是匪情研究的重心，情報局是敵後工作的本營，警總能「輸陣不輸人」的，就是洪國式這張王牌。而洪與人寡交，被挾怨報復的可能性也趨近於零。那麼，又是誰殺他呢？是國民黨某些「自走砲」的特務？劉全禮案受難者的親友？還是中共派來暗殺他的特工？

洪國式之死撲朔迷離，衍發諸多揣測，多半懷疑是國民黨下毒手。但從檔案檢視，可能性不大，至少不是國民黨官方下令。由於他「功在黨國」，警總和國民黨中六組成立「洪故諮議治喪委員會」，於11月3日上午在台北市殯儀館設靈公祭，中午安葬於六張犁的台北市第八公墓。雖因其身分敏感，不能將後事辦得盛大哀榮，但也鄭重哀戚地為老友送上最後一程。

洪國式的故事富含啟示。它昭告世人：當知統戰滲透之尋常，國安維護之不易。他雖被迫「轉變」，棄共投國，卻也為台灣留下珍貴的反共遺產。這位北京中南海派來的高級特工，早在70年前就告訴台灣當局：中共對台地下工作有一個絕對有利的條件：「台灣各界人士普遍動搖現象的存在」。對照今日（特別在馬政府執政期間）台灣各界人士被中共統戰搞得迷迷糊糊、認知作戰搖得東倒西歪，這句警言特別令人心驚。

※作者為政大台灣史研究所碩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