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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從癌症重生 醫療人類學家劉紹華的病後自白

太報

更新於 2024年03月23日23:54 • 發布於 2024年03月23日00:30 • 陳玠婷
醫療人類學家劉紹華走訪世界做研究,在歷經自己生病痊癒後,對人類學有更深的體悟。陳玠婷攝

二十多年前,醫療人類學家劉紹華到柬埔寨,見證90年代的柬埔寨戰後重建的紛亂與愛滋病橫生,之後再轉往中國研究愛滋村、麻風病……前後長達近三十年的光陰,透過她的研究,會看見這些研究對象的人生,不僅僅只是「生病」而已,他們的處境可延伸到整個家庭、社會、國家,因此她做研究、寫書,嘗試與公眾對話,期望能將共識變成實際行動,改善弱勢群體與疾病的汙名歧視。

然而,5年前,劉紹華的媽媽先確診阿茲海默症,一星期後換她檢查出癌症。面對接連而來的打擊,她把研究他人的精神轉回到自己身上,深層梳理疾病如何影響一個人、一個家庭,以及自己之於社會的關係。時隔多年,如今她已痊癒康復,健康陪伴病況不會逆轉的媽媽,這其中的心境轉折都收錄在近日出版的《病非如此,一位人類學家的母女共病絮語》一書裡,告訴人們自己如何從病中摸索出路。

對人充滿好奇 對地藏王菩薩的悲願有感 

走進劉紹華位於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辦公室,第一眼便看到柬埔寨天使、天主教聖像、金門風獅爺排排站在櫃子上,旁邊另有十多樣風格迴異的文物,它們外觀無一相似之處,不過,看久了卻能察覺「大世界通融性」,原來國家、族群、文化邊界不是對立對抗,而是可以相襯和諧。而這些文物,都是劉紹華走訪世界工作的見證。

劉紹華的收藏,不同宗教、文化之間在此彼此相容。陳玠婷攝

劉紹華分享,自己從小就對「人」的議題很有興趣,無法對別人的困難處境視而不見,所以雖然大學念企管系,研究所仍決定回歸初心念人類學,用學術研究方法呈現她心底對人的悲願。

她說,自己來自一家七口的家庭,爸爸的樂觀堅定、媽媽的絕佳廚藝,成為家人之間愛的密碼,感情親密互為後盾,為她的人生打下穩固地基,長年放心在國外唸書工作,「以前同學都說我們很有家的感覺,我哥的高中同學到現在每年大年初三都會到我家報到,已經數十年了。」

而她在這樣環境下長大並沒有自擁自喜,反而對周遭環境改變更加敏銳,一有機會就到處去看看,30幾歲時當香港《明報》記者採訪大園空難、去白曉燕和劉邦友命案、上過保釣船,更促發她開始從事件本身延伸其他社會議題,再加上父親過世,她接觸到地藏王菩薩和《梁皇寶懺經》,第一次念經就不自覺流淚,對其悲願之心深有感觸,她感性地說,這些經驗都讓她對生命議題產生好奇心,決定往醫療人類學的方向去。

劉紹華與地藏王菩薩有緣,家裡的一角擺放著佛像與充滿綠意的植栽。劉紹華提供

無法無視他人的痛苦 她走訪世界做研究

在這世界上,每一事件背後都有錯縱複雜的脈絡,包括政治經濟、家庭關係、環境自然等等,甚至宗教,而醫療人類學家的工作,便是從疾病切入,一一剖析梳理上述脈絡,加入設身處地構成理解,提出建議。

劉紹華指出,90年代後期,她辭了記者工作,適逢柬埔寨與台灣斷交、結束內戰,當時戰後難民從泰國被遣返回柬國,國際援助人士從四處飛來,性暴力、性買賣、經濟貧窮、政治局勢不穩、國際強權角力等問題漸漸浮上檯面,當地愛滋病也為此傳播愈快,個案數在短時間內從個位數飆升到成長率為亞洲第一,促使她決定赴柬參與國際援助,後來還赴申請「金邊高等研究院人類學愛滋病研究計畫」實習工作在當地做研究。

她回憶,有次與聯合國一名負責貧窮議題的高官討論柬國愛滋病,對方脫口而出說若自己得了愛滋病就不會想活下去,無法理解為何愛滋病患堅持活下去的原因,「我很驚訝他說這些話,我可以理解當時醫療環境沒有現在進步,但我還是告訴他,愛滋病不是柬國人民面臨唯一的難題,他們本來就得面對貧窮、性暴力等等問題,疾病只是人生其中一部份而已,不是全部。」

她說,她至今仍記得在柬埔寨遇到的人們,在困境中仍保有純粹的笑容,那是一種生命韌性,所以當時很想為他們撕掉外界的歧視標籤。

90年代的柬埔寨國內動盪,人民須同時面對政局不穩、貧窮與愛滋病等難題。示意圖,取自Unsplash

劉紹華在柬埔寨待了近2年後,決定飛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攻讀社會醫學系人類學組博士。就讀期間,前往中國四川偏遠山區研究愛滋病、海洛因對當地民族諾蘇人造成的衝擊,以及邊緣群體如何面對社會汙名歧視,面對國家級的結構問題又該如何生存下來。而這段中國研究歷程,劉紹華前後用了10年,透過國際論文、書籍《我的涼山兄弟:毒品,愛滋與流動青年》將諾蘇人的處境告訴世人,獲得國際關注。

此外,劉紹華也曾到訪尼泊爾紀錄「毛共暴動事件」,在中國則進行麻風瘋病研究,還有新冠肺炎期間,分析國際之間競賽與合作共存、國家文化與感染管控差異;近年也也開始研究台灣水資源之於環境和人的關係、綠色照護、以及自己與媽媽生病的歷程。

生病面對身心劇變 她用人類學找到方向

長年深入國外做研究,劉紹華通常都是好奇心多於恐懼,漸漸給人一種天不怕、地不怕的印象,不過2018年7月她與母親陸續被宣判淋巴癌第一期與阿茲海默症,她對自己的人生開始有了不同思考,期間也不忘運用人類學的思考與經驗在自己、家庭、社會上。

她回想當時,生病初期,重病患者普遍都會經歷身心天翻地覆的變化,根本沒有精神應付各方擔憂,她也一樣。

舉例來說,劉紹華在國外工作獨立自主慣了,養成不喜歡麻煩他人的習慣,對家裡一向報喜不報憂,結果生病後,她嘗試向親友示弱,「工作上如果是為了公共性事務,那我會毫不猶豫開口,可是自己的事,真的很難,」不過,她也說,其實學習開口後就可以愈來愈自然,而她透過學習示弱求助,才理解原來很多親友很願意伸出手接住她,她也為此建立可貴的感情連結。

另外,家裡一次有兩個病患,讓兄姊們大受打擊,每個人的生活節奏都需重整,就像大嫂後來為了照顧媽媽辭掉工作,其他家人做支援。這期間,病人與照顧者之間的磨合,也讓大家歷經很多情緒轉折,花了一段時間彼此才取得平衡,現在想來,當時很辛苦也很有意義,「一般的家庭不可能沒有問題,重要的是大家能不能有共識、有解決問題的意願呢?在我們家,我們的共識就是沒有想要放棄任何人。」

每個家庭都有各自的難題,劉紹華與家人的共識是不放棄彼此。示意圖,取自Unsplash

她笑說,兩個讀大學的侄子對奶奶的愛很濃烈,每次回家都會主動帶奶奶出門吃吃喝喝,面對奶奶認知錯亂,也很懂得順著化解危機,「記得疫情間我哥跟大嫂要幫媽媽快篩,結果老人家被戳鼻子哇哇叫,我侄子心疼奶奶,從房間衝出來跟他爸槓上,後來我哥用怒目金剛故事回他『用暴力的手段做慈悲的事』結束這一回合。」

至於照顧者的重擔,她也在與家人磨合過程中領略如何把照顧負擔轉化成陪伴病人,笑說自己樂觀天性果然有得到爸爸真傳,「知道自己生病後,有一度常常想到什麼是地獄?我站在生死臨界點上有沒有懊悔、愧疚、心虛、遺憾?會不會一切都來不及了?那種思考的情緒強度可說是非常高,但我得出一個結論,我這輩子做事一向盡心盡力,很多事情都體驗過了,可說是活得心安理得,唯一的遺憾是無法參與母親生病初期那段時間,所以現在盡可能陪伴她。」

她體貼地說,現在大家生活都不容易,自然而然不敢看別人的痛苦,就怕看了得一起承擔,其實病人不一定需要別人可憐,或者迴避討論病情,「可以看做陪著病人走一段路,陪伴是很有力量的,羈絆可以是溫暖的,而且我理解告別本就是人生常態,生命與能力有限這件事,並不是全然的痛苦,開心的事情,裡面也不全然是明亮的,因此,人們可以在日常生活中鍛鍊自己,不然直接面對最衝擊事件發生,很可能痛到出亂子。」

生病前追求知識為公眾發聲,病後她開始往自己心裡看

此外,劉紹華在治療與康復期間,曾透過換新香皂等等生活小儀式,讓自己依序經過「分離、過渡與整合」三階段,她解釋,這些生活小儀式其實是人類學中的「通過儀式」,讓參與者離開原本結構性的位置,暫時脫離既有的價值規範或行為情緒,最後在象徵性地引導他們進入新的階段。

人們在通過儀式中,很容易察覺情緒會在興奮期待與焦慮不安反覆擺盪,直到正式跨越到新階段迎接下一個功課。

她分享,生病前,她追求知識,工作穩定繁忙,樂於為公眾發聲,可是生病後她開始往自己心裡看,發現脆弱、依賴、焦慮、較真的自己,而她也不迴避,當作鍛鍊自己心智的機會,體驗每一個歷程。

此外,生命的常態發展歷程,都是從自我開始向外延伸,每個人皆用自己的方法步調和家庭、社會、國家、世界建立連結,每個階段勢必都有相互重疊的狀態,但了解自己位處哪個位置,或許可以找到困難解答,譬如她身為人類學家,熟知每個階段的連結,明明知道里長是疑難雜症的解方,但生病煩惱飲食問題的時候,卻忘記里長或許能為她媒合合適的人選。

劉紹華說,現在自己已康復痊癒,她用《病非如此》一書紀錄這5年康復歷程,陪伴有需要的病友與照顧者,至於未來在醫療人類學的研究上,也能更廣更深層的角度去剖析。

從照顧經驗看現行長照制度2.0:一開始就走錯方向

由於媽媽的阿茲海默症,劉紹華與家人常有不同挑戰,尤其疫情3年,居家服務與日照中心暫停服務,媽媽少了許多外界刺激加速病情惡化,有時會不認得家人、忘記自己是否洗澡吃飯等等,為照顧者增添不少挑戰,幸好大家都可見招拆招,順勢化解「危機」,在辛苦中找樂趣。

劉紹華說,他們兄弟姊妹與侄子都很願意照顧失智的媽媽,但失智者只是認知能力退化,社會化能力、智商與體力如常,「換句話說就是很難搞,照顧者真的很不容易」,她說,現在家人仍有共識要親自照顧媽媽,不過未來並不排斥送照護機構。

外籍移工是臺灣照護一大助力,但政府仍需提出新政策解決未來長照壓力。示意圖,陳品佑攝

她認為,台灣現在是高齡化社會,很多傳統概念是必須要改變,就像以前常有人指責把長輩、病患送專業照護機構是不夠愛、不夠孝順的表現,但事實上,把照護交給專業人員,可能能讓病人受到更好的照顧,照顧者也可以繼續經營自己的人生。

不過,她也坦言,現在長照機構太少了,尤其日照中心,追不上需求,做得好的機構又有太貴、地點偏遠的問題,讓病患家庭很難為。她說明,依據現有「長照2.0」政策,政府對各式長照機構的建置標準很嚴苛,要求地點、坪數、人力等,以致機構經營成本大幅提升,服務推得很辛苦。

「國內長照政策從一開始就走錯方向,很多人都寄望政府來承擔,但現有稅收制度真的可以承擔嗎?我認為這麼做無法普及長照服務,長照應像健保一樣走保險制,實現收費平價化,才能照顧到大部分的人,不然病人很辛苦,照顧者也很難。」

針對未來的照護環境,她說,或許有生之年無法等到長照政策有結構性調整,不過比起憂慮未來,她現在盡可能把握與家人相處的時間,好好照顧自己,繼續享受工作帶來的快樂,過好眼下的生活才是踏實的方法。

劉紹華 小檔案

學歷: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社會醫學系人類學組博士

現職: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研究員、臺灣醫療人類學學會創會理事長

研究專長:人類學、醫療衛生、性別、環境、全球化、現代性

經歷:國科會人文司人類學及族群研究學門召集人(2021.1-2023.12)

《麻風醫生與巨變中國:後帝國實驗夏的疾病隱喻與防疫歷史》作者

《我的涼山兄弟:毒品、艾滋與流動青年》作者

《人類學活在我的眼睛與血管裡:從柬埔寨到中國,從「這裡」到「那裡」,一位人類學者的生命移動紀事》作者

《疫病與社會的十個關鍵詞》作者

《病非如此:一位人類學家的母女共病絮語》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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