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因兩岸分治而形成的台灣國際網絡　

1895年臺灣接受日本殖民統治後，始邁入近代化的經濟型態。當時的工業化大多配合日本國內需求與對外擴張而發展。1945年日本敗戰、國民政府接收臺灣後，臺灣的經濟隨即歸屬於中國大陸政權，並在初期著重修復戰時受到損害的設備。直到1949年底，中華民國政府撤退來臺，臺灣才成為獨立的經濟個體，與清朝、日治和戰後初期依附大型經濟體的情況有所不同。自此之後，除了運用本地資源基礎外，臺灣也透過國際連結取得所需技術與原料，將工業製品出口至海外。

從世界經濟史的演進來看，英國、美國等較早工業化的先進國家，在棉紡織、鋼鐵、機械與鐵路等產業上幾乎是同時取得進展。相較之下，身為亞洲後進國家的日本，在19世紀是先發展紡織、鋼鐵與機械業，後來才出現造船與汽車等組裝性產業。日本殖民統治臺灣時期，鑒於自身工業革命的進程並配合國內需求，決定以國家的力量在臺灣促成機械製糖業的興起。

戰前臺灣的工業化除了製糖業規模較大之外，紡織業主要集中在裝載米糖的黃麻紡織，顯示殖民地產業型態多半是為因應日本本土需求。先進國家較早出現、與民生消費相關的棉紡織，臺灣則遲至1950年代初期成為獨立的國民經濟體後，才正式發展。

至於組裝性產業，歐美日等國的生產路徑通常是先發展鋼鐵與機械業，再進一步建立船舶與車輛產業；然而，臺灣在戰前因一戰後的經濟榮景及區域性市場需求，先出現造船業，之後於1950年代才陸續發展汽車與機車工業。臺灣的機械業最早可追溯至戰前生產糖業相關機械；戰後一段時間內，因受制於本地鑄造及金屬產業基礎薄弱，導致機械製品品質受到影響。另一方面，作為機械業重要原料的鋼鐵業，則直到1970年代末期一貫化大鋼鐵廠運轉後，才進入大規模生產。

由上可見，戰前臺灣雖在特定產業（如製糖、造船）取得一定發展，但仍與先進國家存在明顯落差，自有其特殊性。接著，我將進一步探討這種差異所造成的影響。

綜觀戰前與戰後推動工業化的進程，可以看出作為後進國的臺灣在工業化初始階段，與先進國相比所呈現的特殊性。也因為臺灣與先進國的產業發展順序不同，導致部分產業於發展初期面臨諸多不利條件，展現了後進國工業化的「跛行性」。

除了從工業革命進程的角度檢視以外，若從東亞經濟史的脈絡來看，又當如何理解戰前臺灣在日本帝國下的分工，以及戰後在兩岸分治與美蘇對立的冷戰背景下，臺灣與東亞各國乃至美國之間的經貿連結？

首先，堀和生提出「東亞資本主義」，闡述戰前日本與其殖民地臺灣、朝鮮、滿洲國以及其他日本占領地之間的分工與連繫，並解釋這些關係如何驅動臺灣與朝鮮的自生性工業化。至於戰後部分，堀氏則聚焦於臺灣、韓國的貿易關係與產業分工，說明兩國經濟與美國、日本之間緊密的經貿連繫。總體而言，堀氏所關注的東亞資本主義，是以日本帝國的舊殖民地為主要考察對象，梳理這些殖民地與日本之間的長期關係，並強調美國在戰後扮演的關鍵角色。

杉原薰則從「亞洲間貿易論」出發，試圖擺脫既有亞洲經濟依存歐美市場的「西洋中心史觀」，主張應關注亞洲內部在生產、貿易與消費等領域的分工關係。對於戰後亞洲經濟，杉原認為東亞經濟是在冷戰體制下形成的貿易秩序之中發展，強調日本不僅帶動了韓國與臺灣等地的起飛，也支撐了美國軍事產業的成長。而後透過長期的實證研究，杉原更進一步將「亞洲間貿易論」拓展為「東亞型發展路徑」。

近年來，跨國史研究盛行，強調各國在政治、經濟與文化等層面的互動關係；同時，研究的行為主體也不再局限於政府，逐漸延伸至企業與個人。過往許多跨國史研究成果是從外交的角度考察雙邊政府的活動，近期則開始將關注焦點擴及經濟部門的企業活動。

1950年起兩岸分治，關於此一時期臺灣國際經貿對外運作關係的研究，往往強調美國和日本的影響。當時，日本的角色已從戰前的殖民帝國，轉變為戰後在國際經貿環境中運作的國家。無論是東亞資本主義、亞洲間貿易論或跨國史研究等觀點，都強調各國或地區在不同時期對外經濟關係的重要性。然而，要將臺灣放入上述這些理論框架中理解，仍有待更多實證研究。

臺灣經濟史的對外關係研究，在戰前部分，多聚焦於臺灣與其他殖民地、滿洲國之間的經貿活動，臺灣與中國或南洋占領區之間的經濟往來，以及日本帝國中各殖民地的比較。至於戰後，研究主題則包括美國援助對臺灣經濟的貢獻、戰後臺日經濟如何從殖民地與殖民母國的關係演變為國際經濟關係的過程；另有學者指出臺灣與美國、日本之間存在「三角貿易」的特徵。

然而，這類研究雖揭示了對外經貿關係的脈絡，但若僅以統計資料或宏觀視角切入，往往難以看見企業與產業在底層運作的細節。也就是說，僅憑生產與貿易等統計數字所提出的東亞資本主義或亞洲間貿易論，並不足以反映企業和產業在經濟活動中實際的發展過程。此外，臺灣戰前受日本殖民支配，戰後作為一個工業化後進國家，政府也在經濟開發中長期扮演干預角色，但這些政策的推動是否面臨限制，也有待透過底層企業與產業的實際運作來進一步瞭解。

再者，若試圖將跨國史的研究視角融入臺灣經濟史脈絡，除了關注戰前戰後臺灣經濟的對外關係，也應討論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從中國大陸撤退來臺的影響。雖然此番變動並非跨國性的雙向流動，而是自中國大陸到臺灣的單向移動，但過程中也為臺灣經濟發展帶來部分人力資本和物資設備。因此，有必要跳脫既有研究較常關注的官僚角色和紡織業資本，以更廣闊的視野重新審視這段歷史。又，1949年亦有一些專家、人員從中國轉往美國任職，他們後來不僅提供臺灣政府對外採購的商貿中介服務，也為政策和學術發展提供所需諮詢，可說是1949年後因兩岸分治而形成的某種國際網絡。

※本文轉載自《戰後臺灣經濟的再思考：資源、產業與國家治理》導論／春山出版／作者1978年出生於臺北市。國立臺北大學經濟系畢業，國立政治大學經濟學碩士、博士，曾任國立成功大學博士後研究員、日本學術振興會外國人特別研究員（所屬：東京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國立臺東專科學校通識教育中心專案助理教授。現為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教授兼所長、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合聘教授。研究領域為臺灣經濟史、產業史和日臺經濟關係史。主要論著有《近代臺灣造船業的技術轉移與學習》（遠流，2011）、《商人、企業與外資：戰後臺灣經濟史考察（1945–1960）》（左岸文化，2021）、《企業、產業與戰爭動員：現代臺灣經濟體系的建立（1910–1950）》（左岸文化，2022）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