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生有你／揭祕「成年監護」！他們暖當無血緣家屬：不捨長輩孤獨死去
記者張雅筑／台中報導【12:10上線丨14:30更新 新增內容】
在醫院長廊的盡頭，一名失能長輩靜靜地躺在病床上，門外卻是此起彼落的爭吵聲，子女們為了誰該負擔醫療費互推責任；另一間病房裡，明明是陪伴生活多年的義子、義女，卻在他面臨生死關頭需要急救時，因為在法律上「沒有血緣關係」，所以在面對手術同意書時，只能無助地握著筆。這些畫面，隨著台灣邁入超高齡社會、少子化，加上家庭功能趨漸薄弱，每天在各個角落真實上演。而這些「現實」，不僅突顯出成年監護制度的重要性，也讓大家意識到，人生最後一哩路，血親不再是唯一的依靠！
台灣社會結構早已發生根本性的質變，「老老照顧」、「老少照顧」與「單身孤老」成為現今常態。而這樣的常態也為許多失智長者或身心障礙者帶來殘酷的困境，那就是，當他們大腦「斷線」，失去自理與判斷能力，「家屬」這層安全網又因故缺席、失能，甚至因利益衝突斷裂時，誰能為他們決定和守護餘生的尊嚴，並保障其財產和權益呢？
談及「監護權」，大眾普遍和刻板印象都只會想到未成年子女的扶養爭取，但事實上，成年人同樣需要監護制度的守護。當一個成年人因心智、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導致辨識能力不足時，法律就需要及時介入——透過「成年監護」制度，由法院裁定適合的監護人（自然人或法人），確保其在餘生中，醫療決定、生活照顧與財產管理仍能獲得妥適的代理與保障。
聽起來似乎有些繁瑣和殘酷，但在這張悄然失靈、真空的血緣安全網，以及法律的冷冽條文之外，有一群人正努力去填補那個「洞」，像是各縣市的社會局或社福機構等。以台中來說，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就以「法人」身分承接起「監護人」這個重擔，而社工負責擔任執行者。因為他們的存在，讓許多孤老且失能的阿公、阿嬤，得以在生命的最後一哩路擁有「契約家人」、「社會家人」，可以獲得應有的尊嚴與照顧。
「On Call」守候你：是監護執行者更是無血緣的家屬
談及成年監護社工與一般社工有什麼差別，在弘道基金會負責成年監護領域長達近6年的社工李學玫表示，其實白話一點講，就像是個案沒有血緣關係的家屬。她補充道：「這些個案生活上大大小小的事，我們就像他的孩子、孫子一樣，得協助完成，甚至代替真正的血親去盡到那責任和義務。」
李學玫說，即便服務到現在，她仍覺得，社工不論做了多久，都還是在不斷學習的路上，「還是有很多沒碰過的事情，有時突然遇到時也會自我懷疑：『這真的是我們該做的嗎？需要做到這個份上嗎？』但冷靜下來想，若關係著個案的權益，我們理所當然要去做，若是站在『家屬』這個角色，又或者把自己當作是個案，若我覺得，『我們是他的話，我們也會做這樣的選擇，那我們就會去執行。』簡單來說，很多的出發點都是站在個案的權益上，儘量設身處地為他著想，思考他想要做什麼樣的選擇。」
當一名成年人的監護人執行者，其實就像是當一個「大孩子」的家長，從他們的生活照護、醫療決策到財產管理等，甚至連「玄學」都要管。李學玫分享自己最深刻的案例之一，她說，自己曾為了幫安置長輩退租，特地請風水師進行「送神」儀式，安妥長輩供奉數十年的神像。此外，學玫也提及，曾與夥伴在長輩的家中翻箱倒櫃，在天花板、床底尋找長輩藏了一輩子的積蓄，只為確保長輩的每一分錢，都能實實在在地用在他自己的醫護與生活上，「如果你是他們，肯定也會期待自己的信仰被好好的對待，對於自己守著的辛苦錢或家當，一定不希望被直接當作垃圾丟掉。」
另名成年監護社工范家瑜則形容，「On Call」是這份工作的日常，因為這些阿公、阿嬤其實都是無法自主做決定且身體可能有狀況的，「因為我們是他們唯一的『家人』，也就是監護權執行者，所以若他們發生什麼狀況時，很多時候我們得第一時間趕到現場。」范家瑜舉例，曾經有一年的小年夜，當家家戶戶正準備過年、圍爐團圓之際，自己突然接到一通醫院的急診電話，雖然對家人感到抱歉，但使命感讓她二話不說驅車前往南投簽署文件。還有一次是凌晨2、3點，她騎著機車直奔醫院，並在急診室陪伴個案，直到確定沒問題了才再騎車返家，「回到家已經4、5點了，但完全沒有想到累不累這個問題，而是心裡一塊大石頭放下了，就覺得：還好長輩穩定下來了！」
即便這份工作需要極大的體力與心力，但范家瑜感性地說，自己至今從未想過放棄，因為她看見了這群長輩在失能之後的脆弱與純真。范家瑜舉例道，有的長輩即使意識不清，仍會像孩子般對著她鬧脾氣，抱怨被管路約束不舒服等，「其實他們只是需要有人理解、有人安撫，還好有我們一起接住他們，讓他們在晚年至少是安全、乾淨且有尊嚴的。」
法律縫隙裡的掙扎：想放手卻不能的痛
許多人不捨家屬在人生最後還得承受急救的折磨，因此「不插管、不氣切、不壓胸」已成為許多家庭的共識，但對這群「社會家人」而言，決定「放手」，卻是這份工作中法條與人性最劇烈衝突的一環。即便已是法院認證的合法監護人，但成年監護社工在面對個案生命終點時，仍常感到深深的無力，最讓她們揪心的，就是關於「急救」的決定。
「看著長輩已經奄奄一息，全身插滿管路，一張又一張病危通知開出來，我們好想讓他們尊嚴地走，但法律規定只有親屬能簽DNR（不施行心肺復甦術）。」身為法人監護社工，即便看著長輩受苦，也只能眼睜睜看著急救程序不斷循環。范家瑜語帶哽咽地說：「我們只能沉默，然後看著醫療人員依照自己的專業和職責『盡力急救』，但那種不忍心，是我們永遠的煎熬。」
李學玫直言，雖然他們是監護人執行者，但在醫療現場，即便長輩已多重器官衰竭、生命跡象微弱，若個案生前未簽署預立醫療決定（AD）或安寧緩和醫療意願書（DNR），為規避「未盡職責」的法律風險，他們只能看著長輩不斷地被壓胸、電擊，甚至插上冰冷的管路。這些畫面，對他們而言，是比體力透支更巨大的創傷。
「我們想給長輩一份平靜的終點，但礙於制度規範，我們無法選擇，想放手卻放不了…不得不說，這種『守護』有時顯得格外殘酷。」學玫與家瑜不約而同地提到，這份工作最需要的，其實是社會對「非血親監護」更多的理解與制度上的彈性，讓這些沒有家人的長輩，在最後一哩路能少一點折磨，多一點平靜。
跨越生死的約定：那句「捧斗」竟成了真實
在長達數年的服務中，社工與長輩之間發展出的情感，往往超越了法律上的關係。李學玫曾為了讓失能長輩安心安置，慎重地請來專業人士為長輩家中的神明辦理「送神」儀式；也曾在整理房子時，細心地在天花板或床底找尋長輩珍藏一輩子的積蓄，只為了守護這份長輩最後的權益。
社工瑜則分享一個令她永生難忘的故事，她說，有一位重聽的伯伯，生前總把「弘道（Hóngdào）」聽成台語的「捧斗（Pǎng-táu）」，還曾笑著對她說：「我還沒死，妳就要幫我捧斗喔？」
沒想到，伯伯走後因為真的無親無故，在告別式當天，禮儀師詢問范家瑜是否願意代為執行。那一刻，她捧起了老伯伯的骨灰罈，「我心裡對他說：『伯伯，我真的來幫你捧斗了。』」這不再是合約上的義務，而是身為家人最後的溫柔送別。
「老後尊嚴」的集體投資
弘道基金會台中服務處處長陳國慶受訪時坦言，弘道以「法人」身份擔任監護人這條路，已經走了20多年，目前仍是全台極少數願意承接這項重擔的團體。陳國慶指出，擔任成人監護的社工相當不容易，不僅要懂法規、地政、醫療，更要有一顆強大的心臟。他透露，基金會曾經為了圓一位在監獄服刑兒子的心願，身為處長的他親自簽下保證書，讓受刑人能出監見病危母親最後一面。
「那個決策很難，但我選擇相信夥伴，也相信母子間最後的連結。」陳國慶說，這不只是在幫長輩管錢、管病，更是在守護「身而為人」最後的體面。
至於容易讓大家有疑慮的財產問題，陳國慶強調，千萬別覺得監護人是想覬覦財產或什麼的，因為身為法人監護人，每一筆花費都需向法院呈報清冊，且受監護人往生後，監護關係即刻終止，財產會移交給法院指派的遺產管理人。
提早規劃，別讓人生最後一哩路斷裂
面對不婚不生的浪潮，陳國慶處長與兩名社工一致建議大眾應及早認識「意定監護」制度：
1、錢要存夠：這是老後尊嚴的基礎。
2、善用工具：透過「意定監護」在清醒時指定信任的對象（自然人或法人）擔任未來監護人。
3、配套規劃：結合「銀行信託」管理財產，並預立「醫療決定書（AD）」與「遺囑」。
台灣社會不僅面臨高齡化與少子化的「國安危機」，也正步入「大孤獨時代」，決定不婚不生的年輕一代，或許現在正快樂，但面對老後的失能風險，大家真的準備好了嗎？
訪談結束時，社工們留下最誠懇的建議：如果可以，請提早為自己選好對象，也就是值得信任和託付未來的「監護人」！別讓自己辛苦了一輩子，最後卻在最脆弱、最需要急救的關頭，因為法律程序上的空白，成了一個在手術室外無人能簽字、無人能接應的孤單名字。
「會不會是因為他們知道，最後送走他們的人是妳，所以他們很放心？」主管的這句支持，成了社工們在無數個告別夜晚裡，支撐下去的唯一慰藉。在台中這塊土地上，這群「無血緣家人」正用他們的堅持告訴我們：愛，可以超越血緣；尊嚴，不該有真空期。
❤特別感謝以下專業單位協助完成製作&採訪「成年監護制度」專題報導：台中地方法院、台中地院家事庭顏淑惠庭長、弘道基金會台中服務處、弘道台中服務處陳國慶處長、資深專員林玠汶以及李學玫社工、范家瑜社工❤